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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饿的盛世(出书版)-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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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其情罪有一线可宽者,悉予豁免,即已经入官之房产,未曾变价者,亦令该管衙门查奏给还”。总计乾隆初年,从轻处理的官员,多达2100多名。(《清高宗实录》)
  这个举动,一下子赢得了官僚阶层的欢心。雍正皇帝统治时期,每个官员成天都提心吊胆,惴惴不安。这下,官僚集团终于放下了紧张了13年的心。
  大清王朝这艘巨轮,迅速改变了航向,由“严”一下子转向了“宽”。
  乾隆这样做,有多重理由。
  第一,新君即位,要做的第一件事是赢得人心。要有效赢得人心,最直接的手段无疑是让他们马上得到眼前利益。
  第二,作为一位立志“行仁义”,做“有道明君”的儒家信徒,自然会以“宽仁”为基本施政纲领。
  第三,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经过父亲13年风霜之治,大清社会政治纪律严明,贪污腐败得到有效控制,百姓在王纲之下战战兢兢,已无犯上作乱之念,已经没有进一步高压统治的必要。当此时化严为宽,既可享受父亲严治的成果,又可享受百姓对自己的感恩戴德,何乐而不为。
  宽仁政策取得了明显效果。经雍正13年的风霜之治,所有人对乾隆的感觉都是春风拂面,情怀畅怡。《啸亭杂录》说:“乾隆皇帝即位时,正是雍正皇帝严厉治理之后,他凡事皆以宽大为政,罢开荒,停捐纳,重视农业,限制僧尼。万民欢悦,颂声如雷。江南出现了‘乾隆宝,增寿考;乾隆钱,万万年’这样的歌谣。”《郎潜纪闻二笔》中说:“乾隆皇帝即位,所颁布的诏令,善政不绝,四海之内,无不欢呼雀跃。”全国臣民对乾隆的印象极佳,认为他是一位仁慈善良,甚至有点柔弱的贤君。连当时在北京的朝鲜使臣也一再称赞乾隆的初政。一个使臣说:“新主政令无大疵,或以柔弱为病,边境姑无忧。”另一位则说:“雍正有苛刻之名,而乾隆行宽大之政。以求言诏观之,不以论寡躬缺失,大臣是非,至于罪台谏,可谓贤君矣。”(《朝鲜李朝实录》)


第二章 盛世的保障——集权
  专制权力一言以蔽之,就是剥削天下的权力,其自私性决定了它终日处于被觊觎和窥伺之中。“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所有有能力的人无不对这一权力垂涎不已。因此专制权力的性质天生是高压的、排他的、敌视一切异己力量的,它必须建立在严格的等级秩序之上。
  一 政治改革的牺牲品
  康熙皇帝“有福之人”四个字的评价应验得很快。在康熙说完这句话的第二年,乾隆生母钮祜禄氏就因为雍正即位而被封为熹妃,后来又晋为熹贵妃。乾隆即位之后,她又成了太后,尊号为“孝圣宪皇后”。
  更令她感觉有福气的是儿子乾隆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孝子皇帝”。他对母亲感情深挚,发自天性。登基之后,国务繁忙,他仍坚持像以前那样“三天问安,五天侍膳,对母亲的生活起居,关怀备至”。(《乾隆帝及其时代》)
  刚刚登上帝位的乾隆平时生活中十分注意节俭,甚至拒绝臣子过年过节给自己进献贡品。但每一次母亲过生日,他都大操大办,绝不心疼钱。特别是乾隆六年(1741年),太后五十岁整生日,皇帝效法康熙五十大寿时的做法,在太后由圆明园返回宫中那天,组织许多六十岁以上的老人在路边“瞻仰跪接”,一天下来,仅赏赐这些跪接之人,就花了银子十万两、绸缎七万多匹。至于六十大寿及以后的整生日,为了讨太后的欢心,乾隆更是花钱如流水,极尽铺张之能事。(《清高宗实录》)
  老太太身体硬朗,喜欢活动。乾隆每次出巡,都要带上老太太一起观光,叫作“奉太后安舆出巡”。老太太也“乐此不疲,不管年龄已大,路途遥远,总是高高兴兴地出外旅游。一路上供应侍候,自然十分周到、殷勤,但风尘仆仆比在宫中园中无事静养,总要辛苦得多。也许正因为她不喜欢宫廷中寂寞刻板的生活节奏,她宁愿跟着儿子到处奔走,游山玩水”。(《乾隆帝及其时代》)乾隆“纯孝”之名,赫然史册。
  但有一点,乾隆从来没有掉以轻心,那就是绝不许太后稍稍碰一下他的权柄。
  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二十六日,也就是他即位后的第三天,他就发出一道谕旨,告诫宫中太监宫女:
  凡国家政事,关系重大,不许闻风妄行传说,恐皇太后闻之心烦。皇太后仁慈,抚爱朕躬,圣心切至,凡有所知,母子之间,岂有不告之理?但朕与诸王大臣所办政务,外人何由而知?其应奏闻母后者,早已奏闻矣。宫禁之中,凡有外言,不过太监等。得之市井传闻,多有舛误。设或妄传至皇太后前,向朕说知其事,如合皇考之心,朕自然遵行;若少有违,关系甚钜,重劳皇太后圣心,于事无益。尔等严行传谕,嗣后凡外间闲话,无故向内廷传说者,即为背法之人,终难逃朕之觉察,或查出,或犯出,定行正法。陈福、张保,系派出侍奉皇太后之人,乃其专责,并令知之。(《清高宗实录》)
  说明白点,就是要让太后与政治绝缘,清除她干预朝政的任何可能。
  事实证明皇帝是有先见之明的。虽然已经采取了预防措施,但不愉快仍然不可避免。有一次,太后在和乾隆聊天时提到,顺天府东面有座庙宇很灵验,不过年久失修,已经快要倒塌,要乾隆拨点钱修修。乾隆闻听,当即满面笑容地应承下来。但是转过脸来,他就降下严旨,严厉斥责太后身边的太监张保和陈福:“张保糊涂不知事务,陈福随侍圣祖多年,理合深知体统,几曾见宁寿宫太后当日令圣祖修盖多少庙宇?朕礼隆养尊,宫闱以内事务,一切仰承懿旨,岂有以顺从盖庙修寺为尽孝之理?”虽然看在太后的面子上对他们不予严惩,但声明下不为例:“嗣后如遇此等事务,陈福等不行奏止,轻意举动,多生事端,朕断不轻恕。”(《清高宗实录》)
  这道严旨,表面上是颁给太监的,实际上是说给太后的。聪明的老太太从此长了记性,再也不敢做任何有违祖宗法度的事了,乾隆朝的母子关系得以以“母慈子孝”的理想境界完美结局。
  不是乾隆对母亲过于苛刻,而是少年老成的他深知防微杜渐的重要性。从第一个专权的太后吕雉到乾隆皇帝的祖奶奶孝庄皇后,历史上母后专权和外戚乱政之事几乎每代都有。千里之堤,毁于蚁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乾隆很清楚,太后也许本身并没有干政之心,但是如果开启了太后影响国政的先例,必然就会有很多人伺机而入。自己“隆养”太后,尊礼倍加,也很可能使得太后的亲戚们趾高气扬,胡作非为。一旦太后和外戚形成一定的政治势力,那时候再想处理,难度就大了。
  贯穿乾隆政治生涯的第一条原则是大权独揽。他说:“盖权者,上之所操,不可太阿倒持。”
  专制权力一言以蔽之,就是剥削天下的权力,其自私性决定了它终日处于被觊觎和窥伺之中。“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所有有能力的人无不对这一权力垂涎不已。因此专制权力的性质天生是高压的、排他的、敌视一切异己力量的,它必须建立在严格的等级秩序之上。如果统治者能牢牢掌握权柄,做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就是说,保持权力链上严格的分享顺序,天下才能长治久安。一旦把不住印把子,最高权力被侵夺或者分裂,利益分享次序出现混乱,那么国家必然陷入无序,各种势力杀成一团。换句话,如果一块肥肉被头狼紧紧咬住,狼群通常是安静的,每条狼都会按地位高低依次进食。相反,如果头狼不够强壮,咬得不够紧,那么狼群必然会炸了窝。
  所以专制政治的第一条要求是统治者必须“咬紧肥肉”,大权独揽,有效消灭任何反对势力和权力觊觎者。
  要真正做到大权独揽,谈何容易。在中国历史上,由于皇帝年龄过小或者过老、个人能力不足、身体状况异常、对某些政治势力过于信任,导致皇权被盗用、“太阿倒持”、天下大乱的状况,岂止出现过千百次。
  为了做到大权独揽,乾隆采取了所有能够采取的措施。
  除了母亲和外戚之外,皇族也是皇帝必须防范的重点。历代以来,皇族都是最容易左右朝纲,也是最容易引发政治战争的敏感人物。这一弊端清代尤甚。清王朝的崛起过程中,最倚重的就是家族力量。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从努尔哈赤到皇太极,那些如狼似虎的兄弟和儿子在为皇帝打天下的过程中争相卖命,也形成了亲贵手握重权的政治传统。爱新觉罗氏皇室宗族内部几乎每一代都有激烈的斗争,严重影响政治稳定。在关外有努尔哈赤和舒尔哈齐、褚英的兄弟父子之间的火并,有皇太极与四大贝勒的冲突。进关后,则有顺治与多尔衮之间的斗争,雍正与兄弟们的相互残杀。
  刚刚登上皇位,乾隆就做出一个长远的决定,彻底改变清王朝的贵族政治传统,把任何皇族人物都排斥在权力核心之外。
  乾隆兄弟十人,登基之时,大部分已经早逝,只剩下弘昼和弘曕两个弟弟。
  前文已经提到,乾隆与弘昼年龄相同,二人从小生活在一起,同吃同住,同师读书,手足之情甚笃。乾隆曾说:“(弘昼)与吾自孩提以至于今,且孺且耽,恰恰如也。”(《乐善堂全集定本》)弘昼也说:“同气之欢,岂语言文字所能尽载乎?”(《乐善堂文钞序》)在弘历被康熙带入宫中的那半年,两兄弟彼此思念,“迹虽两地,心则相通”,可见感情之深。
  但一旦乾隆登上了皇位,兄弟关系马上发生了变化。君臣之分压倒了兄弟之情,提防之意压倒了亲爱之心。和想做“孝子”的愿望一样强烈,乾隆希望他以一个仁爱的“皇帝哥哥”的形象被载入史册,但是,这一点并不容易做到。
  乾隆平日对两个弟弟在金钱、爵位上绝不吝啬,日常交往中也和蔼有加,“上即位后,优待和、果二王(即弘昼、弘曕),每陪膳赐宴,赋诗饮酒,殆无虚日”,一副宽厚仁慈的兄长风度。但是政治权力,丝毫不让他们染指,并且经常提醒他们不要干政:“时加训迪,不许干预政事,保全名誉。”(《啸亭杂录》)
  在帝王家中,“兄弟怡怡”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天潢贵胄身上往往都有许多天生的毛病,容易触犯森严的礼法。对于自己一起同吃同住同玩耍的哥哥一下子成了遥不可攀的“上位”,弘昼一时半会儿不太习惯。有一次,皇帝命他在宫中给八旗子弟监考,考试开始了,皇帝坐在那里迟迟不退席。弘昼大大咧咧地请皇帝回宫吃饭,说这里有我就行了。皇帝怕八旗子弟们顽劣胆大,有人敢打小抄,所以点了点头,但还是坐在那里想再观察一会儿。弘昼见他的话不起作用,不高兴了,对皇帝发脾气说:“你难道连我也不相信,怕我被他们买通了吗?”
  兄弟之间说这样的话,在今天看来十分正常。但是在专制时代,对皇帝这样说话却已经是大逆不道。涵养极好的皇帝听了这话,一言不发,退朝而去。
  皇帝走了,弘昼才明白过味儿来,知道自己犯了大错。第二天,他前去向皇帝请罪。乾隆对他说:“昨天,如果我答复一句,双方顶撞起来,你就该粉身碎骨了。你的话虽然不好听,但我知道你内心友爱,故而原谅了你,今后要谨慎,不要再说这种话了。”弘昼这才知道自己逃过了一劫,不免冷汗直流。(《乾隆帝及其时代》)
  作为前皇子现皇弟,弘昼性格骄亢,盛气凌人。有一次,他和军机大臣讷亲闹意见,竟然拔拳当众殴打讷亲。乾隆深知弘昼性格中的缺点,所以他不断借事加以敲打,以防微杜渐,使他认清君臣名分,以免犯更大的错误。一次,弘昼与弘曕到宫中给太后请安,母子闲聊之际,一不小心,跪在了太后宝座旁边的藤席上。这件小事却犯了皇帝的大忌,因为这个藤席是乾隆平日跪坐的地方。乾隆责备他们“仪节僭妄”,“于皇太后前跪坐无状”。因为这一点点小事,弘昼就被罚俸三年。(《清高宗实录》)
  生为御弟,在专制时代表面上荣幸,实际上却是天生不可触摸政治权力的“政治贱民”。他们虽然精力充沛,不乏才干,一生的任务却只有“混吃等死”。弘昼经此挫折,对政治畏如猛虎,以青春盛年,在王府中终日无所事事,醉生梦死,逐渐心理变态。他常玩一种特殊的游戏,即演习自己的丧事。他高坐院中假扮死人,由王府的护卫侍从等陈设好各种冥器,供上祭品哭奠,而他自己则一边吃着供品,一边观赏家人侍从的哭相,以此为娱,玩到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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