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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部分

蒋子龙短篇集 作者:蒋子龙-第11部分

小说: 蒋子龙短篇集 作者:蒋子龙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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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老崔给我找出一块很厚实的长木板,怕墨水被雨水冲掉,特意又从别处借来白油漆,我用毛笔蘸着白漆写成了颖影的墓牌:“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甄颖影之墓”。旁边再加上一行小字:“1953———1976”。供品除去那三张精致的鸡蛋饼,还有水果。老崔陪着我一人扛着一把铁锨,来到颖影的坟边,先给坟堆培土,把坟堆加大,做规矩。再将那块木牌竖在坟前,摆好供品。

  这时,我站在颖影的坟前才可以说出那句话:“颖影,安息吧!”



作家,你为什么不自杀

  去年秋天,我应广西理工大学之请做关于当代文学的讲演。在讲演的后半段请听讲者提问时,有个人传递上来这样一张纸条:“现在的作家为什么不自杀、不发疯?这是不是没有大师的一个原因?”当着两千多人的面,我老老实实地承认不能马上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手里没有资料,待回去后写成文章,并寄给广西理工大学作为回答。

  天才与精神病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联系?这是世界上许多人都感兴趣的问题。回家后我找出了有关“天才和疯子是孪生”的资料,英国心理学家菲利克斯·波斯特博士积十年心血研究出了结果:精神病是心理活动和行为的异常表现,是一种需要治疗的病态。然而,创造性才华和病态心理这两个人类心理活动上的极端,竟有着某种联系。天才中多有精神疯狂症,而精神疯狂症又时常能激发灵感和创造性。因此,许多高智商的人患有精神病,高智商和精神病在遗传上有着双基因的可能性。用艾森克个性问卷(EPQ)对艺术家、作家进行测试,发现作家在概念过度包涵、怪异思想上和精神病人极其相似。

  菲利克斯·波斯特博士按现代精神病理学的分析方法,研究了人类历史上300名具有重要影响的人物,得出的结论是:政治家中有17%的人患有严重的精神病理毛病,如希特勒、林肯、拿破仑等,他们中有嗜杀如狂的恶魔,也有美国历史上出类拔萃的总统。科学家中有18%,如高尔登、门德耳、安培、牛顿、哥白尼、法拉第等。思想家中有26%,如尼采、罗素、卢梭、叔本华等。作曲家中有31%,如瓦格纳、柴可夫斯基、普契尼、舒曼、贝多芬、莫扎特等。画家中有37%,如梵高、毕加索等。小说家中有46%,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福克纳、海明威、普鲁斯特、劳伦斯、卡夫卡、司汤达、福楼拜、莫里哀、托马斯·曼等不胜枚数。艺术家是波斯特研究中的“重灾区”,他解剖了50名文人,除莫泊桑以外都有轻重不同的精神病!

  惨啦,文人为什么这么倒霉呢?这与所从事的创作职业有关,敏感易冲动,或雷霆震怒,或极度狂喜,或愤世嫉俗,或精神分裂,容易发作,也容易压抑,容易狂傲,也容易绝望。所以世界著名作家自杀的特别多:芥川龙之介、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茨威格、法捷耶夫、叶赛宁、杰克·伦敦……几乎可以列出一个近百人的大名单!难怪大学生感到奇怪,现在的作家为什么没有自杀的?也许他们心里真正想说的是现在的作家没有写出惊世之作,不具备发疯和自杀的资格。

  其实,许多精神病患者的天才,恰恰是在一生中最健康的时期创作出他们最好的作品,他们是在完成了伟大的事业之后才得精神病的。真正在疯癫中走上创作巅峰的似乎只有梵高,他自小就有神经质,从1888年开始,以每三天一幅的速度创作了一千三百幅画后突然发疯,住进圣保罗精神病院。曾手持剃刀想割断他的朋友、同是印象派大师的高更的喉管。后来在狂怒中把自己的耳朵齐根切下,寄给了他钟情的妓女。也就是在他疯得最厉害的时候创作出了传世杰作———幽蓝的《蝴蝶花》。

  那么,现在的文人为什么自杀和发疯的少了呢?波斯特这样解释:“现代社会里文人艺术家们精神不健康者明显减少,原因是他们都变得很现实,不再像19世纪或20世纪上半叶的同行们那样为理想而奋斗,因此就少了许多苦闷和烦恼。”又岂止是文人,政治家、科学家、思想家也同样变得很实际了,难得再有发神经病的。他们现在比较普遍的病是因养尊处优而过于肥胖。

  天才的疯子或疯狂的天才越来越少,对于人类社会不知是幸耶?悲耶?

  2001年4月6日



访蒋子龙:作家——在路上

  2004…7…15    

  蒋子龙,1941年生于河北沧州。当过工人、厂长秘书、工段长、车间主任。现任中国作协副主席、天津市作家协会主席。作品有短篇小说《机电局长的一天》、《乔厂长上任记》,中篇小说《赤橙黄绿青蓝紫》、《锅碗瓢盆交响曲》,长篇小说《蛇神》、《人气》、《空洞》等。

  记者:作家不是一种专业或职业,作家不应该只是体验生活,他本来就在生活中;可是现在有很多作家离开了生活,只是关在书斋里搞创作或下基层体验几天就写中篇长篇。您认为作家和生活是怎样一种关系?

  蒋子龙:作家脱离生活,闭门造车,写出的作品缺筋骨,缺思想,缺行动,我赞成把这种现象叫做精神的软死亡。真正的作家应该没有“家”,他的灵魂、他的精神应该在路上,在行动中。如果一个作家安于有家了,他的精神就死亡了。作家不参与,不到现场观察生活体验生活,老是坐在家里开发自己,肯定不行。

  经常有人问我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好的作家?我的回答是,第一要对自己有一个定位。要发掘你的优势。文学要表现真实、新鲜、有个性的东西。比如阿来的《尘埃落定》,它的题材占优势,别人写不了。当一个社会越是奢华、虚浮的时候,那些沉甸甸的东西、真实的东西就越有价值。在今天的文学创作中,现实主义仍占很大比重。古今中外的文学史所记录的就是作家和现实的关系。我相信,在一个浮躁的社会,那些静下心来的作家最终能胜出。

  第二,作品要有精神的含量、文化的含量、思想的含量。

  现在社会上流行浮躁。流行具有很大的破坏力。有不少作家缺乏深厚积累,在瞎编,作品没有新颖的感觉。文学的感觉从哪里来?一是先天的素质,也就是天赋。二是经历。经历就是财富。三要有好的人物、好的故事。故事靠人物,人物靠行动,行动靠矛盾。现在我国一年生产750个长篇,但很多长篇一出来就被淹没了,没有走进读者的记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的很多作家不参与、不在现场,所以很难制造出好的故事。有些作家下基层,浮在表面,所以写出来的东西是粗浅的。要赋予现实以文化品位,文化品位可以挖到很深。现在的很多作品,虽然是写现实,但不具现实品格。要写深层,就要挖掘,要沉潜下去。挖出来的东西就是智慧。

  比方说,现在的反腐文学还只是停留在反腐的表面,一些反映非典的文学作品也只是在重复灾难,没有写出人性深层的东西。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文学对不起当代。

  记者:您是以写工业题材、改革题材著称的作家,可是后来您好像转业了,这类作品也写得少了,为什么?

  蒋子龙:创作风格初形成时,能够张扬个性。但当风格固定以后,就会局限作家。我从《蛇神》到《人气》到《空洞》,一直在转换路数。我说自己老是在创业。发现一个创作路子成套数了,就赶紧转业,东一榔头西一棒子。这也是我的苦恼。

  我常常想到中国作家的生命力。和当年相比,我觉得自己少了很多锐气,一个长篇写了多年,还写不好。外国作家不这样,像托尔斯泰,六七十岁写《复活》,雨果七八十岁写《九三年》。为什么?我想是文化的底蕴,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作家,一到五六十岁,就在心里对自己说:都到这份上了,不要勉强自己,写不出来也没关系。这等于自己给自己找台阶下。我在《文汇报》写过一篇《寻找悍妇》,不是真的找一个凶老婆,是要让自己更有动力。

  记者:您刚才说有个长篇已写了好几年,为什么这么难产?您认为文学是永恒的吗?

  蒋子龙:我非常爱护我的读者群。我可以不写或者少写,但不能得罪我的读者群。说到永恒,我认为没有永恒,只有死亡是永恒的。但表现生活真实、艺术真实和人性永恒的文学却能够穿透时空。

  来源:《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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