妇女闲聊录-第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林白最胆大包天的尝试！
迷离隐秘的私人生活；
错综复杂的男女关系；
快乐哀伤的最底层故事。
新星出版社作者：林白
相关评论
乡村妇女传达出的民间世界观造就了林白在叙述上的革命，而且林白丰富的感性知觉使她在这部小说的叙述中充分保留了口述实录过程中的汁液，这无疑让读者能品咂到更丰富的滋味。但沉迷于感性知觉也使得本来可以更明晰的意义变得含混不清。这大概是我对这部小说有所不满足的地方。
叙述革命中的民间世界观（贺绍俊）（1）
——读林白的《妇女闲聊录》
贺绍俊
林白的《妇女闲聊录》是由217个片断组成的，它暗寓着世界的整体性已经被彻底粉碎。在后现代主义者的眼里，世界只不过是由无数的碎片拼凑成的。这也就是后现代派为什么热 衷于碎片处理的原因。施奇克尔说：“我们在片断中感知，在片断中生存，也必然在片断中死去。”林白对于后现代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所以我对她完全采用片断的方式来结构长篇小说一点也不感到惊奇。
一
说句玩笑话，“女大十八变”真可以用来形容现在的林白，不是说她的容貌变得快，而是说她的写作变得快，变得简直让你眼花缭乱，惊诧不已。林白曾经被公认为是个人化写作的代表性作家，她定格在读者头脑中的印象是一位沉迷于自恋中的坦荡女性，她呵护自我的情感世界和自我的女性躯体，情感和性，构成了她的小说世界的基本元素，她把情感和性精心扎成惟美的花朵，这种花朵封闭在她的自恋的精神堡垒里，也许过于脆弱，外面世界的风会把它吹得零乱不堪。因此这就导致了林白本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要承受各种指责和打击。她似乎也习惯了这种指责和打击，并且更加把自己孤立于社会之外，这是她能够采取的自我保护的惟一方式。
然而自恋中的林白也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这种变化首先在《玻璃虫》中有所透露，她像一只柔软的虫子朝着外面蠕动，不过那个封闭在自恋精神堡垒中的林白在读者的印象中太强烈了，因此《玻璃虫》中的变化并没有引起人们太多的关注。到了去年的《万物花开》，林白就像是破茧而出，化蛹为蝶，她彻底从自恋的精神堡垒中走出来，完全是一种开放式的写作姿态。虽然她一再对社会有着小心的提防，但一旦她勇敢地走入社会，她就什么也不怕，任着自己的想象在大千世界里驰骋，这种开放式的驰骋与她封闭式的自恋并不相矛盾，她的自恋说到底仍是一种对抗的方式，是一种逃逸中心的自我保护法，而她通过一位乡村孩子，发现了一个与中心相异的万物世界，她自然会放松戒备之心，因此《万物花开》仍是林白的风格。我以为林白会沿着《万物花开》的路子还要走一段，起码也应该将这条路走得更为平坦一些吧。然而没想到一年之后，她拿出的这一部长篇小说《妇女闲聊录》完全是一个全新的路子。她在这部小说中显示的姿态是，她面对大千世界不仅要放任想象，而且要放任言说，她通过一位乡村妇女的嘴发起了一次叙述的革命。
二
这是一部充满后现代精神的小说。它用一种新的叙述颠覆着许多习惯性的东西。如果说，在《万物花开》中，林白是把自己头脑中的后现代瘤子移植到一个乡村孩子的头上，通过这个孩子去看社会；那么，到了《妇女闲聊录》，她干脆让乡村的一位女子完全取代了她的位置，她拱手让出作为作家的话语权，于是一场语言的暴力发生了：来自乡村的声音打乱了文学讲坛的井然有序，这多少有些像八十多年前被毛泽东称赞过的农民运动，这种未经训练的、粗鄙的乡野之音居然放肆地跑到地主小姐的绣花牙床上翻滚。
林白在这部小说中采取的方式要说简单也很简单，她选定了一位乡村女子，显然这是一位口齿伶俐、能说会道的女子，让这位女子在无所约束的状态下讲述自己的经历和见闻。这种方式说起来也不新鲜，曾有一些作家做过类似的口述实录体的实验。而且文学中的口述体恐怕还来自于历史学界。口述历史被作为挑战传统历史观的重要方式，就在于倡导口述历史的学者们意在通过口述历史来达到重新阐释被阶级、种族矛盾冲突所强制的历史，因此口述历史的对象往往是社会的弱势群体，是游离于权力中心之外的民间。但在口述历史中，叙述者始终是被动者，口述历史最终必须通过组织者的理论之网的筛选，而在《妇女闲聊录》中，林白看上去处在被动的位置，她创造了一个意识形态真空的环境，使得那位叫木珍的女子在释放了一切精神压力的状态下自由地宣泄，从而达到了巴赫金所说的民间语言的狂欢。林白逃逸中心的企图最需要这种狂欢精神的鼓励，因此她会沉浸在木珍的宣泄里，她所感应到的也是宣泄中的狂欢。她说：“我听到的和写下的，都是真人的声音，是口语，它们粗糙、拖沓、重复、单调，同时也生动朴素，眉飞色舞，是人的声音和神的声音交织在一起，没有受到文人更多的伤害。”林白以自己的方式复制了木珍叙述中的狂欢精神。
在这种复制中林白充分展示了民间叙述的力量。也许我们会发现，所有经过文人加工的文学叙述，其最初的原始形态就存在于民间叙述之中。比如“第一四四段”中的“她让疤子别打牌，他发誓不打，拿起一把菜刀，把小指头砍了，伤还没好，又打。”这简直就是一篇由文人撰写的笔记小说，精练，传神，蕴含丰富。但这种精练和传神显然又不同于笔记小说的文人风格，它不在于遣词造句的讲究，所以它的精练不是对文字的浓缩化和典雅化，而是通过对事理的淘洗所获取的一种生活结晶体，这种结晶体使因果关系高度抽象化，让人有一种直逼生活本质的感觉，我以为这正是一种民间风格的精练。而从文学演进的过程来看，应该是先有这种质朴的民间风格的精练，然后才有文人风格的精练。
叙述革命中的民间世界观（贺绍俊）（2）
三
在急剧变化的世界面前，作家们普遍有一种现代性的焦虑，他们亲身体会到伴随着社会秩序瓦解而带来的文学话语大厦濒临倒塌的危机，因此他们需要寻找到阐释世界的另一套话语系统。做得比较彻底也比较成功的，应该是韩少功的《马桥词典》。至今我们对于《马桥词典》的革命意义认识得还不是很充分。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我很高兴地读到了林白的 《妇女闲聊录》，从阐释世界的角度说，《妇女闲聊录》具有与《马桥词典》相类似的意义，它们的意义都在于从话语系统的角度对民间社会重新进行阐释，从而展示出现实世界中被既定的权威话语所遮蔽的一面。
这两部小说都是拆解了现成世界的整体性，然后用另外的话语系统将将拆解后的碎片重新组合起来。当然，韩少功与林白是两位性格截然不同的作家，他们所选取的角度也迥然两样。韩少功是一位思想型作家，他从语言入手，将马桥世界拆解为一个个零散的字词，这些字词既是马桥人的符号，也是马桥人的历史和文化，而韩少功通过语词还原了马桥人的历史和文化本相，在这种还原中体现出韩少功的理性和思辨性。而林白是一位意象型作家，她把王榨村的生活拆解为一位叙述者头脑中的一段段的记忆碎片，在形而下的层面还原了生活的本相，这种还原完全是感性的和情绪化的。
木珍的叙述完全表达了民间的立场，这种叙述所构造起来的世界显然不同于既定文学叙述中的世界。既定文学叙述中的世界服从于公理和逻辑，而公理和逻辑代表着社会的权威。但在木珍的叙述中，公理和逻加遭到了蔑视，王榨村的人以自己的世界观处理日常生活。于是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一种潜在的民间意识形态，从根本上左右着王榨人的生活方式和情感方式。小说的叙述中多次涉及到王榨村错综复杂的两性关系，如木匠从海南带妓女回家，“木匠的妈妈心疼钱，当着大儿子、二儿子媳妇的面跟三儿子媳妇喜儿说，你大哥跟别人好还要花钱，不如跟你好算了，你闲着也是闲着，他大哥也不用给别人钱。”又如叫和尚的女人在家偷情，她的公公来干涉，她就骂公公是老畜生，她生的儿子一个像四伢，一个像三类苗的哥，她的丈夫仍很乐观，就说他没儿子，只有女儿。又如“木菊跟她大姐看上同一个男的，趁她姐夫不在家，这两姐妹就跟这个男的睡，三个人睡在一张床上。”这些性事在一般的文学叙述中无疑会成为引发思想和情感激烈冲突的重要情节，像是具有巨大能量的炸弹，一旦爆炸就会血肉横飞。但在木珍的叙述中，这些看似惊天动地的性事完全被日常生活化了，这种日常生活化显然表达了一种民间的世界观。一方面，人们并不认同这类性事对于伦理道德秩序的破坏，另一方面，既然这类性事发生了，也就被生活接纳了下来。伦理道德秩序就是一种公理和逻辑，它构成了炸弹的能量，所以木珍的叙述就像是做了一件摘除“引线”的工作，这些炸弹的能量虽然并没有消失，却不再具有杀伤力。木珍的叙述就在不断地做这种摘除引线的工作，这正是潜在的民间意识形态所具有的一种极强大的协调和吞并的功能，它并不抵制公理和逻辑，而是包容下公理和逻辑，化解了公理和逻辑所带来的紧张矛盾冲突，使民间的生活充满源源不断的生机。如在这段叙述里：“有个女的嫁到我们村，她要跑，也不用离婚，就从男家跑到另一个男的家住下来，这个男的怕她再跑，赶紧去领结婚证，结果还是跑掉了。”我们就发现，法律在王榨既存在着，又被悬置着。如在民兵训练的一段叙述里：“这个区集训的只有三个女孩，三上女孩都有点胖，睡在一个床上，笑呢，说我们三人可别把那垫床的砖给压断。”一个非常严肃的政治性事件就这样被置换成戏谑，但又无伤大雅，不损耗民兵训练中所包含的政治权威性。从一个乡村妇女的闲聊中传达出这么多我们在正式谈话中所感受不到的内容，这恰是由于她的闲聊中包含着另外一种话语系统，这种话语系统构成了民间的世界观，我们通过民间的世界观，看到了社会日常生活顽强持久而又充满活力的一面。
乡村妇女传达出的民间世界观造就了林白在叙述上的革命，而且林白丰富的感性知觉使她在这部小说的叙述中充分保留了口述实录过程中的汁液，这无疑让读者能品咂到更丰富的滋味。但沉迷于感性知觉也使得本来可以更明晰的意义变得含混不清。这大概是我对这部小说有所不满足的地方。
让他者的声息切近我们的心灵生活（施战军）（1）
——《妇女闲聊录》与今日文学的一种路向
施战军
在这近十余年里，中国文学长大成人的影像相当清晰。遥想那个叛逆的“个人化”时期，那些标志性作家就像撒娇任性的青少年一样，唯我独尊又牢骚满腹，姿态、语式和装扮都 在一个自以为本真的狭隘世界中奔闯招摇，但是在集体代言叙事仍旧强大的语境下，他们以个性表达逆反的热诚和创造的渴望，使我们不能不为之感到钦敬。在不断的摸索和调整中，写作的成长经验和转换能力越来越显得重要，它必将带来对自我的文学命义的质疑和蜕变。除此，对世界经典文学资源…尤其是作家情怀与作品品质的关系…的领悟，让我们看到这几年在充分“个我”之后，“他者”已经成为中国作家中的优异者所倾心关注的对象，经由阅历的成熟，他们意欲直面“我们”的人性生存状况，以呈现的方式给庞杂繁复的日常生活理出某种头绪，进而看清自身所处的时代裂变的真切性。于是，“一个人”和“他们”达成对话的心心交流的文学时代正在开启，一个有所承担、在充分包容中尊重、体恤甚至化入“他者”的文学路向即将豁然开朗。
在这种路向由影影绰绰至初现端倪再到拓宽延伸的过程中，可能再也找不出比林白更具代表性的作家了。1990年代初、中期，她的《一个人的战争》作为一种“女性主义”和“个人化写作”的范例被强调到了几近无以复加的极端地步，如今我们重读作品，却发现它的视阈远不像当时危言耸听的评论尤其是一些“女性文学”专家所讲的那样自闭，在今天，我们不妨把它看作对自闭的小世界的发难；上个世纪末，《玻璃虫》的问世，林白对“成长”的经验性想象达到了她前所未有的丰富程度，那是一种类似“成人仪式”般的纪念品，但“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