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流小说家-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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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我向后靠了靠，思考这个问题。两人打量着我，弗洛斯基阴沉着脸抽烟，克雷露出悲哀的揶揄笑容——也可能是揶揄的悲哀笑容。我再次想到他看上去是多么不太正常但又没有杀伤力。牙齿和利爪，难道还不够吗？难道不是野兽的标记？今夜我回家时要留意的就是这个吗？“我做了什么？”我问他们，仿佛他们知道或在乎，“我只是代笔而已。”
49
“所以答案藏在过去。”克莱尔沉思道。我向她讲述了我与克雷和弗洛斯基的会面。她若有所思地用吸管吸着健怡可乐，细长的脚踝交叉放在茶几上。“听起来你需要做些功课，找到这个联系。挖掘案件的背景故事。”
“除非我能安安稳稳地待在家里，一边给兰花浇水一边破案，就像尼禄·沃尔夫。”我躺进扶手椅，脱掉皮靴，把双脚搁在她的对面。
“你说的这个人是谁？”
“侦探。天才，是个胖子。”
“好吧，你还差得远呢。”她说，“但你写过那么多书，应该能当一个好侦探。你出去走走，寻找线索。就像莫尔德凯。”
“你说得对。我很擅长寻找线索。想知道为什么吗？”我用脚捅捅她的小脚丫，“因为安排线索的就是我。在小说里当侦探和在现实中扮演侦探的区别很大。我编造案件，然后由我解决。即便如此，我每次都琢磨得头昏脑涨。”
她用脚后跟踢我的脚后跟反击，说：“我只想说，你要是亲自破案，这本书肯定会很了不起。”
我嗤之以鼻道：“我难道忘了说我的生命也有危险？”
“哎呀，要解决这个问题，还有比抓住凶手更好的方法吗？”她坐起来，用两只手使劲捏我的脚，“万一他们没说错呢？万一克雷确实无辜呢？”
“住手！”我躲开她，“很痒。”
“哈利，我是说真的。”
我耸耸肩，望着她明亮的双眼。“如果克雷确实无辜，那么就有一个连环杀人狂尚未落网，而且要对我不利。”我说。
“而你指望谁来抓他？警察？”
我还没来得及回答，对讲机就响了，克莱尔跳起来揿下按钮。
“是谁？”我突然很害怕。
“有个非常重要的杂志记者想见你。你在监狱时关了手机，我让他们直接过来。不过我们学校有辩论队活动，所以我现在得走了。”她拿起背包，走向房门。
“辩论什么？”我喊道。
“非法移民。”她也喊道，“我是专家！”
门摔上了。杂志记者？我对着镜子看了一眼：两个黑眼圈，没刮脸，在列车上睡觉压平了的脏兮兮的头发。头发里甚至有一小团白色花粉，仿佛是春天的第一个乐句。门铃响了。
“来了，”我喊道，“稍等。”我走向房门，边走边掖衬衫，发现袜子上有好大一个破洞。今天早上洞还很小，但现在我的大脚趾已经戳了出来，仿佛粉红色的乌龟在试风向。我渴望地看了一眼皮靴，但门铃再次响起，我把脚趾藏在门背后，打开门时送上最传统的问候语：“不好意思！”
来的是珍妮。
“不好意思。”她说，仿佛我俩都是不好意思国的居民。她大概看见了我的震惊表情，问：“我不该来吗？”
“不，我，不，我，我没想到……”
“不好意思，我和你的经纪人谈过，叫克莱尔对吧？是她安排的。”
“我的经纪人？好得很。”
“刚才走廊里遇到一个女孩，她告诉我你住在这儿。”
“对，那就是她。”
“谁？”
“什么？”我想起前天达妮看见克莱尔时的表情，“没事。我刚才说什么？别在意。”
“实在不好意思。”她说，“要么我走吧？”
“不，别走。不好意思，请进。不好意思，我的袜子破了。”
又是几轮不好意思，她终于走进房间，脱掉大衣。我们像是两个有强迫症的武士在交换礼物，一边微笑着说不好意思，一边横着走进厨房。我开始煮咖啡——大概算是吧，另一种说法是洒得满厨台都是咖啡粉和水。
“我来是为了谈公事，”珍妮说，“发挥我的职业能力。”
“挨家挨户征订杂志？”我终于把碾碎的咖啡豆装进滤网，揿下红色按钮。机器开始嘶嘶呜呜运转。
“不是。”她笑道，脸红了。她的局促让我冷静下来。我用海绵擦拭厨台，取出一块恩滕曼蛋糕放在台面上。她说：“不过我确实注意到订阅人里没有你。”
“哈，你知道我只读色情文学和漫画。”我拿起雏菊咖啡杯，“再说了，一年只出四期？那算是什么杂志？”
“我们管它叫季刊（quarter）。”
“什么？我还以为意思是每份卖两毛五呢，就像《邮报》以前的价钱。你的杂志应该叫十块刊。”
她笑得更热烈了。“我都忘了你有多风趣。”她说。
“天，谢谢。”
“你知道我是什么意思。这是优点。”
我倒了两杯咖啡，在她对面坐下，两人之间是一夸脱瓶的牛奶。“谢谢夸奖。”我说。
“实话实说，我很吃惊。发生了这么多事情，我还以为你会比你现在看上去这样更心烦意乱呢。”
“我确实比我现在看上去这样心烦意乱。”我突然心烦意乱，胃里和额头尤其不舒服。我用双手拢了拢头发。“但我算是还好吧。”我又说，事实如此。
“那好，我认为你勇敢得不可思议。我们都这么认为。”我心想这个“我们”是谁，但不想打断她的连串恭维。“所以我今天才会来。为了尽可能提供帮助。我们对你受到的现实威胁无能为力，但我们可以组织一支作家纵队，就像西班牙内战时那样。”
我仿佛看到一幅画面：戴夫·埃格斯和乔纳森·勒瑟姆身穿同款风衣，拿着手电筒坐在车里监视我这幢楼，等待德里罗小队长用步话机下达指令。
“很好。”我说，“一帮神经过敏的家伙武装起来，我们恐怕会自杀或者自相残杀。”
“没错。说到对抗现实威胁，我们的力量毫无用处。但我们可以帮你打抽象的文字战争。警方的骚扰。调查局扣留你的文件。我已经搜集到了足够多的名字，可以发动一场请愿。许多人发邮件询问他们能如何帮忙。”
“什么人？”
“你明白的，出版业的人。比方说你那晚见过的一些作家。我想从在《时报》上发布公开信开始。我和瑞安谈过，他很愿意共同主持一场慈善朗读会，筹集费用打官司。我还给国际笔会打了电话。”
我笑道：“我能搞定，不过还是谢谢你。”
“你确定？”
“对，非常确定。”
“我知道你会拒绝，但请不要被他们吓住。你必须写出这本书。你要答应我。”
“我答应你。”
“你会考虑我的提议吗？要是我能帮忙请一定告诉我。”
“当然。”
她起身，我也起身。她隔着厨台抚摸我的面颊。我一动不动，就仿佛蝴蝶落在了我的手背上。
“说起来，”她说，“当然是非常客观地说，你现在非常迷人。这件事好像让你脱胎换骨了。”
“我后脑勺有个非常性感的肿包，想摸一摸吗？”
“想，挺想，”她亲吻我的面颊，“但我不会。”
珍妮走后，我思前想后，意识到她看见了但我没有发现的变化是什么。没错，我筋疲力尽，神经紧张，无所适从。我惊恐绝望，而且——最主要的——非常害怕。但多年以来第一次，我不再消沉。给你一条心理建设小贴士：没有什么比恐惧更能让我们充满生机。
50
我决定从头开始我的调查，也就是克雷的家，他居住和犯罪的场所，他拍摄受害者照片的地方。达妮坚持开车送我。我刚开始不愿意（我想不出她除了受创还会有什么感觉），但她很坚持，我暗自高兴，不但因为有人陪，还因为有车接送。克莱尔宣称她也要去。听说我拒绝了珍妮的提议，她震惊得说不出话，因此认为不能放我无人监管地上街乱逛。另外，她有一辆更好的车。
就这样，我坐上克莱尔老爸的黑色宝马750i的驾驶座，克莱尔在我身旁的乘客座，等待达妮走出她在杰克逊高地的公寓楼。克莱尔用吸管吸完最后一口健怡可乐，发出的声音犹如什么人窒息而死，随手把空罐丢在车厢地板上。她余怒未消。
“国际笔会，”她说，“国际笔会啊！”
“你不上网搜索都不知道那是什么。”
“但我知道慈善音乐会是什么。说不定会很风光。”
“慈善朗读会。和慈善音乐会非常不一样，而且肯定不风光。不会有波诺。另外，考虑到我们以前的关系，我不可能接受。”
“唉，所以你才必须要参加啊！”
“不可能，太奇怪了。再说只有这样，她才觉得我有英雄气概，而不是绝望无助。她说我很迷人！”
“狗屁。只是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而已。别上当。再说你和脱衣舞娘在一起，得到的已经超出了你能掌控的。”
“我说不准，只是那一晚而已。”我说。达妮走出公寓楼，挥手打招呼。我和克莱尔一起向她挥手。
“你反正当心就是了。”她说，转身跪在座位上，迎接坐进车里的达妮。
“嗨，达妮。”她轻快地说。
达妮笑得像个天使。“嗨，亲爱的。”她说。
我抓住方向盘，开车出发。
克雷以前的住处在欧松公园，接近布鲁克林的边界。这是个普普通通的住宅区，有很多年久失修的房屋，车道上停着旧车。比较年轻的新居民（其中很多是移民）修整了一些房屋，克雷家也许就在其中。十年前，这条街很可能更阴沉、肮脏、衰败而荒凉。我从网上下载了一张新闻照片，打印出来，刚开始我还以为“地狱屋”（新闻标题的叫法）已被拆除，新的房子建了起来，实际上原先的屋子被重新粉刷过，侧面增建一块，屋后加盖新的凉台，前院种上高灌木和树苗，你几乎认不出这里就是克雷的住处——估计是存心的，但确实还是那幢屋子。
我在马路对面停车。“就是这儿？”克莱尔听起来很失望，“不怎么吓人嘛。”她虽这么说，还是取出相机，拍摄希望能用在书里的照片。我望着双开的前窗、瓦片屋顶、深屋檐和小门廊。来这儿似乎是符合逻辑的第一步，但现在我却不知如何是好。达妮没有犹豫。
“等着。”她说，大步流星穿过街道。我站在车旁看着她。她身穿旧牛仔裤和高领套头衫，美得不可方物，但我感觉自己不像她的情人，而是备受折磨的同伴。从那晚以后我没再见过她，今天早晨没有亲吻、拥抱和浪漫关系下常有的其他举动，谁也没提起我们之间发生过的事情或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我只能认为她后悔了，假装从来没有发生过，只是在悲痛和酒精作用下的错误，忘个干净最好。达妮走上前门廊，揿响门铃。她敲敲门，等了一会儿又敲敲门。她招呼我过去。我穿过草坪走向她，克莱尔跟着我，透过相机的取景器观察四周。
“家里没人，”达妮说，“咱们四处看看。”
“刚才要是有人开门怎么办？”
她耸耸肩说：“不知道，也许随便编点什么吧。”
她说得对。她和克莱尔这样的女孩和我不在一个宇宙里。她们所在的宇宙里，人们哭着喊着也要扑上来帮忙。我所在的宇宙里，谁也不会帮你换零钱，每家商店的卫生间都永远有故障。这些女人，这些有魔力的生物，为什么会怜悯我？我不知道答案，但我打心眼里感激。
我们隔着前窗窥探，前窗拉着白色薄纱窗帘。我看见一张柔软的白色皮沙发，比奥登堡雕塑还宽大和松软，还看见墙上挂着大屏幕电视机，另有几个十字架和与耶稣有关的物件。我看见架子上的照片和几本书的标题，说明这是一家韩国人。估计是新来的，完全不清楚这幢屋子的恐怖历史。我们从窗前转身，我看见达妮的鼻尖因为贴着纱窗而沾了一团黑灰。
“别动。”我说，舔舔手指。她耐心地看着我的眼睛，等我擦掉黑灰。
“好了？”她问。
“非常好。”
克莱尔拍了张照片。“真可爱。”她说。
我们没有讨论接下来做什么，三个人走下门廊，绕向房屋侧面，尽量不踩踏新翻泥土里的柔弱花朵。屋后是个小院子，有一张白色熟铁桌子、几把椅子、白色石制鸟食盆、几株玫瑰和一方草坪。我们并排蹲下，向地下室内张望。
就是这儿。这两扇低窗曾经都被封死，一扇是达利安的暗房，另一扇是他搭拆布景的所谓“工作室”。那里曾经有铁链、皮鞭、刀具和锯子，有铁钩固定在墙壁和低矮的天花板上，混凝土地面上有排水槽和清洗血液用的水喉。还有各色道具、服装、假发、化妆品和照明用具，廉价摄影工作室所需的物品一应俱全。现在这些当然都消失了。
我看见蹲在旁边的达妮用双手挡住阳光，看着相同的景象，转着相同的念头，多半想到了姐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