崛起之华夏-第24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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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用咱们这样的，那些行长不得去喝风啊。”孙纲嘿嘿一笑。说道。

“陆军弄得不错，海军你打算怎么办？”马又问道，

“根据各个舰队不同地职能，重新安排一下。孙纲答道，

对于海军，他也有了既定的规划，已经提交给了李鸿章，并得到了批准。

对于中国海军的四支舰队，他决定按照防守地域和职责的不同，重新进行规划。以适应未来复杂的作战环境。

因为孙纲看到。宋明以来的海上贸易的发展，已经让中国的经济重心由中原地区移至沿海地区，而沿海地区恰恰容易遭受敌对国家从海上的入侵，如果想要保证这一地区的安全和稳定，必须把中国海军地防守范围扩大，以外海地岛屿为基地，采取“弹性防御”的战略。不能只局限于中国的海岸线。

而朝鲜，琉球，台湾岛和海南岛，以及南沙群岛这些地方，可以形成一个近海防御岛链。不论谁想通过海路进攻中国，都要把这些“钉子”拔了才能攻入中国本土！

这样一来，中国的海上防线就可以保证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安全！

所以，中国海军的四支舰队不能只守在家门口，而是应该走出去！

北洋舰队作为中国海军的主力舰队，其成军之初地目的是为了防守渤海黄海地区及守卫京师的门户地区，包括山东半岛一带。而孙纲对于北洋舰队未来的发展，则是要把北洋舰队建成中国海军的主战打击舰队，成为中国地海上铁拳！

中国海军的第二大舰队南洋舰队则应该将防御范围扩大到琉球群岛，而福建舰队的防御范围应该扩大到台湾岛。广东舰队的防御范围则应该扩大到南海一带。

这一次抗俄战争中。俄国东调的波罗的海分舰队因为英国的阻挠和主帅马卡洛夫的意外遇袭受伤，没有能够到达中国沿海。使中国沿海地区避免了一场浩劫，对中国来说，应该是运气好的成份多一些。

如果没有“黑猫船长”余波尔和他手下的海外爱国官兵组织地这次奇袭，马卡洛夫舰队顺利到达中国海面地话，中国海军不知要花费多大的代价，才能阻止俄国海军地进攻。

这件事也提醒了孙纲，中国海军在有限的发展时间里，必须把海上防守的范围扩大到外海岛链，如果下次对俄作战，俄国海军再从欧洲东来的话，中国海军就可以在外海迎击俄国舰队，阻止战火波及到本土！

根据这个原则，孙纲通过电报和四洋水师提督商议之后，决定对中国海军的四支舰队进行重组。

首先，孙纲以军务部长的身份下令，中国海军的四支舰队名称由前清旧式的“水师”变为“舰队”，北洋舰队和南洋舰队的名称保持不变，福建水师和台湾水师合并，更名为“海峡舰队”，广东水师更名为“越洋舰队”，原来的水师提督改称“舰队司令”，以求和国际接轨。

这样，中国海军由“北洋舰队”、“南洋舰队”、“海峡舰队”和“越洋舰队”四支舰队组成，统一归军务部长节制，平时在各防区内防守，战时组成海军联合舰队，称“大洋舰队”。

按照孙纲的命令，仿照北洋舰队司令半年驻旅顺，半年驻威海的惯例，南洋舰队司令林国祥半年驻上海，半年驻琉球那霸；海峡舰队司令刘步蟾半年驻福州，半年驻台湾基隆。将中国海军的防守范围扩大到外海岛链。

为了增强其他三支舰队的实力，孙纲下令将北洋舰队的“海天”、“海圻”两艘巡洋舰调给南洋舰队，“海容”、“海筹”、“海琛”三艘巡洋舰调给了海峡舰队，“海陵”、“海勋”、“追日”三艘巡洋舰调给了越洋舰队。

林国祥、刘步蟾和程璧光知道后都十分高兴，北洋一下子就分出去了八艘巡洋舰给他们，这“礼”送的也属实大了点。

北洋舰队司令叶祖圭倒没觉得太“肉痛”，因为他已经知道了，改装后的两艘俄国大型巡洋舰“留里克”号和“阿斯科尔德”号，肯定是自己的了。

还有一艘六千多吨的正在改装的“米宁”号舰载鱼雷艇母舰。

甚至北洋船政局从智利买来的那些大型巡洋舰，也肯定是非北洋舰队莫属了。

包括北洋船政局现在还在日夜赶工的舰船，将来也大都是北洋舰队的了。

北洋舰队将成为中国海军的主战舰队，这个消息让叶祖圭和北洋舰队的海军众将们听了都兴奋不已。

孙纲随后还向李鸿章建议说，“己亥之乱”前的清朝政府曾要在天津大沽口举行“海军会操”，并邀请各国参加“海上阅舰式”，各国政府都已经答应了，但因为中国发生战乱而未能举行，“华夏共和国”取代清朝成立后，不妨向各国“重申前意”，表达“同友邦敦睦之意，且可扬我国威军威，使列国不敢轻易启衅。”

李鸿章召开政务院会议商议后表示了同意，并让外务部再次向各国驻北京使馆发出了邀请的正式照会，各国都作出了积极回应，连俄国人都表示要派船参加。

俄国人的这个养气功夫，属实非同一般。

由于“华夏共和国”现在取代了清朝，在一定程度上给原来和清朝保持“宗藩”关系的中国属国造成了一定的困扰，但经过朝鲜的率先“表态”，这个问题也得到了解决。

在清王朝全盛的时候，中国周围的好多国家都向中国朝贡，和中国保持着宗藩关系，象朝鲜、琉球、拉达克、哲孟雄、不丹、尼泊尔等山外诸国，苏禄、越南、缅甸、南掌和、暹逻（泰国）等东南诸国都是中国的宗藩，这种“宗藩”关系并不是近代的那种“保护国”和“殖民地”关系，而是基于传统文化理念上的名义上的不会被宗主国干涉内政的自治属国和宗主国之间的关系。清朝与周边国家存在的这种宗藩关系表面上看来是一种“以小事大”的不平等关系，周边国家要向清朝“称藩纳贡”；接受中国的册封，并由中国赐与印玺。而实际上这种宗藩关系只是维系中国和周边各国友好关系的一种形式，并不具有统治和被统治的实质性内容。并且，作为宗主国的中国统治者，是以一种“王者不治夷狄，来者不拒，去者不追”的“不干涉主义”态度去对待这些国家的。原则上并不干涉藩属国的内政。

中国统治者为了显示自己作为“天朝上国”的富有与大度，总是本着“薄来厚往”的原则，对朝贡者给予大量的赏赐，其价值远远超过朝贡者所进贡的物品，所以，各藩属国总是乐于来华朝贡。虽然有些国家有时不按规定而提前来华朝贡，中国政府也都给予了热情接待。

（四百零二）货币制度的“两”“元”之争

值得注意的是，各宗藩国在来华朝贡的同时，也与中国进行了大量的贸易活动。由此可见，清朝与周边国家的这种“宗藩”关系和近代西方国家间的那种表面上“平等”，而实质上却是“弱肉强食”的国际关系有着本质的区别；和西方殖民国家的“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那种控制与被控制、压迫与被压迫、剥削与被剥削、掠夺与被掠夺的关系更是有着不可同日而语的天壤之别。即使在清朝“闭关锁国”期间，和属国的这种联系也没有中断，只是到了十九世纪下半叶，清朝国势渐衰，在西方殖民主义国家的侵略下，这些属国渐渐的丧失，但基于传统文化上的认同感，这些国家还极力的保持着和中国的“宗藩”关系，象缅甸尽管已经成了英国的殖民地，但英国仍然不得不允许缅甸在一定时间继续向中国“朝贡”。

现在，大清王朝已经由新的“华夏共和国”所取代，中国传统的这些宗藩国失去了“朝贡”的对象，如何重新“定位”和中国的关系，是摆在这些中国的前“属国”面前的一道难题。

而孙纲提前留了“后手”，通过自己在朝鲜的北洋方面的代言人“美女学生”金舜姬，成功的解决了朝鲜和中国的藩属关系问题。

在“己亥之乱”发生之后，朝鲜国内很快就知道了消息，朝野上下顿时一片震恐，朝鲜国王李熙大惊失色，派人向在釜山的北洋水师提督叶祖圭问计，叶祖圭虽然已经提前知道了消息，但也不敢擅自决断，后来等到孙纲把在北京的朝廷主要官员都接到了旅顺，成立“北洋共和政府”后，金舜姬按照孙纲的指示，以她的特殊身份在朝鲜军政两界及王室间进行了“沟通”，才让朝鲜在因中国内乱造成的恐慌情绪中稳定下来。朝鲜国王李熙表示，“中国有难，朝鲜为中国属邦，绝不坐视不顾”，指示朝鲜军政当局做好战备，“备中国不时之需”。于是就有了后来朝鲜海军协同北洋舰队作战以及金舜姬亲率朝鲜军队3000人进入中国境内帮助中国军队阻击俄军的行动。

“华夏共和国”成立后，朝鲜率先表示承认，但对于朝鲜应该同中国居于什么样的地位感到“困惑”，孙纲随即让金舜姬转告朝鲜国王，中国和朝鲜仍然是“唇齿相依”的“兄弟之邦”，既然大清王朝已经不存在了，中国将和朝鲜建立“平等”的外交关系，用来取代以前地“朝贡”关系。

朝鲜国王李熙知道后放心之余也十分感动，立刻派使团前往中国道贺。递交国书，“庆贺中国共和重生，并与中国约为盟邦。互助互援，永世修好”。中国和朝鲜以签订《平等友好互助条约》的形式确定了两国新的外交关系。

朝鲜是中国最重要的属国之一，在朝鲜的“率先表态”之下，琉球王国接着响应，中国的另外几个已经和清朝实际联系不多地属国暹逻、缅甸、尼泊尔等国也纷纷向中国派遣使团，重新和中国建立了平等的外交关系，取代从古时延续下来的“朝贡”关系。

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史上，也就此揭开了新的一页。

对孙纲来说，这些周边邻国重新和中国建交。有助于中国以这些友好国家做为屏障和助力，抵御西方国家的蚕食。这些周边国家对中国以后的发展，有着很现实的战略意义。

对这些国家来说，和已经开始逐渐强大起来的中国结好，也有助于防止他们自身被西方列强吞并。

远地不说，象朝鲜为了对付日本和俄国的潜在威胁，和中国走到一起是必然的，也是现实地选择。

象尼泊尔依托中国。不但能够保护自己。而且一个独立地尼泊尔作为中国西藏地区地屏障。对中国来说。也是必不可少地。

中国现在通过“平等友好互助条约”地形式。正式取得了在朝鲜和琉球地驻兵权。将中国地海上防线扩大到了外海。对保护中国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也有着深远地现实意义。“你地事忙得怎么样？”这一天。孙纲看到自己地爱妻马也和自己一样地在忙。而且一副愁眉深锁地样子。不由得问道。“可别把自己累坏了。不是又出什么事了吧？”

“倒不是出了什么事。经济地问题。不是象你那里军事方面地事情那样。你知道了发展地方向。按着正确地道路解决就行了。”马说道。“记得我和你说过地那个关于钱地事情吧？你不是还在银行干过好多年吗？这回帮我出出主意吧。你们都是参政。张大总督那里。恐怕你得帮我去沟通一下。”

“怎么回事？要我去找张之洞老爷子沟通什么？”孙纲听她这么一说。不由得奇怪地问道。

马告诉孙纲。现在关于中国地货币制度地标准。一直无法确定下来。

由于中国目前流通地货币不但有传统地纹银和方孔铜钱。而且还充斥着大量地外国银元。以及各省自铸地银元。这些各种各样地货币之间并没有固定地兑换率（也根本不可能有）。中国市场上货币流通之混乱。世界罕见。尤其是各省官办地或私营地钱庄和票号以及在中国地外国银行都在发行纸币。这样就使得中国地市场更加地混乱。这种货币流通地混乱状态极大地阻碍了中国工商业地发展。甚至于在中国作生意地外国商人对这种混乱状况都感觉到“难以忍受”。英国和美国在同“华夏共和国”重新订约时就向李鸿章等人明确提出。中国必须改变目前这种货币制度地混乱状态。要求新地中国政府实现货币“标准化”。甚至提议中国采用“金本位制”地货币制度。

混乱的货币制度不利于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不但中国的好多商界人士已经深刻意识到了这一点，而且中国政府的好多官员的看法也都一样。因而这次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工商界代表会议”上，好多省的商会代表强烈要求统一币制，并在集体讨论之后向李鸿章提交了“请愿书”，要求政府制定统一的货币政策，“以解民间通货不畅之积弊”。

“全国工商界代表会议”还向李鸿章提交了几份“备忘录”，里面有经过各省商界代表讨论后给出来的几种货币制度的备选方案，以供政府选择。

李鸿章接到请愿书后不敢怠慢，由于他对这个货币制度该用什么标准好也是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