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饿的盛世(出书版)-第5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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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展现在英国人面前的典型中国国情：土地稀缺，人口密布。这有点出乎英国人的预料。在他们的印象中，中国固然人口众多，但同时疆土也极其辽阔。他们完全没有预料到这个东方大国的人口压力已经到了难以承受的地步。
随着后面行程对中国的深入，他们越来越体会到土地对中国人的珍贵：
中国的全部土地，只有极少数例外，主要是种植人吃的粮食。中国没有大的牧场，也没有专为种植牲口吃的燕麦、豆类和芜菁等等。除了皇帝的御花园外，全国很少公园和其他公共娱乐游玩地带。中国交通主要依靠水路，公路既少又窄。全国没有公地。大地主们也不肯划出大块土地来不事生产而改作娱乐或者运动的场所。所有耕地从不休耕。（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
确实，传统中国似乎从来没有“公园”和“休耕”的概念。土地在我们眼中，唯一的使命就是生产粮食，养活更多的人口。
历史学家们认为，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实际的人口数比政府统计的还要多。乾隆晚年中国人均耕地的乐观估计是3。5亩，而同时期的英国，人均占有耕地10亩，是中国的3倍。此外，当时英国还有800万英亩荒地，也就是说，全英国每人尚能拥有1英亩（合6亩左右）的土地储备。整个欧洲情况与英国相似，“欧洲是一个遍布草原、休耕地和森林的地区，它从来不缺少可耕地”。（谢和耐《中国社会史》）了解了这个事实，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英国人对中国的耕地紧张状况如此惊讶了。
从上岸的第一天起，英国人就开始持续不断地惊叹中国的人口众多。使团总管巴罗说：“要说有什么令人惊叹的话，那就是人口之众多。自到达之日起，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每天都蜂拥到岸边来。”（约翰·巴罗《我看乾隆盛世》）每到一处，大路边总是站满了看客。根据一路上的见闻，副使斯当东判断，中国的人口密度比欧洲人口密度最大的国家还要多1/3。也就是说，马戛尔尼到中国时，中国人口估计在3。5亿左右。
英国人的第二印象是中国社会生活的紧张繁忙和商业的兴旺发达。
到达舟山群岛后，不熟悉中国海况的英国人在浙江海岸停留了几天，为的是等中国官员为他们寻找到北上的领航员。
利用这个时间，他们来到一里地之外的一个小县城——定海观光。
他们主要关注的还是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定海在他们眼里是一个小而繁荣的城市。“定海非常近似威尼斯，不过较小一点……城内服装店、食品店和家具店很多，陈列布置得相当讲究……整个城市充满了活泼生动的气氛。为了生存的需要，人人都必须做工。事实上人人都在劳动，无人过着寄生的生活。我们看到男人们忙碌地走在街上，女人们在商店里购货。”（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
一群金发碧眼的怪物出现在东方小城的街头，我们可以想见其轰动的程度。“无数好奇群众争先恐后地把我们包围起来……我们最后走到一个庙宇里去躲避群众。”巴罗的描写总是更生动：“人人都想把头伸到轿窗前来满足一下好奇心，咧着嘴笑嘻嘻地喊一声：红毛！”（约翰·巴罗《我看乾隆盛世》）这些睁大眼睛好奇地盯着英国人的定海百姓哪里能想到40多年后将要来临的灾难。
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小县城已经令英国人对中国商业的高度繁荣和中国人在人口压力下的紧张生活有所了解，后来中国的其他城市，特别是最大的城市北京给他们的印象当然更为深刻。
在浙江海岸稍作停留后，使团船只继续北上，抵达大沽口。在这里，他们换乘吃水浅的中国小船，沿白河前往北京。
来到北京，英国人马上被迎面而来的商业气息拍了个跟头。副使斯当东说：“（北京东郊）铺石的街道上挤满了人。商店，作坊和顾客之多，处处表示出兴盛繁荣的气象。”“街道上的房子绝大部分是商店，外面油漆装潢近似通州府商店，但要大得多……商店门外挂着角灯、纱灯、丝灯或者纸灯，极精巧之能事。商店内外充满了各种货物。”（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
巴罗的记载则更加详细生动：
穿过城门走上那种大路之后，我们眼前马上就展现了一种非常奇特的景象。大路两旁各是一溜屋宇，全为商铺和货栈，门前展示着各自的独特货物。商铺前一般都竖着大木柱。柱顶高过屋檐，柱身刻着镏金大字，标明所售货物以及店主的诚信名声。
……流动的匠作如补锅匠、剃头匠、鞋匠和铁匠，卖茶、水果、米饭和其他吃食的摊贩，以及商铺门前展示的货物，把一条宽阔的大路挤得只剩中央一线。
……一切都在移动。大路两侧也塞满了巨大的人流。或买或卖，或以货易货，各取所需。众声喧哗，既有小贩的吆喝，也有其他的争吵……捧货筐的小贩、演杂技的、变戏法的、算命的、走方郎中和江湖医生、说相声的和卖唱的，挤成一堆。（约翰·巴罗《我看乾隆盛世》）
中国人是有着商业天才的民族，自古以来一直如此。虽然英国是商业大国，但乾隆时代中国国内商业的繁盛仍然令英国人大开眼界。虽然中国历史上一直实行轻商主义，但中国人的商业本能从来没有被熄灭过。事实上，每当天下太平之后不久，中国各地的商业都会迅速勃兴。乾隆时期的商业繁盛在中国历史上并非首次，不过由于其巨大的人口基数和财富基数，却肯定是规模最大的一次。从这个意义上说，英国人目睹并见证了乾隆盛世的一个侧面。
马可·波罗惊叹中国是“尘世可以想见的最繁华的地方”。18世纪末来到中国的英国人却惊讶地发现，与黄金遍地的传说相反，中国的大部分普通人都生活在穷困之中。
如前所述，使团一路上享受的是皇帝最慷慨的礼遇。刚到大沽口，两名中国官员带着大量作为礼物的食品在此迎候，其数量之多令英国人惊讶，以至于使团副使斯当东认真地记下了礼品的内容。这个见面礼出乎英国人意料。按西方外交惯例，除特邀外，一般使团的出访费用是自理的。但到了中国后，他们却意外地享受到免费而且极为丰盛的供应。过于丰盛的礼物似乎证明了马可·波罗笔下中国超级富庶的记载。然而，运送食物的中国船只载着那两名官员刚刚离开不久，一个意想不到的场面就彻底改变了英国人的估计：因为中国人送来的食物过多，并且“有些猪和家禽已经在路上碰撞而死”，所以英国人把一些死猪死鸡从“狮子”号上扔下了大海。岸上看热闹的中国人一见，争先恐后跳下海，去捞这些英国人的弃物。“但中国人马上把它们捞起来，洗干净后腌在盐里。”（约翰·巴罗《我看乾隆盛世》）
官员贯彻皇帝旨意，在一切环节中全力展示帝国的富强。但这一旨意毕竟没有被每一位普通百姓所领会。他们关心自己的胃更甚于国家的尊严。这个细节一下子暴露了中国的尴尬。
事实上，在登陆中国后，英国使团一再震惊的，是这个外表繁荣富庶的处于盛世中的大国难以想象的贫穷。
他们首次注意到中国人吃狗肉。当然，不只是狗肉，只要是肉，中国人就吃：“狗肉是他们惯用的食物。生活在水上的悲惨中国人一向处于半饥半饱的状态，乐于以任何食物为食，即使是腐烂了的也不放过。”
更令他们惊讶的是随处可见的弃婴。道路两旁、河道中央、垃圾堆上，随时都有可能露出一只苍白的小手。弃婴在基督教国家中是不可饶恕的大罪，但是中国人却视为平常。巴罗说：“在京城一地每年就有近9000弃婴……我曾经看见过一个死婴的尸体，身上没有系葫芦，漂流在珠江的船只当中。人们对此熟视无睹，仿佛那只是一条狗的尸体。而事实上如果真的是一条狗的话，也许更能吸引他们的注意。”
很明显，这是人口压力和贫困所致。“极端的贫穷，无助的困苦，连年不断的饥馑，以及由此而引发的悲惨景象，恐怕更有可能影响到那些感情脆弱的人，并导致这一为习俗所鼓励、又不为法律所禁止的惨无人道的罪行。”
中国人从来都是十分勤劳的。马戛尔尼说：“在整个路途上，我没有见到一块土地不是用无限的辛劳来加以耕作，来生产它能够生长的每一种粮食和蔬菜。”“中国人一定是世界上最好的农民。”（《中英通使二百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为了获得更大的收获，农民们挤在一块狭小的平地上，密集地进行劳动，精心选种育苗，进行精耕细作。事实上，乾隆年间的农业已经发展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巴罗则估计粮食的收获率高于英国，他写道：“在中国麦子的收获率为15∶1，而在欧洲居首位的英国为10∶1。”
然而，人口的过度增长使乾隆盛世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饥饿的盛世。马使团的来访有力击破了马可·波罗以来一直流行在欧洲的中国富强说，西方对中国经济的判断从此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马尔萨斯后来在《人口论》中用中国作为典型例子来论证人口无限制增长的可怕后果：
在一些国家，人口似乎受迫，人们习惯了靠尽可能少的食品生存。在这样的国家一定曾有这样一些时期：人口不断增长，而生活资料却毫无增加。中国看起来符合这种描述。假如我们所得到的对它的描述可信的话，那么下层阶级的人民习惯于靠尽可能少的食物生存，并乐于食用欧洲工人宁死也不愿意吃的泛滥垃圾……这种境况下的国家必然会面临饥荒。
比经济上的贫困更令英国人惊讶的，是中国政治上的贫困。
斯当东和巴罗都注意到：“中国官员对于吃饭真是过于奢侈了。他们每天吃几顿饭，每顿都有荤菜许多道。”与底层的普遍贫困强烈对照的，则是上层社会生活的豪奢。虽然底层社会中很少发现脸色红润的人，但中国政府高官中有许多胖子，这些达官贵人们生活中的主要内容就是吃。
斯当东说，他在中国所见到的房子，只有两种，一种是大富之家，一种是贫寒人家。“所经过的地方以及河的两岸，大多数房子都是土墙草顶的草舍。也有很少一些高大、油漆装饰的房子，可能是富有者的住所。很少看到中等人家的房子。在其他国家里，富有者和赤贫之间，还有着许多不同等级的中等人家。”
对于社会的强烈两极分化，中国人几千年来已经习惯了。但是地球上其他国家并不都是这样。斯当东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的贫富差距之大，是他们见过的国家中最厉害的。“中国有一句名言：‘富者甲第连云，贫者无立锥之地’……但这句话在其他国家并不适用。”
18世纪欧洲社会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中产阶级迅速兴起与壮大。中产阶级的兴起，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推动力：“近代世界的许多变革，如英国的清教徒革命，法国大革命与19世纪的民主改革等，都与中产阶级的要求密切相关。”随着他们力量的壮大，国王和贵族都不得不向他们低头。
巴罗说：“中国没有中间阶层——这个阶层的人，因拥有财富和独立的观念，在自己的国度里举足轻重；他们的影响力和利益是不可能被朝廷视而不见的。实际上，中国只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
英国人很容易地了解到，在中国，所有的富人几乎同时都是权力的所有者。也就是说，中国人的财富积累主要是靠权力来豪夺。中国的专制是超经济的，经济永远屈居于政治之下，也就是说，财富永远受权力的支配，一旦没有权力做靠山，财富也很容易化为乌有。“在中国，穷而无告的人处在官吏的淫威之下，他们没有任何诉苦申冤的机会。”（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所以，对于中国人来说，“做官便譬如他的宗教”。
而对于英国人来说，“实业”是他们致富的基本手段，经济地位的上升就自然而然能带来政治地位的上升。当然，这一过程需要对个人财产权的绝对尊重。而对个人财产权的保护是英国法律的重要内容。英国人认识到，个人财产权是人类文明的基本要素，也是自由社会的基石。洛克就说，财产权与个人的自由有着直接的关系。财产权不是一种物的关系，而是一种道德的关系，一种与因果关系相联系的涉及预期的稳定性的社会关系。没有它们，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预期是不可能的。
在中国法律中，个人财产权却屈居政治权力之下。巴罗研究了中国法律后得出结论说：
中国所有的有关财产的法律确实都不足以给人们那种安全感和稳定感，而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