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前十年-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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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节已言之，唐内阁的条件是不能再好了，为甚么不出三月便寿终正寝呢？其实这又是个转型的问题了。须知，依法唐内阁是个责任内阁；袁总统只是个虚君。但是在两千多年的政冶史里面，中国出了四百多个皇帝，除了少数的亡国之君像阿斗、溥仪等等之外，有几个雄才大略的皇帝，尤其是开国之君，是个虚君呢？诚问文景、武宣、贞观、开元、洪武、永乐和康雍干，那一位是虚君？相反的，我国历朝盛世如上述者的出现，几乎都是一宇号的雄才大略；君权神授，独裁专制的英明之王也。在我国历史上，往往也是皇权愈大，政治愈清明，大小官吏，愈不敢贪赃枉法。因为我国皇帝向来不直接管我们黎民百姓，管我们黎民百姓，分属‘亲民之官’的县太爷和知府、道尹，上至巡抚、总督的地方官。因比我们的皇帝陛下愈分凶，愈厉害，全力愈大，直接管咱黎民百姓的地方官，愈不敢为非作歹。所以在传统中国里，我门黎民百姓，对权力最大的皇帝，像汉武帝、唐太宗、明成祖，清圣祖（康熙），不但没有恶感，反而由衷崇拜呢！其原因亦在此。
当然我们这四百多位皇帝；不能个个都做汉武帝、唐太宗，一般才具平平或贪恋酒色不喜早期的懒皇帝，甚或像‘扶不起的阿斗’；那就要靠宰相辅政了。宰相和皇帝一样，也有好坏嘛。像王莽，他就要乘机弄权，由宰相晋升作‘假皇帝’，然后篡位作真皇帝。像姬旦（周公）、萧、曹、魏征、王安石。张居正，那就如钱穆所说的‘副皇帝’了【见钱著「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钱氏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基本卫道之士（fundamentalist），他认为传统中国的‘相权’，是制衡‘君权’的法宝，比现代西方的三权分立制还要完美。其实这是入者主之的夸大。中国相权哪能制衡（check & balance）君权？它只是君权的直线延伸和代理（deputy）。皇帝如是秦皇汉武，宰相就是皇帝的爪牙；皇帝如是阿斗，那么以重典治国的诸葛丞相，就是代理皇帝，他们之间没啥制衡也。洋汉学家之中，有人说中国帝王专制是东方的极权暴政（Oriental Despotism）或嫌过份，而中国古代帝王其权力之大远非西方（Occidental）任何帝王所可比拟，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事实。
法国的路易十四，搞君权神授，说朕即国家，被历史家骂了数百年之久。试看咱中华统治者，自秦始皇以后，哪个皇帝，不认为他底皇权出自‘天命’（divine right）。在中国的二十四史里，国家二字，所指的往往就是‘今上’。朕即国家这个概念，在皇帝这一名词还未出现的春秋时代，早已就有了。有啥稀奇？所以中国古代的‘天子’，除授命与他的‘天’之外，谁也不怕。为使皇帝也有所畏惧，聪明人乃把一切然界的灾异，都说成‘天意示警’，要皇帝结束他自己的行为，庶几免遭天谴。宋神宗时代富弼为宰相时，就有人告诉神宗，自然灾界，是自然现象，他劝皇帝不要听‘天意示警’那些鬼话。富弼闻报，大为着慌说：‘人君所畏唯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为？’乃上书数千言，力辩天意示警，不可不信【见‘宋史，列传’卷七十二】，富宰相万言上书，岂为提倡迷信？他怕的是天子老爷，连他爸爸老天也不怕了，那如何得了？
我们现代中国的毛主席科学化了，真正是天不怕，地不怕了，事实也未必。据说唐山大地震时，重病中的毛主席也惊恐不已。他老人家倒不是怕菊香书屋被震塌了，会压死人；他怕的是‘天意示警’，皇帝要‘崩’了。这也是个转型的问题。毛公既然从皇帝转主席，未转得干津。因此古帝王所惧者，今主席亦惧之，如此而已，没啥深文大意也。这还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事。民国初年古人的心理如何，就无待多言了。
总之，袁世凯当年是绝不可能做虚君的，不但袁氏不做，袁之左右，也不让他做，当时尽人皆知的故事就说，每次唐总理晋谒总统时，袁之左右就说：‘唐总理又来欺侮我们总统了。’‘欺侮’多了，袁曾向唐说：‘少川，我老了，以后还是你来做总统吧。’老友少川闻此言，如何受得了。
不特此也，甚至唐内阁之中的国务员，像财政总长熊希龄进士，也不可能只听总理的话，而不听总统的话。因此，在熊氏与六国银行团交涉外债时，他几乎事事请示总统，而目无总理了。钱借到了，指派用场，总统也就顾不得总理了。还有啥责任内阁呢！客观的形势已教老唐无法再干下去，再来个王芝祥案作导火线，总理面子扫尽，老唐就‘失踪’了。王芝祥，直隶人，原是清末广西巡抚，附义革命，与同盟会比较接近。此时直隶都督出缺，王以人地相宜，为直隶参议会一致推荐，唐总理乃签请袁总统加委。袁已同意，后来忽然改变主意，未经国务总理依法‘副署’，便迳派王为宣慰使，回南京练邱，直隶都督由总统另行委派。这一来，民国政府就法制荡然了。袁总统既然‘和尚打伞’，唐绍仪不愿做周恩来，就只有微服出京，宣告失踪，溜之大吉，一去不返了。
关于这一事件的是非曲直，我想公正的历史家，和不偏不倚的读史者，都很难下绝对性的定论。‘虚君’这个制度，原是以同盟会为主的革命派，所精心设计的一套纸制枷锁，来锁住袁世凯这个实力派的大猴王。如今猴王一使劲，把这些纸枷纸锁，撕得粉碎，你说孙悟空‘违法’，岂非不切实际的书呆子之见哉？如今八十六年过去了。我们回头看看八十六年的史例，军阀们甭谈了，就谈孙中山、中正、毛泽东和邓小平，他们那一位不是猴王？不搞‘和尚打伞’？他们撕掉的纸枷纸锁有多少套，还能数得清吗？如果孙蒋毛邓这四人帮，也都是一字号的大猴王，我们怎能独怪老猿呢？
话说回头，朋友，法治要有深厚的基础，法律才会有效。在一个法治毫无基础的社会里，独裁者必然会无法无天。西谚‘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化’，此之谓也，要搞真正的‘法治民主’（我不说民主法治，因为法治在先，民主在后也），笔者认为在近代中国，至少需时两百年。最早也要在下一世纪中叶以后；在我们社会文化第二次大转型的最后阶段，才能实现，这还是笔者最乐观的估计呢。在那清末民初的袁世凯时代，那会有影子呢？我们怎能厚责于袁老四呢？
大略言之，袁和孙的不同之点是，孙专好搞理想；袁则专要抓实权。袁的错是他贪得无厌，做了终身总统，还要做皇帝，这就不是个政治家了。他搞人也要搞到底，睚眦必报，绝不中途罢手，与人为善，这就是流氓了。所以在袁和孙、黄的革命派斗争时，在黄留守，唐内阁双垮台之后，同盟会在中央之内，可说是扫地出门。袁对他们是连个冷衙门，也不留一个。地方二十二行省之中，同盟会员，只分到粤、皖、赣三省，实力微乎其微也。袁总统和当今的李总统一样，不把老K全部搞垮，誓不甘休也。同盟会在一败涂地之后，他们想卷士重来，就只有寄于唯一出路的国会了。
现在让我们再来看看国会：
美国模式的中国国会
根据‘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第五十三条，‘在本约法施行后，限十个月之内，由临时大总统召集国会’，袁临时大总统在就职之后，也急于要做正式大总统；那时中央与各省的大小政客和党人，也看好将来的国会，认为是英雄用武之地，也急于要参加这项近在目前的国会大选。因此当中山还在作其讲演旅行之时，中央与各省为着筹备这第一次国会大选，都已在紧张的进行之中。
按参议院制定，由袁大总统于元年八月二十七日所公布的‘中华民国国会组织法’，国会分上下两院参议院和众议院。参议员，二十二行省，每省十名。内外蒙古、西藏、青海，各设选举会，分别选出二十七名、十名和三名不等。另由‘中央学会’选出八名；各地华侨选出六名。各省参议员由各该省的省参议员，依法作选举人，其他也各有专法规定选举方式。
【笔者符注】：中央学会依法是一种由教育总长领导的专家学者，超然于一般政团政党之外的公会组织，享有八名参议员的名额，立意至善，然未成为事实，就胎死腹中了。见钱端升著「民国政制史’第一篇，第二章，第八节。
按法定名额，则参议员共有二百七十四人，仿照美国制度，六年一任，两年一选，以保持其新陈代谢。
至于全国众议员的名额，则依各地区人口多寡定之。每人口八十万选众议员一人，然每省至少有众议员十人，但人口不足八百万之小省份亦照选。唯蒙古、西藏、青海则参众议员人数相等。二十二行省中以直隶（今河北）人口最多，有众议员四十六人；人口最少省份如新疆、吉林、黑龙江，各选众议员十人。其他各省多寡不等，任期三年各一届，三年一选，选举法分初选和复选，条例滋多，不俱载。按法家名额全国共有众议员五百九十六人，参众两院合计，共有议员八百四十一人；当时媒体戏称之‘八百罗汉’【见上引钱书。原档载民元发行之‘政府公报’六月份以后各期；最近复印汇编，见章伯锋、李宗一主编之‘北洋军阀’（1921…1928），武汉出版社，一九八○年初版，页六八○─七四七】。
这国会中只有罗汉而无观音，当时曾有少数女权主义者来闹场，争取男女平权。不幸那时去古未远，男好之间尚有其授受不亲之大防，女权转型尚在争取小脚放大时代。女强人中不但出不了吕秀莲、陈文茜，连男议员们所共同欣赏的甚么‘国大之花’之出现，这时都还为时尚早呢。他们闹了一阵，未闹出结果来，也就算了。
议员并无选民；政党随意整合
这‘八百罗汉’（且看他们在菩萨里那副尊容就知道）在民国初年的中国，大闹天宫。真是天翻地覆。近年台湾立法院里诸后辈，所表演的肢体抗争，和当年八百罗汉的功夫表演，不逮远矣。闲话不应多说，就此删去。但是我们要知道，这八百罗汉在民国初年是没有选民（constituesnts）的。道理很简单，因为中国这时虽有人口四万万，但百分之八十是不识字的文盲，另外百分之二十虽认得或多或少的字，也不知啥叫民主？啥叫选举？这玩艺儿，五千年的列祖列宗都不知道，他们何能顿悟起来呢？他们之中也确有略通民主选举之皮毛的，但这种人就是孙中山先生所的‘先知先觉’了。一个文盲遍地的社会能产生几个先知先觉呢？因此这些罗汉们就只是一批徘徊于转型中期，从前朝（帝制的清朝）稍有新思想的半新人物，转到后朝（共和的民国），仍背著「入朝做官’底老包袱不放的，半旧的政客；但是这些半新半旧底转型政客（politicians under transformation），原是旧中国里职业客僚（professional bureaucrats）的候补人（office seekers），搞政治的目的是入朝为官。他们看重的只是自己的‘政治前途’，并不代表什么鸟阶级。以前入朝为官的捷径是参加科举，现在科举没有了，‘党’就变成科举的代替品了。入党做官，或组党做官，就是有志青年的‘正途’了。这是我们政治社会大转型，还未转完的一条大尾巴。孙中山先生劝告当时的青年，‘要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做大官’，可是针砭时弊，但是他老人家还是在这‘大尾巴’上做文章。试问青年人个个都要立志做大事，那么小事谁做呢？做大官和做大事，基本上是一个铜元的两面。国父大人也是我们五千年中华大酱缸里出来的嘛，未能免俗也。所以‘入朝为官’和‘入党做官’（后者是刘少奇的话）这条大尾巴，一直绸着国共两党治下的有志青年，直至八九十年代，始被‘下海经商’所替代。呜呼，社会文化转型之难，有如此者。世纪末尚且如此，况且纪之初乎？所以在孙中山和袁世凯那个世代，入朝为官，是当时大小政治人物，排山倒海的主导思想。
总之，要搞政治，你就得组党，入党，毁党，造党，分党，合党。一言以蔽之，万变不离其党，才是入朝为官的不二法门。据说一九八八年蒋经国在台湾‘开放党禁’后，不期年，宝岛便出现小党一百余个之多。民初国会选举时，据吾友张玉法院士的考据，大陆上竟有大小政团六百家【见张著「民国初年的政党’，台北市，一九八五年，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页二三】。何以如此之多呢？作者再引当时政论家黄远庸之言曰：
既已聚千奇百怪之人而相率为党，遂即铸成千奇百怪之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