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刊 2007年第13期-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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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今天我们是何等的轻松。　
　　咒骂鲁迅。开发权力的各种功能。　
　　艳羡金钱在人性中找到的第一把交椅。　
　　几乎人类不齿的种种恶臭，　
　　在现实中都找到了“美加净”的商标。　
　　　
　　这种对现实社会毫无遮掩的忧虑必将使更多的人去关注和思考我们这个时代的病症，目的是要感染并启示人们去建构民族精神。　
　　王久辛诗歌的艺术感染力，与其作品特有的丰厚文化内涵也不无关系。对历史传统和文化现状的怀疑甚至解构是造成当前新诗感染力匮乏的根源，很多诗人“既不相信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体系，也根本怀疑重建中国文化精神的可能，嘲弄一切绝对、普遍的真理”（祁述裕：《逃遁与入市：当代知识分子的选择和命运》）认为否定和解构便是一种创新。事实上，一味地解构权威和传统势必造成诗歌情感内容的紊乱和平面化。王久辛知道在生存压力越来越大的时代，一个有文化责任感的诗人应该在提升自身文化素养和道德修养的基础上坚守诗歌的文学性立场，而传统的文化审美理念无疑为营造诗歌的文化内涵构筑了坚实的平台。诗人在其作品中用一种充满历史和文化厚度的语言替代了“个人化”的试验性话语，用一种充满民族文化精神的情感替代了“私人化”的欲望宣泄。比如在近作《致大海》中，诗人引用郭小川的诗句，引用屈原和鲁迅等人忧国忧民的情怀来表达他的社会关怀，在形象性的表达背后蕴含着深刻的理性思考。《致大海》之所以具有丰厚的文化内涵，也与王久辛对外国文化和艺术经验的内化分不开，他在思想上引用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来暗示他要用诗歌唤醒他热爱的民族朝着“天堂”的美丽方向进发；在艺术上借鉴了惠特曼《船长啊，我的船长》一诗的创作技巧；在文化上采用了西方文化元典《圣经》中的典故等等。这样的作品会让读者的思绪在中西方文化、思想和文学的“森林”中不断地穿行，作品的艺术感染力也由此而生。　
　　王久辛的诗歌作品还具有很强的时空意识，读者会跟随他的语言不断地穿梭于历史和现实之间，在宏大的时空中去思索玩味历史、战争和人性的真相，这也是其作品具有艺术感染力的又一重要原因。比如在《狂雪》中有这样几行诗：“我和我的民族／面壁而坐／我们坐得忘记了时间”，读者从这三行诗中既能感受到民族历史的纵深感，又能感受到可知的生活现场，具体存在的“我”和抽象存在的“民族”被置入语言架构起来的唯有想象可以延伸的时空中，深邃的诗思和浩大的诗情便会使读者不由自主地受到感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