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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1部分

宋氏家族全传-第8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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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下。
  后来,他们又把张学良转移到安徽黄山、江西萍乡、湖南郴州和沉陵、贵州修文和桐梓等地。
  5年后的一天,被囚禁在贵州修文县阳明洞的张学良因患急性盲肠炎后转为腹膜炎,不得已开刀切除了阑尾。
  此时宋子文尚在美国未回,戴笠便向在美国的宋子文报告了这一情况。
  翌日,宋子文复电戴笠道:
  汉卿割治经过良好,甚慰。务请逐日电示病情,并祈饬属慎护为祷!同日,宋子文又致电张学良慰问,其电云:
  顷间兄患盲肠炎,割治经过良好,稍慰悬念。尚祈格外珍已。已请雨农逐日电告夫人,恐焦念过度,有碍健康。
  当时张夫人于凤至身体状况极为不好。张学良被囚禁后,即由于风至相伴,流转各地。不久于风至积郁成疾,患乳腺癌赴美就医。当时,宋子文是不敢将于凤至病情的真实情况告诉张学良的。这也说明宋子文对张学良一家是深表同情的。
  尔后,宋子文要戴“逐日电示病情”,戴笠自然领会。也是那一年的7月17日,戴笠由贵阳致电宋子文:
  震电奉悉。汉卿先生由盲肠炎溃烂为腹膜炎,经割治后现已平复。自昨日起热已退清,精神甚佳。委座对汉卿先生病极关心。晚当慎护一切,请勿念。闻公盛暑过劳不适,至念,敬祝健康。
  晚笠。贵阳叩。
  其实,当时张学良的病并未“平复”,而是日益恶化。后来迫不得已,又进行了第二次手术。
  同年8月17日戴笠于重庆致电宋子文,又报告说:“汉卿先生创口脓尚未清,已续行开刀,但无妨碍,乞勿念。”
  张学良的病,动了两次手术,拖了好几个月。宋子文似乎也有点着急。1942年1月26日,宋子文致电戴笠:“汉兄病况,盼示。”短短六个字,流露出宋子文对张学良的关切之心。
  说来祸不单行。由于蒋介石的迫害,张学良的一家在张学良患病期间,其长子在伦敦也患了精神疾病。当时于凤至致函国民党政府驻英国大使顾维钧给以照顾,而顾维钧竟不复电。
  8月20日,宋子文致电顾维钧:
  汉卿长公子马丁,入牛津精神病院。其弟在伦敦,请询病状,可送美否?请复示。
  22日,顾维钧复电宋子文,表示不同意送张学良长子赴美医治。顾维钧称:
  马丁在医院,一时尚不能出。医曾证明,有精神病,恐到美不便。其弟在飞机厂事忙,昨甫获晤。彼以暂留就医为宜,并拟辞去飞机任务,可专照顾乃兄。倘在美预为商治,特许登岸,彼当伴送。汉卿夫人函迟为复,祈代致歉,容另告。
  当时,于凤至夫人的健康状况也不好。因此,宋子文和张学良的女儿商量后,决定马丁生病一事暂对于凤至保密。
  11月12日,宋子文致电戴笠:
  汉卿长子,入伦敦神经病院。因张夫人病,迄未复元,商得其女同意,暂不转达。闻汉卿现在重庆,不知确否?近体如何?请兄将此事,先告知四小姐,酌量情形通知汉卿,其夫人心神亦颇瞥乱,最好有一信来,以资安慰,盼复示。
  当时宋子文既要关注在重庆被关押的张学良,又对曾经同宋美龄结拜过姐妹的于风至极为怜悯。而目睹张学良一家如此的悲惨境况,宋子文心中大概总有些不安吧。
  同年12月4日,张学良的女儿结婚。宋子文特地于3日致电戴笠,请他转告张学良。电文说:“汉卿女子函告,得母同意,于本月4日与陶鹏飞君结婚,请便中转达。”由于此电是经戴笠之手转达,戴笠是否及时告诉张学良,这里就不得而知了。
  1946年11月,蒋介石密令特务将张学良押赴台湾。
  结果,当年宋子文在“西安事变”期间所说的“保证张学良今后的安全”,以及答应“西北军政由张、杨负责”等条件,最后完全成了空话。
  当年蒋介石在软禁了张学良将军以后,又逼令杨虎城辞职“出洋考察”。实际上,后来杨虎城将军的结局比张学良更惨。
  1937年3月,宋子文对十七路军驻南京代表李志刚说:委员长病好了,腰也不怎么痛了,愿与杨虎城将军见面,且表示期望杨自动去看他,不要提是蒋要见;并以为这样见面,最能恢复感情。李志刚将此番话转达给杨虎城,杨虎城听后并未理睬。后来,顾祝同也讲出了同样的话,杨虎城才意识到这是“命令”,于是同意与蒋见面。
  同年3月中旬,杨虎城将军赴杭州晋见蒋介石。宋子文参加了这次会见。
  蒋介石在同杨虎城谈话中首先自我吹嘘一番。他说:“我向来对人宽大,不记旧怨。以往对人,你们是全知道的,不必多说。”蒋介石虚情假意,企图麻痹杨虎城。
  接着,蒋介石又居心叵测地说:“在事变中各级人员(指蒋介石的亲信),对你是有不满情绪的,这是一时转变不过来的。你继续任职,在情感上有些不便。不如先往欧美参观一个时期,回来再任职,出国费用可由公家负担;启程的日期也不必规定,可以从容准备……”可以说这才是蒋介石会见杨虎城的主要目的,他是企图通过逼迫杨虎城“出国考察”,来解除杨虎城对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控制,进而达到迫害张学良和杨虎城的罪恶目的。
  其实,杨虎城早就料到蒋介石会对他下毒手的,只好当面答应“出国考察”。
  但杨虎城回到西安后,并未准备“出国”。他认为,抗日战争即将全面爆发。一旦抗日战争爆发,他就不必出国,而可以直接在国内参加抗战了。
  当时为了敦促杨虎城出国,在蒋介石授意下宋子文对李志刚说:“这是最轻的维持纪律的处分,是经过研究的,对杨是有益的。”宋还要李志刚向杨虎城详加解释。
  于是在蒋介石的一再催促下,杨虎城不得不离开西安。他在上海西爱成思路宋子文公馆住了一段时间,并在宋子文帮助下办理了出国手续。
  同年6月29日,杨虎城将军一行由上海乘美国“胡佛总统号”客轮出国。在杨虎城出国考察期间,宋子文一直同杨虎城保持着通信联系,并向杨虎城通告国内的形势和南京政府的态度。
  卢沟桥事变后,宋子文于同年7月10日和11日,接连自上海致电杨虎城。其第一封电报说:“卢沟桥战事已停,目前不致扩大,如有变化,当续告。”第二封电报又说“卢沟桥战事停而复作,敌由关外调来大队,我方已准备作战。”接到第二封电报后,杨虎城经过一番考虑,回电宋子文说:“两电均敬悉。日寇近迫,国将不国。恶耗传来,五中痛愤。弟为革命军人,何忍此时逍遥国外。拟由旧金山返国抗敌。乞转陈中枢(蒋介石)。”同时,杨虎城还致电南京政府,请求准予中止考察,返国抗敌。
  1937年7月14日,宋子文致电刚刚抵达旧金山的杨虎城,说“依目前情势,请杨将军稍缓返国。”看完宋子文的电报,当时杨虎城沉默了,且十分不快。
  为了表示返国杀敌的决心,杨虎城于7月16日专电南京政府,再次请求准予中止考察,返国杀敌。另外他又致电宋子文,表明决心,希望宋子文能在旁促成。
  于是宋子文请示了蒋介石,不料蒋的态度却十分生硬。
  最后,杨虎城终于在宋的允许下,回到香港。当即宋子文前往看望了杨虎城,并交给他一张从香港至长沙的飞机票,说蒋要他在长沙待命。同时杨亦收到戴笠的电报,约杨先至长沙一同赴赣。
  而当杨好不容易赶到南昌时,戴笠告诉他:“委员长刚走,要你到武汉相见。”杨虎城信以为真,又赶到了武汉。不料闻说蒋委员长此时又到了南昌,并再次要他去南昌面见。这实际上是蒋介石压根就不想见杨虎城,而故意布置的一种包藏了祸心的阴谋。
  后来不久,杨虎城便被长期监禁起来,先后由长沙后转移到益阳、贵州息烽山以及四川渣滓洞中美合作所等地。1949年9月6日,就当中国大陆解放前夕,杨虎城将军被蒋介石的军统特务于中美合作所内秘密杀害。同时被杀害的还有杨虎城的次子、幼女和《西北文化日报》社长夫妇及儿子。而杨虎城将军的夫人谢葆真,则在长期的折磨后于1947年逝世。
  第十三章 国难当头
  1.宋家兄妹在抗战之初
  当年,“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终于停止了内战。并且国共双方发现,他们实际上有许多一致的地方,尤其是对待侵略者的问题上。当时双方还默认,其他问题可以留等日本侵略问题解决后,再行解决。
  如果现在回想一下“西安事变”后的几个月中,南京国民党政府在态度上发生的巨大变化,不能不令人感到惊讶。尽管当时南京政府表面上似乎还在大肆攻击红军,但背地里却答应了共产党的许多重要条件;而共产党也同意改变红军的名称,于是抗日的“统一战线”宣告成立,红军同意接受中央政府的领导。当时,汪精卫曾说,中国的未来纲领就是收复失地。而著名的共产党领导人周恩来亦被派常驻南京,且国民党的一位领导人也奉命常驻西安。就这样,当年发生在陕西的“未遂兵变”消弥了10年的内战。而此前已向中国开了第一枪的日本侵略者,彼时也看到了这一点,而且在密切地注视着形势的发展。
  当时全世界都知道,东京从情感上顽固地反对一切形式的共产主义;而当日本人看到邻国中国越来越靠近那些危险思想发展地的俄国时,不由得感到恐惧:一旦最后的内战一经消除,中国将会变得更加强大无比。关于这一点,当时的日本报界虽没有直言,但从报纸不断呼吁政府反共的叫嚣中,却可略见一斑。中日之间的战争不会久远了,这一点当时日本人明白;蒋介石明白;中国共产党人也明白。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已宣告中共和国民党之间新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成立。然而,当此中国的“两双铁拳”紧紧握在一起、枪口一致对外的关头,日本军国主义者却仍未停止其侵略扩张的步伐。
  当时世界上一切热爱和平的人们,都把目光投向了中国和日本。他们密切关注着战争的动向。
  可以说,日本觊觎中国的领土由来已久。
  “九·一八”事变日本占领了东三省后,它就像一个战争狂人,继续又向中国华北及其沿海一线不停地侵扰蚕食着。等到1937年7至8月间,日本帝国主义先在北京西郊发动了“七·七”卢沟桥事变;继而又把战火烧到东面沿海,向上海发动了大规模的入侵,并疯狂地叫嚣3个月内要灭亡中国!
  于是,在日本这个战争疯子面前,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国人终于觉醒并且奋起了。由此,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战幕随之也拉开了。
  1937年8月13日,黎明时分,日军突然开始了对大上海的狂轰滥炸。
  几十架日本飞机突然从黄浦江畔窜人上海市区,当时就见这些飞机鬼怪般抖抖翅膀,扔下一颗颗重磅炸弹;与此同时,停泊在黄浦江中的日本海军巡洋舰也一齐开炮。顷刻之间,繁华的上海市井化为一片火海。
  大上海的天空,顿成一片燃烧的天空。
  上海是南京政府的屏障,一但失守将意味着什么?当时人们心里十分清楚。于是,一群群市民在中国军队的掩护下,奋不顾身,顺着街区往前奔跑,奔向枪声最剧烈的地方去支援前线。
  人们勇敢的呼喊声压倒了机枪的射击声,压倒了坦克的履带声和迫击炮弹尖利的爆炸声。几艘冒险驶人苏州河的日本汽艇,还未抛锚,便连人带船被平射炮弹掀翻在河里。那些落水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士兵,刚从水里冒出头来,眨眼间便被岸边扔过来的石块砸成肉泥,喂了河里的鱼虾。
  但日本侵略军更加疯狂了。
  一时,从日军巡洋舰“出云”和“川内”号上起飞的九二式水上攻击机,犹如大雷雨前的扑灯蛾,不顾死活地窜进上海市区。它们几乎擦着美丰洋行的屋顶,见人就往下撂炸弹,见工事就往下扫机枪。顿时,苏州河岸上蹿起更多的火苗,并四下蔓延着;烧得枯焦的洋槐树上挂满了断臂残肢,暗红色的血液在马路上流淌着……
  当时,偌大的中国竟没有空军,因而也没有制空权,致使众多的上海军民无处藏身一般,惨遭日军飞机的狂轰滥炸。
  上海抗战呼唤着中国空军的到来。
  航空委员会的办公厅设在古木参天的孝陵卫的一幢别墅里。此刻,古色古香的别墅里,圆形的会议桌上,放着一叠从上海发来的加急电报。桌子周围坐着主抓空军工作的要员,他们的眼睑因熬夜而显得浮肿。房间里充满了烟味,连主持会议的空军总指挥周至柔都有些受不了了。他站起身来,拉开黑色的防空窗帘,推开了一扇窗户。他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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