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独立路-李光耀-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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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相当凉快。在英国时，我决定不到律师馆实习以获得执业律师的资格，因此，回到新加坡后，我得实习一年才能获得执业律师资格。这期间，黎觉每月给我5OO元薪水。

　　我几乎马上就上班。我先定做了几件适合在热带穿着的衣服，有白斜纹布长裤和轻便的泡泡纱外套。我也买了几件棉质网眼衬衫，能透风，但同样无济于事，我还是汗流浃背。每一次上了法庭回来，总是浑身湿透。但是，带着浑身臭汗进入黎觉通风良好的冷气房间，后果也很糟糕：我因伤风咳嗽而病倒。不久，我学会每次回到办公室，先用冷水洗脸，等到身体转凉后，再换上我留在那儿的干净衣服。

　　冒失青年上门提亲

　　我有了工作之后，第二项任务就是拜访芝的父亲柯守智。他身材高大，精力充沛，是一个自学成功的人，当时担任华侨银行总经理。他通过函授课程，自修会计学和银行学。他不是靠裙带关系也不是靠金钱升职的。他全靠自己努力，才升到银行总经理的职位。我恳请他把女儿嫁给我，并同他商量结婚的日期。他听了惊讶得发呆。他一直以为我父母亲会通过传统的方式登门造访，向他提亲，没想到这个冒失的青年竟然亲自上门来求亲，而且自以为一定会得到同意。不过，他没有当面说我什么，只是后来在芝面前发了一阵牢骚。我们同意先订婚，到9月底才结婚。黎觉在报上看到我们的订婚启事后，表示愿意聘请芝为见习律师，薪水每月500元。我把这个消息告诉芝，她马上接受。这对我们来说的确太方便了。我们两人可以一起上班，而且每天都能见面。

　　1950年9月30日，我们秘密结婚将近三年之后，在婚姻注册局举行第二次婚礼。芝接着搬到欧思礼路38号。母亲给我们买了一些新家具，我们正式的婚姻生活从此开始了。但是芝却觉得很难进行自我调整；她现在必须适应李家的生活，而李家除了我祖母、父母亲、妹妹和三个弟弟以外，还有几个印尼来的亲戚。这几个亲戚寄宿在我家，帮补了母亲的收入。

　　我加入新加坡岛屿俱乐部，以便继续练打高尔夫球，好使自己在英国廷塔格尔所学的球艺能够保持下去。一段时间我很热衷于打高尔夫球。一天下午，尽管下着雨，我还是跟芝一同驱车到高尔夫球场去。来到汤申路时，我的史都巴克牌汽车突然滑向一边，掉头转了个弯，滚了两滚就翻倒在柔软的草坡上。我吓得目瞪口呆，芝也一样。我问她怎么样，她说没事。我们很幸运，没受一点伤。如果我们再往前一点才翻落在路边，汽车势必撞向一条大水管而不是翻倒在湿地上，我所热中的政治生涯恐怕就此告终了。

　　我心中烦躁，坐立不安。新加坡的政治令人灰心丧气，甚至义愤填膺。权力集中在总督、辅政司和律政司手里。他们聚居在象征权力的总督府范围内。总督住在最大的一座大楼里，也就是总督府。辅政司住在仅比总督府小的洋楼，律政司住的是又次一等的洋楼。至于副辅政司和总督的私人秘书，则分别住在另外两座洋楼里。这五座建筑物之间每天都有24小时的私人电话驳接服务。

　　这里才是真正的政府权力中枢。总督之下设有一个立法议会，25个议员当中只有6个是当地选出的。其余不是由英国官方委派，就是由政府官员担任，而以辅政司为首。1951年，民选议员人数增加到9个，但是他们没有决策的权力。在民众眼里，他们毫无地位可言，所以每次市政会或立法议会选举，投票人数都少得可怜。

　　我的老板黎觉是新加坡主要政党进步党的策划人，该党的领导人多数是30年代在英国念法科或医科的留学生。他们对英国的价值观佩服得五体投地，就像我祖父一样，凡是英国的东西，样样都是十全十美的。他们对自己没有信心，对这里华人、印度人和马来人的能力，更没有信心。

　　我在英国期间读过伦敦星期日报纸《观察家报》驻东南亚通讯员帕特里克·奥多诺万的报道。他形容旧一代的亚洲留学生，不论在情绪上或心理上，都不会为自由而战斗。他们的出发点是，认为自己没有能力立刻接管和治理一个独立国家，需要再累积多年的经验才能办到。我认为他们既然不能站起来争取本身的权益，就别提站起来跟英国人对抗了。本地唯一有势力的人物是林有福，他担任新加坡书记与行政职工联合会的秘书长。

　　这些政客发表的演讲都因循苟且，从来不敢向英国的权威挑战。但是每当他们说出任何批评殖民地官员的话时，却又洋洋得意。我的朋友贝思形容他们为〃在奴颜婢膝中长大的人〃。贝思跟我一同搭乘〃威廉勒伊斯号〃返回新加坡。他在政府秘书处工作，我每次晚饭后到政府宿舍探访他时，两人总是把满腹牢骚尽情发泄。他是个欧亚裔，身材魁梧，说话缓慢，走起路来慢吞吞。他永远忘不了英国人对他的侮辱，很讨厌民事服务中一些英国同事的作为。

　　我决定做点事，以改变这种可悲的局面，所以恨不得其他朋友，特别是吴庆瑞和杜进才，早点从英国回来。1950年11月的一天，已经解散了的马来亚民主同盟的过去的主要左翼领导人约翰·伊巴事先没通知便跑到欧思礼路来找我。我们在走廊里阔谈了半个小时。我问他，对于新加坡不能成事的宪制政治，我们能够做些什么？为什么不组织一个政党，做点实事，向殖民地政府的权力挑战。他不置可否，说道：〃你知道，紧急法令正在实施，我们必须非常小心。〃我相信他可能从林丰美那里得知我们两人在伦敦会面的事。他正在揣度我的意思，看我是否可能成为他们招兵买马的对象。

　　1951年1月，报纸报道有关一批受英文教育的共产党分子遭拘留的消息。被捕者包括前马来亚民主同盟副主席约翰·伊巴、新加坡教师公会秘书蒂凡那和马来文日报《马来前锋报》的编辑主任沙末·伊斯迈。这是紧急法令下的拘留权力，第一次用来对付受英文教育的集团。

　　事实很明显，马米亚共产党也已在受英文教育的知识分子当中争取到新成员。尽管受英文教育者一向得到政府优厚的待遇，而且垄断了政府部门和专业方面的工作，但有一些满怀理想的人，却经受不住共产党对反殖民主义者的诱惑。如果我们置之不理，或者无法动员他们组成一股有效的政治力量，那么，最终得利的将是马来亚共产党。

　　担任选举代理人

　　我继续在律师馆工作，跟随黎觉到最高法院处理他所办的诉讼案件。每次他要出庭，便不喝酒，神志清醒。但是在其他场合，却叫人受不了。他带我外出用午餐和晚餐时，总是大喝特喝。比如他在加冷机场旅馆吃蚝，或是在史丹福餐馆和阿达菲西餐厅吃T骨牛扒，都是用黑啤酒和白啤酒把食物冲下肚。有时他中午喝得醉醺醺，以致下午不能有效地工作；晚上他则喝威士忌，往往喝到酩酊大醉。跟着他，我吃的东西过量，喝的酒也过量。他一定以为我会成为他的进步党的新党员，可以帮他做事，所以1951年2月要我担任他参加立法议会选举的代理人。我答应了。这将使我有机会粗略地了解新加坡的选举情况和惯常做法。

　　提名日定在3月8日，市面上却看不到什么令人激动的现象。这也难怪。上届立法议会选举在1948年举行时，20万名合格的选民，只有23000人前往投票，当中将近一半还是印度人，而印度人最多只占新加坡总人口的6％。

　　黎觉以极少的多数票当选。进步党总共赢得六席，劳工党两席，独立人士一席。竞选活动是依照我在英国所看到的模式进行的，只是模仿得很差。黎觉角逐加东选区的议席。这个选区在东海岸，是他的老家所在地，聚居着大批讲英语的海峡土生华人，他们都效忠英王和英帝国。作为他的竞选代理人，我雇用一批助手在选区内张贴竞选标语，上面有他的照片、名字和〃请投进步党候选人黎觉一票〃的字样。他也指示我安排夜间集会，并聘请马来职业舞女跟男人配搭，跳爪哇舞，同时还给观众提供食物和饮料，尽管法律禁止这样做。

　　选举总监在呈交英国殖民部大臣的新加坡立法议会选举报告书中说：〃那些负责任的政党领袖了解，当大约25万名合格选民只有24693名投票时，要立即大步迈向自治的基础并不存在。〃一般认为这些投票的选民都是新加坡海峡土生华人和印度人。前者多数受英文教育；后者来自印度，是英籍民。新加坡岛上的大多数人对选举既不参与，也没有兴趣。理由很简单，他们没有投票权。何况选举一概以英语进行，他们根本不会讲英语。

　　我觉得，殖民地这个虚幻世界。是脱离现实的。政府官员只顾自己和受英文教育者的利益。受英文教育者可以通过英文报纸对政府官员施加若干压力，但他们不是新加坡社会的经济原动力。我感到极度不安。我把这些想法埋藏心田，只跟贝恩讨论过。我必须继续我的律师生涯，但我也想看看在律师生涯中，是否能够打开通往政治生涯的大门。

　　一个很小的世界

　　1951年8月7日，一年的见习律师期结束了。为了参加获颁律师资格的仪式，我和芝穿上深色的服装，再披缀有白色垂片的律师长袍，而我还得加上一条翼状硬领。这是一个重要的场合。新加坡律师公会共有会员14O名，每年只有10名新律师获准人会。一位备受敬重的欧亚裔老律师雷内·伊巴代我们提出入会申请，并发表措辞优美的简短演讲。共产党秘密党员约翰·伊巴就是他的儿子，在七个月前被捕了。新加坡的确是一个很小的世界。

　　由于我出生证中所列的英文名字是Harry　Lee　Kuan　Yew，我没法子叫中殿法学协会或剑桥大学把我注册名字中的Harry去掉，所以在我的剑桥大学文凭和律师证书中，我的英文名字是Harry　Kuan　Yew　Lee。1950年我决定在新加坡取得律师资格时，只用我华文姓名的拼音，并把姓氏移到名字的前面，改成Lee　Kuan　Yew。这一次，我成功了。从此Lee　Kuan　Yew便成为我在公开场合所用的名字。它代表我的主张，并且是我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左翼民族主义分子的标志。此后，报纸报道我出庭的新闻时，都称呼我为Lee　Kuan　Yew。然而在这些日子里，我太太和一班知心朋友，依然叫我Harry。50年代我开始涉及政治时，偶尔看到报上称呼我Harry　Lee，总是有点生气。在政治上，这种称呼可能产生负面影响。不过，到60年代中期，我经过政治的磨炼屹立不倒后，便克服了不舒服的感觉。其实这个名字并不反映我的为人和价值观，它也不是我自己取的。我始终没给自己的孩子取洋名，我的孩子也没给他们的孩子取洋名。

　　我的第一个男孩于2月10日星期日诞生，我请最高法院的一位翻译给他取名字。这位翻译帮过许多律师的孩子取华文名字。我的孩子出生于龙年正月十五日，是农历最吉祥的一个出生日期。因此我们决定给他取名显龙。他是个瘦长的婴儿．体重约37O0克，绘我们带来了莫大的快乐。
　
　
　
　
　　　
　
　

第十二章　邮差罢工的胜利
　

　　邮差罢工使我受到公众的注意。在新加坡和马来亚成千上万工人的心目中，我的威望直线上升，又没吓坏受英文教育的知识分子。我和朋友们现在深信，我们可以在工会中建立群众基础，并因此而进一步获得政治力量，我们找到了动员群众支持的方法。

　　1952年某天下午，三个马来人和一个印度人身穿邮差制服，到黎觉与王律师馆来找我。这时候，我已经不在黎觉的办公室里工作了，我在办公室外边自己的桌子旁跟他们谈话。这里没有冷气设备，闷热、潮湿，车辆来往的声音和小贩的叫卖声不绝于耳。他们告诉我，邮电制服职工联合会前些时候提出的改善待遇要求，迄今仍未被接受。他们获准聘请一位律师，今后代表他们进行谈判。市议员A．P．拉惹是他们的第一选择，但他因为工作太忙，建议他们到黎觉与王律师馆来同我接洽。当时黎觉与王律师馆是进步党的联系网络之一，因此推想律师费不会太多，我征求黎觉的意见，问他是否应该接受。他说为了表示友好，应该接受。于是我接受下来，完全不考虑律师费的问题。

　　P．哥文达三美给我很好的汇报。他是邮政局职员，比普通邮差高一级，所受教育不多，英语讲得还可以，是个十分可靠和说话中肯的人。谈判从2月持续到5月。但是政府对工会的要求，只答应调整到跟马来亚邮电工友相同的薪金率。我反驳说，新加坡邮电工友的工作比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