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与中国-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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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利用它通常没有文化的教徒来发动武装起义，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使这样的一个运动获得成功，必须拥有武装力量，或者同武装力量相联合。近几十年来，我们看到中国的旧政体被推翻和改造。但在注视民族主义、自由民主主义、马克思主义以及整个文明世界中其他活跃因素的出现时，我们不应忘记中国人民自己的经验，这是个大部分尚未探索过的库藏。中国人的传统是丰富多彩的。异日也许会从中产生出别的因素来。
第二篇　革命过程
第06章　西方的侵入
19　世纪的中国对于强大的外来人侵者并不感到陌生。西方侵略者空前未有的新奇之处，是他们技术上的优越，而这又足以使西方自诩为制度上和文化上的优越性。一个在4000年期间自以为是物质文明创始者和文化中心的民族，不能承认西方的这种主张。然而，在整个维多利亚时代，侵略别国的英国人奋力在全世界显示他们的优越地位。进步事业的一切形式，看来都在英国人这一边。随着积累起来的经历始终不利于中国，中国的统治阶级感到异常沮丧。
19　世纪40　年代和50　年代西方的冲击，是使人难以支持的打击。然而，对19　世纪60年代到90　年代下一代的人来说，西方却成为仿效的榜样，以便更好地加强中国的实力来对付西方。最后，到了20　世纪，西方已经成为鼓舞中国进行三次革命的思想来源。这三次革命是：共和革命、民族主义革命（国民革命）和共产主义革命。西方的这个“冲击”，不管是打击、榜样，还是思想鼓舞，显然是性质不同而且有变化的。
事实上，“西方”这个词所包含的意思多种多样，甚为复杂，其程度甚至超过我们爱用的“中国”这一笼统名称。从1840年以来，西方也经历了革命的变革，其深刻程度不亚于中国。西方和西方的冲击都不是一件单独的、简单的事。为什么竟然要说是一个多面式的西方给予的一种多样化冲击呢？为什么要把事情说得过分简单呢？
然而，一件基本事实仍然存在：19　世纪和20　世纪震撼世界的技术进步，和其他种种进步的策源的和发明者都在西方。因此西方能从自身文明内部实现现代化：一个国家向另一国家学习，西方的两个外围巨人美国和俄国，则向西方所有的国家学习——毫不感到愧作，也并不怀疑自己该不该学。但是，中国由于它早已有了与众不同的文化传统，就非借鉴外界来实现现代化不可。轮船和火车来自外国人之手。近代创新的中心，显然在中国的境外。所有西方的东西都由海洋输人，因此中国的接受者，就不分青红皂白地把它们统称为“洋”。于是普通的火柴就曾叫“洋火”；煤油叫“洋油”；水泥叫“洋灰”；来复枪叫“洋枪”；镀锌的铁皮叫“洋铁”。现代的中国人决忘不了西方。由于他的文明是以中国是文化中心这种优越感为基础而自觉地发展起来的，他对信心十足的西方所自诩的优越性决不能熟视无睹，掉以轻心。中国对自己特性的看法可以保持无损，但它的自信心理却可能从根本上发生动摇。按照这种颇为笼统的、广泛的意义来说，当时肯定存在着西方的冲击。同样，中国对西方的“反应”也是一件大事，其中搀杂着许多复杂而互相影响的过程。
　
讨论这一问题的最好出发点，也许是指出中西接触的开端，如何给其后发生的事件投下了长长的阴影。美国在中国的作用，有受外来影响而产生的细微差别，这些差别并非来自美国生活，而是来自我们欧洲首先到达东方的前辈所树立的先例。中美关系是在较老的中一欧关系这个阴影下发展起来的。
欧洲的扩张面对于中国的扩张
欧洲的扩张使西方文明直接与中国接触，而对于这种扩张，我们可以用资本主义、民族主义和基督教这三个标题来作一番概括的叙述。这些标题有助于提醒我们记住西方社会有哪些特点。资本主义的兴起可以追溯到十字军东征时代，因为十字军帮助重振西欧与地中海东部之间的海路贸易，而这条贸易路线是在阿拉伯统治下被关闭了的。随着这种贸易的重振而来的，是商业技术的发展，终于导致了城市和城市各阶级的兴起，刺激了工业生产，积累了投资资本，并通过新的金融和财政技术来运用这种资本。随着中世纪后期这一经济发展而来的，是逐步兴起了许多民族国家。
除非是事后认识到，我们不能说资本主义或民族主义这些现象是必不可免的。它们发展的格局都不是古代人们所熟悉的。例如，较早期的社会是在城邦或世界帝国里组织起来的。民族国家是个新事物。它看来根源很多。这些根源是：日耳曼诸部族的自觉心和国王制度、超出城邦经济类型限度而发展起来的新企业的经济需要，以及把人们集合成更大政治集团的代议制的兴起（这在古代的直接集会中是办不到的）。
一旦民族国家由于上述及其他原因成其为自觉的政治单位后，它们之间的争雄和交战就激发了经济的扩展和技术的革新。于是资本主义和民族主义作为单独二个扩张过程的两个侧面而互相影响。当然，这里说的资本主义和民族主义不过是为叙述方便起见借用的两个笼统的抽象术语罢了。在这两者相互影响时，它们刺激了学术、科学和发明。在中国没有与此相类似的发展。基督教福音传道者的扩张力量，特别是16　世纪罗马天主教改革时期耶稣会和其他教派的扩张力量，自然可以比较容易地同佛教扩张时期中国的经验相比。但是，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为反对西班牙的异教徒摩尔人及其后在海外表现的十字军热情，却是儒家头脑里未曾有过的另一类宗教热情。如果我们把它同上述其他因素一起来理解，欧洲近世初期这股向四方传教的力量是从社会的发展中产生的，这种发展的性质和过程与中国的传统社会大不相同。
西方通过中国对外贸易这个媒介而与中国接触。16　世纪的葡萄牙人，以及17　世纪的荷兰及英国的冒险家和商人，开展了对华贸易，发现了前所未知的地区；正如他们的同时代人揭开了蒙在新世界上面的帷布那样、：最重要的不同之处是，东亚决不是一块未经开发的大陆，它早已有它自身组成的庞大而复杂的商务中心。早期西方的贸易事业，不过是在已有数百年历史的商业渠道中，增添了一些小小的数额而已。1637　年英国在广州打开了对华贸易，那时离新英格兰的建立只晚很少几年，这是一件值得注意的事实。然而直到19　世纪，英国的对华贸易还未能扩展到广州之外，而新英格兰却早已分开成为一种新国家，并且那个国家本身也正准备协助扩大广州贸易了。
欧洲人在美洲扩展，而在中国却阻滞不前，这事实必须从欧、亚两方面来加以理解。这并不单纯由于欧洲扩张主义者的希望和竞争力量，更易于集中在机会很多的新世界。远东两大帝国中国和日本的幅员辽阔，财富很多，这些因素使它们从一开头就是十分强大的对手，不能用武力来压服；它们非常老练，又能自给自足，难以在交易上占它们的便宜。阿拉伯人的作用。中世纪中国与西方的贸易，除了短暂的一些中断外，直到近代都以阿拉伯人为媒介。7　世纪和8　世纪间，阿拉伯人横越北非扩张到西班牙，使地中海成为“穆斯林湖”，但人们并不总能记得他们向东方也有类似的扩张。阿拉伯人受挫于法国的图尔之役（732　年），可与阿拉伯军队在帕米尔以北的中亚地区打败唐朝中国军队的但逻斯城之战（751　年）相比。12　世纪及其后，伊斯兰教的传人新疆，以及印度穆斯林王朝的建立，都是不断向东方扩张的一部分，这使阿拉伯商人能一直到达中国，终于在马来半岛和印尼群岛建立穆斯林苏丹王国。中世纪后期的印度洋同样也成为“穆斯林湖”，从东印度到地中海东部沿岸各国及地区，离通过那里的香料贸易不过是大宗商品的一宗而已。中国是这阿拉伯贸易世界中的一个参加者。中国史书表明，我们现在可以理解为商人的早期“贡使”，在汉代来自东罗马，但只隐约提到中国往南或往西的商队。到5　世纪，中国商船无疑已到达印度，甚或到达阿拉伯半岛，而到756　年，在广州的阿拉伯商人之多，足以使他们能够烧掠该城。12　世纪宋朝在夷狄的侵略下被迫退到华南时，才越来越关注海上贸易，这种贸易已有一千年的历史，但在那时以前，中国人并没有把主要力量放在这上面。宋朝把对外贸易限定在某些港口，并限定外商只能居住在通商城市的一定地区。由中国船或阿拉伯船运载的宋瓷，出现在整个中东乃至非洲东海岸。在蒙古统治时期，忽必烈汗自称有权统治全人类，派了12　次使节到东南亚，谋取当地统治者称藩纳贡。这些劳民伤财之举没有给蒙古人带来什么永久性的好处，但说明中国已与当地有了建立已久的贸易往来。以这些商业活动为背景，便可以解释为什么明朝要在巧世纪初派远征船队驶入并穿越印度洋了，否则那项举动就显得很突然，令人难以理解的。
明朝的探险远航。从1405　到1433　年，这些惊人的远航使中国船队比那些更出名的绕过非洲的葡萄牙航海家，几乎早一个世纪到达印度、波斯湾和东非海岸。那时，中国在造船、导航（罗盘针是中国人发明的）和一般航海技术上比欧洲先进，是清楚地证明了的事。但这项成就在中国的计划安排上意义不大，这也是很明显的。巧世纪中国与欧洲相比，也许没有比它们各自对海上探索态度的截然不同显得更为突出的了。明代远航的主持人是当时朝廷的总管太监穆斯林教徒郑和，他是代表朝廷而不是代表政府官员远航的。远航分别进行了七次。1405年第一次远航有2。8　万人，分乘64　艘船只。第四次1413…1415年间的远航西达波斯湾和亚丁。有七名中国人到达麦加。中国船只曾到达非洲和阿拉伯半岛沿岸。从这些地方派出了所谓“贡使”朝贡中国，这时期孟加拉入朝11次，还有其他几十个国家派使去中国。马六甲国王还亲自入朝四次。明廷支持这些庞大的事业，其目的并不清楚。其实，太监们可利用贡使和远方君主所献的珍异，来向朝廷献媚求宠。大象和鸵鸟、奇异的产品和更奇异的传闻，都可用来博得皇帝的欢心。从阿拉伯运来的长颈鹿，曾被赞扬为中国神话里象征帝德的麒麟，作为一件值得向统治者阿谀称颂的盛事。
对这些远航，中国人传统的解释是为搜求一位已被废黝但仍要求复位的皇帝，但这似乎不像是全部真情。他们的动机也许是政治利益和商业利益兼有而之：他们的政治动机在于明廷希望把世界上从事航海贸易的国家纳入传统的宗藩关系，借以号称统驭万邦。因为按照儒家的理论，宗藩关系可代替天子直接进行统治。明廷在15　世纪初曾对中亚各部族竭力行使宗主权。郑和的远航看来也同样是想对海路所达的统治者行使宗主权的一番努力。
把明廷穿越印度洋的远航与同时代葡萄牙人到非洲海岸去的远航进行比较，是大有可为且又很有意义的事。葡萄牙人探索非洲海岸，是早在1270　年就开始的事。从1418　年起，航海家亨利亲王几乎每年都派出船队进行探险。但他们直到1445　年才到达西非的佛得角，而其时明廷已终止航海活动。在规模上，中国船队比葡萄牙的大得多，而在航海技能上，即使并不比葡萄牙人优越，也至少可以与他们媲美。然而，中国船队尽管绰有余力，却缺乏绕道非洲前往欧洲的推动力，甚至连建立贸易据点的动力也没有。中国和葡萄牙的航海人员能力相似，这使他们动机上的差异显得更为突出。中国人完全缺乏欧洲人那种力求扩张的强烈欲望，这一事实就使两者的成果大不一样。从战略上讲，明廷不得不对付随时会死灰复燃的蒙古威胁，不得不抗击来自北方边疆的不断入侵。航海远征无助于对付蒙古人。明朝的远航以及他们在达？　伽马之前50　年就停止航海这件事，说明其主要原因是中国的自给自足。
早期海上接触。葡萄牙人与中国海上通商之后，自1514　年起开始贸易和传教。这一过程以300　年后形成的当代不平等条约体系达到最高峰。新的中一欧关系的主要焦点是贸易。葡萄牙人把中国丝绸运到日本，并把东印度群岛的香料运往欧洲。他们的商业控制地区以分布各处并且设防的一系列贸易据点为基础，这些据点远及印度、马六甲、长崎和1557　年后广州附近的澳门。造出较大的船只和火炮，利用罗盘和星盘仪导航，备有书面的航程指南，这些使葡萄牙人在东方海域得享称雄达百年的历史。他们在17　世纪被荷兰人和英国人所压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