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战的悲剧与教训-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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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这一点，也很重要。”我认为我们当时没有做到这一点。
麦乔治·邦迪在一九六五年二月八日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提交了他的报告，国会领袖出席了这次会议。总统赞同他提出的轰炸计划，但认为这是打败侵略而“不使战争升级”的一个步骤。实际上，轰炸计划意味着美国的军事行动将发生重大变化。总统所言是完全无视这种重大变化的不实之词。林登·B·约翰逊深知此点，但考虑到对外界的影响，他发表意见时做了变通和夸张，并希望其他人也照此办理。参议员埃弗雷特 ·德克森询问能向新闻界讲些什么时，林登·B·约翰逊要求他不要讲美国在谋求“扩大战争”。
虽然总统向公众隐瞒了政策的这一变化，但他咨询了政府外的许多有经验的资深人士，尤其是前总统艾森豪威尔。他让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安德鲁·古德帕斯特中将（曾担任过艾森豪威尔的军事助手）向艾森豪威尔介绍基本情况。他还邀请艾森豪威尔到白宫与他和他的高级顾问们会面。
我参加了二月十七日的会议。那天下午，麦乔治·邦迪、厄尔·G·“巴斯”·惠勒、安德鲁·古德帕斯特和我（我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都是下级军官）围坐在内阁会议桌边两个半小时，聆听艾森豪威尔将军对轰炸决策和越南问题的看法。将军一开始就说，林登·B·约翰逊的首要任务是在东南亚遏制共产主义。他说，轰炸有助于实现这个目标。轰炸不会完全杜绝渗透，但有助于削弱河内继续作战的决心。所以，他认为总统把报复性打击改为“施压战役”的时机来临了。当时在场的某人（我忘了是谁）说，阻止共产党接管南越需要大量美军——八个师，艾森豪威尔听后说，他希望不需要那么多，但如果真需要，“就那么办吧”。他说，如果中国人或苏联人威胁要进行干涉， “我们应该回话让他们小心，以防灾难（如核打击）降临到他们头上。”
迪安·腊斯克致总统的一份优秀的个人备忘录附和了艾森豪威尔的强硬言论。他在备忘录中指出：“我坚信，如果允许共产党北越统治东南亚，必将给美国和自由世界带来灾难性后果。”他说，“我还认为，应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回击河内和越共的侵略”，甚至不惜“冒大规模扩大战争的风险”。关于撤退之策，迪安·腊斯克写道：“以谈判为掩护把东南亚拱手让给共产党北越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林登·B·约翰逊总统于二月十九日最终决定对北越开始正常的空中打击，但他再次拒绝了麦乔治·邦迪提出的公开宣布这项决定的建议。此举使他最终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一九六五年二月，民意测验显示，美国人民非常支持他的越南政策。当被问及“美国应该继续目前在南越的行动还是应该撤出军队”时，百分之六十四的人说“继续”，只有百分之十八的人说“撤出”。但是，这些数字在以后三年中发生了巨大变化，因为林登·B·约翰逊缺乏坦率和公平，使人们对他的信用和领导能力逐渐失去了信任。
为什么林登·B·约翰逊总统不让美国人民把他当作知心人呢？有些人认为是他天生的内向性格造成的，但实际原因非常复杂。有两个因素对他影响特别大。一是他致力于确保国会批准他的“伟大社会”计划，并提供资金；他不想让任何事情改变他珍视的国内改革计划的进程。二是他特别担心两党保守派要求采取更大——也更危险——的军事行动的压力，因为这可能会导致中国或苏联做出反应，特别是核反应。总统以遮遮掩掩的手法应付这种两难困境，这是一种很不明智的手法，最终导致了他的失败。
林登·B·约翰逊总统担心在越南遭受失败，所以做出了轰炸的决定，而把他因南越局势的不稳定而产生的犹豫不决抛到了一边。结果，美国对北越持久的轰炸于三月二日终于开始了，而这是对美国公众保密的。那天，从南中国海的航空母舰和南越的空军基地起飞的一百多架飞机轰炸了北越的一个弹药库。闻名的霹雳计划拉开了帷幕。这项计划持续了三年，投到越南土地上的炸弹将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投到整个欧洲的炸弹。
战争有其自身的发展趋向，其结局总是难以预料。越南战争也不例外。林登·B· 约翰逊总统下令实施霹雳计划，不仅发起了空中作战，而且出乎意料地把美国拖入了地面作战。
二月份，当美军正在加紧进行空袭准备工作时，威廉·威斯特摩兰即在争取地面部队保卫承担任务的空军基地。他要求派两个营的海军陆战队到岘港。这个要求使马克斯威尔·泰勒颇为吃惊。虽然他力主实施空袭，但他坚决反对动用地面部队。他立即致电华盛顿，呼吁拒绝威廉·威斯特摩兰的要求。正如马克斯威尔·泰勒后来指出的，“一旦你把第一名士兵送上岸，就不知道还会有多少人得步其后尘了。”
但是，对地面部队的需求显然很急迫，其承担的任务又轻，况且，总统怎能拒绝战地指挥官要地面部队保护美国空军生命的请求呢？林登·B·约翰逊批准了威廉·威斯特摩兰的请求。
有些人认为，威廉·威斯特摩兰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在初次要求派美国海军陆战队保卫承担霹雳计划任务的南越各飞机场时，即有动用更多军队的念头——有位学者称之为 “一步一步扩大”的策略。也就是说，他们认为威廉·威斯特摩兰和参谋长们向总统和我隐瞒了动用小股部队的真实意图，因为他们知道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更多部队的介入。
我不这么认为。当第一架战斗机飞往南越时，我们所有人本应预料到需要派遣美国地面部队，但我们没有预料到。派地面部队之事并不存在任何欺瞒的企图，而是没有预料到我们的行动后果的一种重大失败。如果我们预料到了，我们可能会采取不同的行动。
还应该注意的是，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成员当时对在越南采取什么策略也存在严重分歧。虽然他们在二月十一日呈送我的备忘录中一致赞同空袭计划，但当时任陆军副参谋长的小布鲁斯·B·帕尔默将军后来说： 陆军不认为轰炸北越会取得预期的结果，海军也觉得没有把握。坚决支持空袭的是空军和海军陆战队。是厄尔·G·“巴斯”·惠勒将军说服其他参谋长呈交了一份意见一致的文件，理由是，如果我们的备忘录意见不一，就是把基本的军事判断任务推给了国防部长，把他和总统推到了不得不做出决定的境地。
小布鲁斯·帕尔默在提到军队政策的决策者时说：“我认为我们的错误在于同意了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决定——先进行尝试‘看看’是否行得通。”
威廉·威斯特摩兰后来说，他也反对在动用美国地面部队之前进行持久的轰炸。 “从原则上讲，我不支持轰炸行动，直到一九六六年我得到足够的军队保护我们以后，我才改变初衷。”他也同意霹雳计划，不仅是因为他相信，它能对北越的意志及其支援南方越共的能力产生严重影响，更重要的是因为它能鼓舞南越人的士气。
总统一直在怀疑空袭能取得成效。他希望在南越看到更多地面上的推进。三月二日，他命令陆军参谋长哈罗德·K·约翰逊将军前往西贡了解情况，并向他汇报还需要做些什么。
他派出了最佳人选。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哈罗德·K·约翰逊是“巴丹死亡行军” 的幸存者，曾作为日军俘虏经历过三年的艰辛岁月。那些经历练就了他钢铁般的意志，特别是刚毅的精神和正直的个性。
哈罗德·K·约翰逊将军到西贡后听到的是对形势的冷峻估计。马克斯威尔·泰勒对他说，“未获解决的根本问题”仍然是南越人民缺乏足够的安全；这个问题的主要原因是我方未能在数量上以绝对优势压倒越共，甚至连五比一的比例都未达到，而最近几次成功的镇压暴动的军事行动（如在菲律宾和马来亚）都在人数上占有十比一甚至二十比一的优势。威廉·威斯特摩兰建议美国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尽可能推迟垮台的日子”。
所以，哈罗德·K·约翰逊将军在报告中建议派遣更多的地面部队，是不令人惊奇的。他还建议扩大对北越的空袭；在非军事区组建一支反渗透的多国部队；在西贡附近或西贡以北的中部高原部署一个师的美军（约一万六千人）。
三月十五日，总统和我在白宫会见了哈罗德·K·约翰逊将军和其他参谋长，专门讨论他的报告。哈罗德·K·约翰逊将军在会上估计，赢得这场战争需要五十万美军和五年时间。他的估计不仅使我和总统大为吃惊，也使其它参谋长感到惊讶。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这么想过。
此时发生了另外一件大事。这件事虽然与战争无关，但却说明了一个极重要的问题，即我们这些为越南而奋斗的人——首先是总统，每天还面临着许许多多的其它难题。三月十七日，黑人牧师马丁·路德·金和他的追随者获得联邦法院的裁决，允许他们不受干扰和阻挡地从亚拉巴马州的塞尔马进军到蒙哥马利，以抗议南部各州剥夺黑人公民选举权的做法。我们得到情报说，他们将受到白人种族主义者的暴力阻截。亚拉巴马州州长乔治·华莱士也得到了同样的情报，但他拒绝为进军者提供保护。
我对林登·B·约翰逊总统说，他必须行使三军总司令的权力把亚拉巴马州的国民警卫队置于联邦政府的权利之下，使之摆脱“什么也不做”的州长乔治·华莱士的控制。但总统断然拒绝了这项建议。
当我坚持此议时，总统说：“鲍勃，这就是你的错了。你根本不懂政治。因为乔治 ·华莱士无所事事而造成的任何暴力事件都将激怒大多数亚拉巴马人，他们将在下次选举中抛弃乔治·华莱士，这正是我所希望的。”
“我和你一样希望乔治·华莱士倒台，”我对他说，“但我不想看到成百上千的人在进军中受伤或死亡。”
林登·B·约翰逊不情愿地听从了我的建议。
从塞尔马到蒙哥马利的历史性进军发生在一九六五年三月二十一日到二十四日。沿途部署的联邦军队和警察使暴力事件大为减少，虽然参与进军的维奥拉·柳佐在她的汽车中被枪击身亡了。
进军结束后的第二天晚上九点钟左右，我从五角大楼回到家里，又累又饿，看到大女儿马尔吉在等我。她是从大学回家来与她妈妈和我一同度假期的。看到她我非常高兴。我问她回家的旅途是否愉快。
“噢，爸爸，太可怕了！”她说：“我在公共汽车上颠簸了三十三个小时。”
“你为什么那么做？”我问。
“我参加了马丁·路德·金从塞尔马到蒙哥马利的进军。”我立即打电话给林登·B ·约翰逊总统说：“总统先生，我知道你对关于把亚拉巴马的国民警卫队置于联邦政府权力之下的决定感到十分痛苦。不过，由于你非常喜爱马尔吉，我敢肯定你现在会认识到你做得对，她也参加了这次进军！”
关于越南问题依然存在很深的意见分歧。有些人继续主张轰炸北越。有些人认为解决冲突需要在南越打胜仗。还有人认为我们赢不了这场战争，所以美国必须谋求谈判。把立场变来变去的人进行归类可能会使叙述过于简单化，但是，说我们那届政府未能处理好根本性的问题，并无不妥之处。
一九六五年春季和夏季我们对一再要求增派军队一事的处理就证明了这一点。三月十七日，威廉·威斯特摩兰要求再派一个营海军陆战队保卫岘港的安全。三月十九日，小格兰特·夏普又请求再派一个营。第二天，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了他们的计划。由于担心输掉战争，他们迫切要求调一个师的海军陆战队到北方各省和一个师的陆军到中部高原，以发起进攻。一项动用更多军队的决定又提上了议事日程。
四月一日，我们在白宫开会。迪安·腊斯克、麦乔治·邦迪和我对参谋长们的建议是否明智提出质疑。南越人的内心深处存在反美情绪，大量动用美国军队有激发这种情绪的危险。总统接受了我们的判断。他否决了参谋长们的建议，但同意了威廉·威斯特摩兰和小格兰特·夏普提出的增派两个营的请求，更重要的是，他同意海军陆战队的使命由保卫基地安全改为积极参战。虽然我们控制了调用军队的规模，但我们扩大了军队任务的范围。美国地面部队现在要直接参战了。
总统同意调更多美军到南越并改变美军的使命——而不同时加强对北越的空袭，使约翰·A·麦科恩感到忧虑。在第二天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以及在给迪安·腊斯克、麦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