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雪林·文论集-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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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ｅＰｔｒｏｎ）。譬如寓言诗人拉芳岱（ＬａＦｏｎｔａｉｎｅ），一辈子倚靠着一位
侯爵夫人，夫人每到一处，必带着她的爱猫和他，诗人与猫，成为同时出现的侯爵夫人的一
双侍从，一个诗人成了贵夫人裙边玩物，实在不算什么体面！
回头看看我们中国，屈原倒是贵族，官阶也高，宋玉则不过是宫庭里的小臣，景差连身
世都不清楚。淳于髠、东方朔一味插科打诨，博取君主的一笑。连司马迁那么伟大的史家，
汉武帝却拿他和医卜星相同等看待，一句话说得不合，便下他腐刑。六朝唐宋，文人地位略
被提高，蒙古人入主中原，又把文人降到倡优乞丐的阶段。名剧作家郑光祖，只能做个小小
税员，马致远也只做个小吏。施惠更不成了，只能在吴山城隍庙前摆个小摊，藉资餬口。文
学作家的地位大都类此，说来令人气短！
不过作家的地位究竟另有可羡之处，有时连贵为帝王者也会对它眼热，魏文帝《典论》
不是有这样一段话吗？
盖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
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
而声名自传于后。
曹丕自己也能写文章，却这么歆羡作家，这是着眼于文学的永久性。他和他的弟弟曹子
建总过不去，也许是为了嫉妒。子建的才华，远胜于他，他是明白的。
帝王操生杀荣辱之权，遭他嫉妒，结果总很可怕。鲍照原是宋代一位奇才，但见宋文帝
也欢喜吟咏篇章，自谓无人能及，他不得不故为鄙言累句，以示弗如。颜延之便作《休鲍
论》，诋照作品为“闾巷中歌谣”。钟嵘也说他“不避危仄，有伤清雅之调。”隋薛道衡便
不如鲍照聪明，竟为炀帝所杀。他死以后，炀帝得意地冷笑说道：“看他还能写‘空梁落燕
泥’那种诗句否？”德国腓力大帝，钦慕法国的伏尔泰，延为上客，后来又闹翻了，据说是
为学问上意见的冲突，实际上腓力也爱搞文学，也许是为了对伏氏的捻酸吧？
会写文章的人，那怕他是白屋寒士，可成王公贵人的席上贵宾。社会上对于作家是敬重
而且惧怕的。敬重的是他的才学，惧怕的是作家那支善于刻划的笔，会将他们的丑态描写入
作品。
中外历史都有相当久长，帝王卿相出了不计其数，除了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亚历
山大、拿破仑、华盛顿、林肯、和魏徵、李勣、范仲淹、张居正寥寥可数的几十人外，你还
记得何人呢？可是屈灵均、陶渊明、李太白、杜子美、苏东坡、黄山谷、荷马、莎士比亚、
但丁、弥尔顿，则几于妇孺皆知。所以作家的地位不崇高而崇高。若说新闻记者是“无冕帝
王”，文学作家则可算是“没有门第的贵族”。二 作家的性情
作家和我们同样是一个人，他们的性情应该也和我们一样，不过古今中外，作家的性情
与普通人每显出很大的区别，这难道是作家禀赋有异？还是文学的陶冶的力量？我以为两者
都有关系。作家因自己天性倾向文学，才选择文学作他的生涯，以后历代文学作品气息的薰
染，和前辈作家流风遗韵的扇奖，日积月累，他们的性格自然形成了一种型式了。这好像二
个人富于尚武精神才投身军旅。军队严格的纪律，刻苦的锻炼，冒险犯难，出生入死的战场
生活，又把他造成一个坚毅沉着，豪迈果敢的军人。
作家性情归纳起来，不外是天真、坦率、狷介、刚直、热情、爱美、富同情心与正义感
等等。
文人性情大都像孩童，天真烂漫得可爱，所谓“不失赤子之心”的“大人”。孩童看世
界一切，总是新鲜有趣。他的“好奇心”（Ｃｕｒｉｏｓｉｔｙ）总是非常强烈。孩童与猫
狗为友，与其所玩之偶人为弟兄姊妹，摩抚爱护，无所不至，大人觉得可笑，孩童则竭其整
个心灵以赴。他视宇宙间烟云山水，草木虫鱼，都具有生命，且与人相等。诗人亦然，其喜
怒哀乐通乎万物之喜怒哀乐，故视春花而如笑，聆秋虫而若悲，见星光之闪耀，则谓为天女
之流其明眸，夕雾之轻笼，则谓为夜女神之蒙其面幕，睹朝旭升于东方之云海，每设想阿坡
罗驱其驷马金车出于癉谷，聆暮籁萧萧作响于秋林，则又疑酒神方率其徒侣，歌舞于深山。
像东坡便是一个最富儿童气质的诗人，因此好将自然加以人格化，好凭幻想创造诗的故事，
笔者曾写过一篇《苏东坡诗论》。详细论列过，现不必一一举例。总之，凡为真正诗人者
“其性灵是永远不成熟的。他对世间万汇是永久张开一双初入世孩童的眼睛来看，抱着信赖
一切的孩童的心来相信的，否则他创造的泉源便枯竭了。”这是毛姆的话，我认为极有道
理。
诗人性情既天真，第二个表现当然是“坦率”，他憎恶虚伪，不爱口是心非，对人对事
一本自然，赤裸裸掏出一片真心与恶浊社会相款接，因此免不得处处碰壁，事事受欺，可是
他永远不会悔恨。他若悔恨，便要去讲求阅历，体味所谓“世故人情”，这么一来，他也会
变成满腹机械，一个满腹机械的人，只配当当政客，诗的王国却要把他当作化外之民了。
文学家的“狷介”与“刚直”也是姊妹德行。屈原若肯牺牲他的政见与公子椒兰、靳
尚、郑袖那群人同流合污，何尝不可永保怀王的宠幸与他的高官厚禄，但他总觉得“屈心抑
志”、“忍尤攘诟”，不是他所能干的，他宁可“伏清白以死直”、“虽九死其犹未悔”，
于是被排斥出去，受尽寂寞与艰辛，终于抱石自沉汨罗而死。陶渊明好容易谋到一个彭泽
令，想积点俸禄，归隐田园，所谓“聊欲弦歌，以为三径之计，”不过为须束带见督邮，莅
官仅数月，便决然弃去，“不为五斗米折腰”传为美谈。后来穷饿茅檐，江州刺史王弘和檀
道济都想交结他，他随宜应付，终不为屈。盖他虽是诗人，却严于君臣之分，自以属于晋朝
大人物陶侃之后，不愿再在刘宋朝廷做官，而王檀二人则为宋臣，故不屑与为友。昭明太子
称渊明“贞志不休，安道苦节，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财为病，自非大贤笃志，与道污隆，
孰能如此。”实非过誉。这是屈原与陶潜的狷介。其他诗人作家大都秉此性格。
“刚直”的性格与狷介相似。屈原屡于作品中自叙遭人谗陷，皆由性格之过于刚直，故
离骚云：“吾法乎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虽不周于今之人兮，愿依彭咸之遗则。”又曰
“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冯衍云：“独耿介而慕古兮，岂时人之所喜？”张衡
云：“何孤行之茕茕兮，子不群而介立。”鲍照云：“自古圣贤尽贫贱，何况我辈孤且
直。”其他诗人作家作此语者亦不可胜数。
文学的特质，与学术异，学术重于冷静的理智，文学则重热烈的感情。以此文学作家感
情总比普通人深厚，而古今中外所谓好文章，其中也莫不充满真挚动人其热如火的情感，故
能深深叩动读者的心弦而起共鸣。而且这种力量可以永远传递下去，虽历千百年不绝。托尔
斯泰说“艺术是人间交通的一种手段。”这种手段可说是作家以其情感传递给读者。马克
斯·伊哥伟齐（ＭａｒｘＥｃｋｏｗｉｃｇ）也说“艺术究竟的目的，到底不外是艺术家对
观众的美的情感的传达，由天才与群众相交通的神秘电波的创造。”又说“艺术家以其笔墨
所表现的感情，传播感染于群众，群众以此感到与艺术家相同的印象，相同的感情，使我们
与他共分其欢喜、苦痛、梦想、恍惚。”这里无须举出什么具体的例子，总之文人以情感为
生命，而情感又必热烈而始真挚，别人以此认识文人，而凡为文人者亦均有此自觉。
文学原是美的创造，作家爱美又几成第二天性。对于美的追求，每有废寝忘食，如醉如
狂之概。陆放翁在成都赏海棠，走马锦城，夜以继日，被人唤作“海棠颠”。见某地梅花盛
放。又恨不能化身千亿，一树梅下，立一放翁。苏东坡诗云：“诗人固长饥，日午饥未动，
偶然得一饱，万象困嘲弄。寻花不论命，爱雪长忍冻，天公非不怜，听饱即喧哄。”这是说
瘪着肚皮的诗人，为追求美还有这一股子傻劲，倘让他们吃饱，恐怕连天也要闹塌下来。天
公对于这些顽皮胡闹的大孩子实在没有办法，只可忍心让他们饥饿下去了。意大利邦贝古城
被火山热灰淹没时，城中居民纷散逃命，某文人反奔近那烈焰干霄，岩浆四溢的威苏伟斯火
山，记录其所见壮丽异景，卒留下一篇不朽的文章。韩愈游华山，上至绝顶，战兢不能下，
发狂痛哭，投书诀别妻子，有人骂他卑鄙，其实我倒认为这正是诗人真性情的流露。他攀登
华山时，一心要饱览大自然的雄奇，忘记了本身的危险，及筋骨疲极，无力下山，当然着急
起来。他下山时的胆怯，愈足反映出他上山时的神勇。这神勇不正发自诗人爱美心吗？
谈到同情心与正义感，乃志士仁人所不可无，而非文学作家所必具，然文人感觉灵敏，
易于感受，人间痛苦不平之事，更足以刺激他的心灵，使它生出强烈的反应。你看杜甫自己
短褐不完，藜藿不充，却“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天宝大乱后，语及国运之颠连，奸
邪之误国，苍生之困厄，辄复大声疾呼，涕泪横流。茅屋被狂风吹破，一家大小淋成落汤
鸡，他却恨不得广厦万间，大庇天下寒士，自己冻死亦所甘愿。王安石也是一个社会诗人，
故对杜甫特为钦佩，深愿杜甫九泉复起，奉杖同游。凡伤屯悼屈，叹老嗟卑，止于一身者，
视此二人，当有愧色！
白居易创作新乐府，攻击时弊，横遭严势力的压迫，几致生命之危。不但交游目为狂，
妻子亦以为非，但白氏始终毅然不顾，这是作家的正义感。左拉为一犹太籍军官之受屈，冒
各方面严厉的抨击，为之奔走呼号，冤狱卒为大白，这也是作家的正义感。作品的伟大与渺
小，作家的同情心正义感每成正比例而存在，从来没有例外。
三作家的习气
谈到作家的习气，大都偏于不大好的方向。这就是任情纵性，不受羁束：起居无节，边
幅不修；嗜酒爱色，风流自命；恃才倨傲，目空一切；玩世不恭，狎侮流俗，同时文人间又
互相嫉妒、鄙视、排斥，所谓“文人相轻”，历来作家鲜有免于此病者。作家在共同社会里
不易与人相处，在他们自己那窄小圈子里也难于协调呢。
作家感情冲动既强，最不能过规律生活。他高兴，便手舞足蹈，纵声狂笑；他悲哀，便
长吁短叹，流泪痛哭；忽然想访一个朋友，便驾起舟，冒着大雪，连夜航行，天明，已到了
那朋友的门前，忽又不想上岸了，叫做“兴至即来，兴尽即止。”忽然不想做官了，束起衣
冠，向神武门一挂，就此飘然而去，叫做“麋鹿之性，常在山林。”贪河豚的美味，不顾河
豚的毒，反说“其奇值得一死。”闻大家女美，欲偷窥无由，化装舆夫去替她抬轿，又觉得
“枉尺直寻，宜若可为。”这类事也只有文人做得出，他们的神经好像都有些不正常，一生
受兴趣的支配，想到了便做，世俗的非笑，从来不置念中，他们可厌处在此，可爱处也在
此。
有谁比魏晋六朝名士对生活起居之随便呢？有人十几天不洗脸，终年不沐浴，身上虱子
无数，终日挠爬，卫生条件岂不太差？有人正和一群朋友围大瓮席地痛饮，忽来一猪，公然
伸喙入瓮，大啜一通，他们赶走了猪，仍将余沥饮尽。世间污秽之物至猪可谓极矣，他们仍
可与之同盘共碗，则他们不爱清洁习惯之深，也未免可惊吧。
可是作家虽大都土木形骸，不自藻饰，却也有人对衣履特殊注意，甚至像妇女一样讲求
化妆。荀蔼好薰香，每至一处，衣香播十里，至人家一坐，帏幕间香留三日不散，他所用之
香，简直比巴黎女人最名贵的香水还好。何晏喜修饰容貌，史称其粉白不去手，终日对镜顾
影自怜，“敷粉何郎”一语，即由他而来。羊欣好着白练裙，谢玄好佩紫荷囊——当然也为
贮藏香料之用。“隐囊麈尾”、“裙屐风流”都是魏晋六朝人士留下的佳话。英国唯美派诗
人王尔德常着中世纪的衣服，饰着百合花和向日葵，手摇孔雀羽扇，出现伦敦最热闹的公共
厅堂，耸动一时观听。法国高蹈派诗人戈恬又爱穿粉红色的衣裳，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