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抗战-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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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城一线参战的中国军队已坚持了两三个月，人员、弹药消耗都很大，战斗力已经下降。何应钦也一再致电蒋介石，要求蒋增派援军和增加财政补助，以利作战。但蒋坚持不再增兵华北，尤其不允许参加“剿共”的中央军北调。这时，国民政府的中上层中枢机构，特别是军委会北平分会已对长城抗战失去了胜利的信心。到4月下旬，何应钦已作了收缩兵力、确保平津的部署：一、为加强北平的防守，将驻滦西的第32军调往平东通县、三河、平谷一带。将驻张北的第59军傅作义部调往昌平，将第26军萧之楚部也调往平东地区；二、为防日军进攻，在滦西修筑三道防御阵地：主阵地在滦河西岸，第一预备阵地为唐山、丰润南北之线，第二预备阵地在蓟运河西岸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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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一的进攻战（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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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滦东部队在前线战斗
傅作义
字宜生，1895年6月27日出生于山西省荣河县（今临猗县）安昌村。
1933年1月3日，日军侵占山海关，揭开长城抗战的序幕。1月5日，傅作义分别致电阎锡山、张学良、蒋介石请缨抗日。15日，以绥远省主席名义发表《告全省民众书》，号召全省同胞“奋起救国御侮”。25日，奉命率部由绥远出师东进，开赴抗日前线。2月上旬，傅部在张家口编组为第7军团，傅作义任总指挥，35军的番号暂改为59军。3月4日，日军侵占承德后向长城各口进犯，遭到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由于蒋介石谋求对日妥协，长城各口相继弃守，日军直趋平津。
蒋介石担心平津丢失，使华北局面难以收拾，一面派黄郛向日方求和，一面在北平周围布防。4月30日傅作义部奉命开往牛栏山西至昌平一线布防。日军为胁迫国民党当局接受苛刻的停战条件，于5月22日以第8师团西义一部在飞机大炮掩护下向傅部阵地进攻。傅作义亲临指挥，全体官兵抱定“有我无敌，有敌无我”的牺牲精神，英勇抵抗。董其武团在牛栏山一带，孙兰峰团在怀柔以西阵地，与敌白刃相接，多次打退敌人的进攻，双方形成拉锯态势。
然而，正当傅军痛击顽敌，英勇苦战时，23日晚黄郛在北平接受日方的停战条件。何应钦随即令傅部停止战斗，撤出阵地。傅作义接到停战撤退命令，无比愤慨，质问说：“怎么抗日还有罪？”坚持“只有日方先撤，我们才能撤，否则我们决不后撤。”经交涉双方同时后撤，傅才忿然下令撤兵。长城抗战的最后一战，就这样宣告结束。该战役计毙日军246名，中国官兵阵亡367人，伤484人。傅作义对阵亡官兵极感悲痛，后来特地派员将殉国官兵的遗骸护运回归绥（今呼和浩特市），安葬在大青山下，建立纪念碑，并将烈士名字刻于碑上，以寄哀念。
5月7日，日方中断了中日秘密谈判，在西起古北口、东至山海关的长城全线，向中国守军发动了开战以来规模最大的进攻。
5月10日，日军第8师团主力夜袭新开岭（古北口南1公里）第17军阵地。经过3天的战斗，重镇石匣（密云东北30公里）被敌占领。第17军的3个师损失惨重，无力再战，遂下令后撤。日军于19日晨占领密云。
当守军溃退、日军向密云追击的时候，北平军分会急调集结于昌平地区的傅作义第59军进到怀柔布防，协助第26军萧之楚部保卫北平。由于北平危急，蒋介石急令冯钦哉第42师、第87师、第88师等部北上，保卫北平。
在滦河地区，日军第6师团、混成第14旅团、第14师团的第28旅团等先后从迁安的高台子、忍子口等地渡过滦河，从第29军和第67军的结合部突破，使滦河西岸的守军纷纷后退。第29军顽强抵抗到15日，终因寡不敌众，不得不向西撤退。16日，日军占领了滦西的丰润、遵化。
当前线战斗最激烈的时候，中日间在北平的秘密谈判也到了关键时刻。为了使日军答应停战，何应钦命令何柱国、王以哲、万福麟等军撤到宁河、宝坻之线，宋哲元部撤到三河、平谷以东地区。这样，日军第6师团在滦西的进攻如同旅行，未遇到中国军队的任何抵抗。这时，新成立的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黄郛到达北平，派出密使与日方人员谈判。日方获悉北平军分会已经准备屈服，为了在即将到来的停战谈判中占据更为有利的地位，关东军命令所属各部继续进攻，以抢占更多的地盘。5月23日，日军又相继占领了玉田、平谷、蓟县、三河等县城。在北平怀柔、顺义一带构筑了工事的傅作义第59军与日军第8师团进行了长城抗战以来的最后一战，给日军以一定的杀伤。当天，在北平城内，黄郛连夜与日方代表达成协议，决定中日双方在顺义、通县、香河、宝坻、宁河、芦台一线全线停火。正在与日军交战的傅作义军只好遵令停止战斗，向后撤退。日军先后占领冀东的丰润、迁安、遵化、唐山、玉田、蓟县、三河、香河、平谷、密云、怀柔等县市。这时，日军已全部突破长城各口和滦河防线，守军退至平、津附近。日军从南、东、北三个方向对北平形成威逼态势。至此，历经近3个月的长城战役的战火逐渐平息下来。
长城抗战虽然失利，但是中国爱国军队以牺牲近2万人的代价，给予日本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特别是喜峰口之战，打出了中国军队的威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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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胜败得失
当长城抗战正处在最紧张的时候，蒋介石正指挥40万大军对江西中央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面对广大爱国官兵强烈的抗日爱国呼声，蒋介石曾严令：“如再有偷生怕死，侈言抗战，不知廉耻者，立斩无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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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败原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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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抗战历经5个月，最后以订立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而告结束。这次失败，不仅使中国兵员损失巨大，而且给以后华北的局势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塘沽协定》的签订，使中国失去了热河全省和冀东22个县的领土。据战后统计，中国军人死亡16725名，负伤24019名，而日军的伤亡仅2600名。中日双方伤亡的比例大大超过了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战争对华北地区直接的物资破坏更无法统计。
综观长城抗战，导致失败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政略上看，是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所致。虽然蒋介石石在长城抗战中多少改变了“九·一八”事变以来不抵抗的政策，实行了“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针。但这种抵抗只不过是为了平息国人抵御外侮的呼声，是为了争取接受不是在最苛刻条件下的妥协，因而实质仍然是“消极抵抗，积极谋和”。
当长城抗战正处在最紧张的时候，蒋介石正指挥40万大军对江西中央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面对广大爱国官兵强烈的抗日爱国呼声，蒋介石曾严令：“如再有偷生怕死，侈言抗战，不知廉耻者，立斩无赦。”何应钦、黄郛在与冈村宁次进行秘密谈判时，何对冈村说：“实际上我国现在最难办的是共产党势力的抬头，故而不愿引起对外问题。如果日本不就此停止对我国的压迫，其结果中日两国都将给共产党以可乘之机。”何应钦的话道出了国民党屈辱地接受《塘沽协定》的真实意图，是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最好的注释。
第二，从外交上看，蒋介石倾向于不同日军直接交涉，单纯地寄希望于国联。“九·一八”后，张学良最终服从了中央政府不同日本直接交涉的政策，所以中国后来的方针基本上是日本不撤兵，则不交涉，而期盼国联主持公道。国联行政院根据中国的提议，9月30日通过了限令日军于1933年10月14日以前撤兵的决议。日本出席国联行政院会议代表声明接受国联决议。张学良委托顾维钧由北平到达南京。１０月５日，中国驻日公使蒋作宾就日本撤兵问题照会日本政府。９日，日本提出先谈条件后撤兵的答复，并抗议中国的“排日”行动。同时，日本派遣大批军舰到达上海。张学良多次电南京政府，希望立即交涉。６日，顾维钧受蒋介石委托，由南京返回北平，向张学良“代达”蒋介石的指示，即：“日本届期延不撤兵或更另有暴行，自在意中。中国军队如何应付、此时正在研究，并须视彼时国联行政院开会后如何解决而定。盖国联虽不可侍，亦非尽不可侍。此案发生后，中央所以尽力至使国联负解决此案之责任者，因维持中国在国际上之地位，与减小日本直接压迫中国之力量，途径惟在此。”
蒋介石在3年以后总结教训时说：“九·一八事变既起，当局迟缓却顾，坚持不撤兵则不交涉之原则，致使日本缓和派不能抬头，军人气势日张，问题愈陷僵化。就是沈阳陷落尚未侵入关内的时侯，也还有使日本止于锦州，徐图转换局势的可能，可惜步步错过以造成此后不可收拾的局面，这不能不说当局没有决心，及不负责任之所致。”其实，如果说“九·一八事变”不抵抗是错误的决定，那么“不交涉”也是错误的决定。“不抵抗”使得日军中的强硬派能够迅速造成既成事实，使得军人气焰日益嚣张，而“不交涉”则使得“日本政府内的缓和派不能抬头”，问题日益僵化。
第三，从战略上看，两线作战导致了长城抗战必然失败的命运。对日作战是关系中国命运的大事，需要集中国内主力力应战，但蒋介石只派中央军四五个师的兵力北上参战，中央军主力精锐一直在南方进攻红军。这种两面作战、南重北轻、重心在南方的做法，一开始就决定了北方长城抗战必然失败的命运。正如有台湾学者指出的：“热河之役的失败，张学良固然责有所归，惟蒋委员长实亦不无坐观成败之嫌。”
热河守将汤玉麟在张学良严令抵抗之下，仍然弃城而逃，导致热河战役失利，日军以108骑占领承德，此事导致张学良下野。那么蒋介石在这期间又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呢？显然，蒋推三阻四，不但自己不肯北上，调动中央军也推三阻四，两个师的军队到达时，热河已经沦陷。话又说回来，蒋也有他的难处，他的大部分军队在围剿红军，哪里有精力北顾？！
第四，从战术上看，消极防御，死守阵地，被动挨打，终至败局。日军在进攻热河前，驻扎在华北地区的东北军的数量并不少于日军。仅就热河而言，其境内部署的东北军就有近10个师的兵力，约10万人。而日军投入的军队仅2个师团又3个旅团，共4万人。日军为达到战术上的优势先在山海关打响，又在渤海湾造成登陆的假象，牵制何柱国、于学忠等于滦东和津沽间而不能援热；还利用刘桂堂、崔兴五、李守信等伪军在察哈尔东部和热河北部牵制了中国守军5个师的兵力。同时，日军集中了装甲车、汽车、骑兵部队，沿交通大道快速机动，很快将热河占领。而中国军队处处设防，消极死守，线长兵薄，工事简陋，一点被突破，全线即溃。
中国军队不仅在数量上远远超过日军，而且有地形上的优势，如果在日军进攻时采取伏击，或派出小分队，敌进我进，打其后方，是能给日军以杀伤或遏制其进攻的。可惜国民政府军队不仅根本没有这样做，而且最高指挥机关也从未有这样的想法和打算。长城防御时，线长空隙多，局部的出击是能奏效的，如第29军在喜峰口、罗文峪的夜袭等；大部队的前出和突进也能办得到，如第26军在兴隆对日军的进攻和包围。可惜这种做法既未推而广之，亦未持久。这是由最高指挥者消极防御的指导思想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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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败原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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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从装备上看，日军装备精良，火力强；中国军队装备差，虽有优势的地形和杀敌的勇气，但在敌强大的火力下，徒增伤亡。日军的作战装备有装甲车、坦克，下有火炮作掩护，上有飞机轰炸相配合，机动性强，火力猛。日军步兵有“精利武器”可恃，攻击某处，“必集结炮兵破坏华军防御工事暨其守兵，然后步兵以飞机与战车作掩护，攻击前进。此乃新式用兵”。而中国军队的装备与日军相比，大相径庭。以第29军为例，该部“装备差，火力弱，有兵无枪，有枪缺弹，只是每人大刀一把，手榴弹六枚”。即使中央嫡系部队（如第2、第25、第83师），装备和日军相比也差之甚远，何况仓促上阵，没有准备。第25师上阵的，土兵还是“赤脚草鞋”，第2师的“轻机枪还在仓库里”。该部守备的古北口、南天门险要地段之所以被日军攻占，日军的优势火力起了重要作用。由于中国军队装备差，就是包围了日军也不能歼灭。如第26军在兴隆对日军包围2日，由于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