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类战犯叫参谋-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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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代变了，再也不是大清的辫子军进关的时代了。只要国民政府不投降，日本军阀就是找出100个汪精卫也没有用。国民政府手里有最狠的武器：国际支持。蒋委员长不肯和日本正式宣战的算计就在这里：怕美国置身中立。当然美国没有置身中立对日本人也有好处，但是从当时的国际形势来看，傻子也看得出来日本人成不了第二个满清。只要慢慢熬，熬出黑暗的隧道就有光明。
　　日本陆军呢，这时陷在石原莞尔早已预言过的大陆战场，狼狈不堪。
　　南京沦陷以后，东京一片欢腾，日本人提着灯笼，在皇居（皇宫）前面游行，站在三宅的参谋本部阳台上都可以听到“万岁”的欢呼声。
　　昭和天皇的弟弟秩父宫薙仁亲王当时在参谋本部战争指导班，那儿留下来的都是石原莞尔的亲信。在阳台上站在薙仁亲王边上看游行的今田新太郎中佐（还记得石原莞尔的9。18事变吗？）对薙仁亲王说：“殿下怎么看国民的欢呼？”
　　薙仁亲王没啃声。
　　今田新太郎说了下去：“殿下，这种欢呼是不是正在受苦的国民们在呼喊‘快停止战争吧’？国民们不要这场战争”。
　　日本军阀其实心里面对这一点很清楚：这场战争是打不下去了。唯一的办法就是从中国战场撤退，但为什么就没有这样做呢？
　　当时的日本是一个军国主义的国家，是一个法西斯的国家，但是邪门的是，它倒不是一个独裁的国家：它没有像希特勒，墨索里尼似的独裁者。即使是在东条身兼几乎半个内阁的时候，塞班岛一败也就只能下台，就是说随便是哪个个人说话都是不管用的。当然它也不是民主的国家，那日本到底是一个什么国家呢？它是官僚的国家。你只要看看这次日本的经济危机居然能持续达15年之久这件事就能够理解当时日本的决策了过程了。
　　就像现在实际掌握日本的并不是总理，大臣，而是那些高级公务员一样，当时实际掌握日本陆海军的其实并不是长官和将军，而是那些专职参谋们。
　　当时从总体上来说，几乎人人都说这场仗不能再打了，但是到具体怎么个不打法，却又人人都有具体问题了。这就是在日本经常能听到的一句话“总论赞成，各论反对”。小泉纯一郎搞邮政改革遇到的阻力也是一样：不反对你改革，也不反对你改别人的革，但你不能改我的革。当时的大陆战场也是这样：不能再打了，或者别人都不能再打了，就我这里再打一下蒋介石说不定就会投降了。
　　就这样熬到了1940年3月30日，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和陆军省终于下定决心，要在1940年内解决中国问题。参加会议的有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大将，次长泽田茂中将（陆大26期），总务部长神田正种少将（陆大31期），第一部部长富永恭次少将（陆大35期），第二部部长土桥勇逸少将（陆大32期），第三部部长铃木宗作少将（陆大31期首席），陆军大臣佃俊六大将（陆大22期首席），次官阿南惟几中将（陆大30期），军务局长武藤章少将等九人，会议决定如果1940年内无法解决（就是蒋介石还是不投降的话），日本单方面撤军，除在上海，内蒙继续驻留少量兵力外，其余全部撤出大陆战场。什么面子不面子的，现在不是谈那个的时候，再打下去，连里子都快没了。
　　但是，历史的车轮既然滚了起来，而且是在朝着彻底碾碎大日本帝国的方向滚动的话，那么在没有达到目标以前是不会停止的。既然有了一支天皇统帅的“皇军”，还有一批无能而又狂妄的皇军参谋们，在这些因素彻底消失以前，战争不会结束，而他们在没有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前也不会退出历史舞台。
　　历史注定了这支犯下累累罪行的军队一定要灭亡，所以它没有见好而收，全身而退的资格。
　　这不，刚刚还在垂头丧气的皇军参谋们，又像打了一针兴奋剂似的气宇轩昂了。
　　出了什么事？德国有个叫希特勒的疯子，在欧洲打起来了。
　　　
　　　　　　　　　　　　　　　　　　有一类战犯叫“参谋”（四十二）
　　先得把日本陆军和德国的渊源及其日本陆军怎么上的那辆轴心国战车说一下。日本陆军亲德，原因有相当多。从一开始建设近代化陆军时山县友朋，桂太郎等从普法战争的结果就决定下来了要学德国，后来请来的陆大的开山教头梅克尔少校也是德国人。
　　还有一个语言上的原因，日本陆军里只有陆大毕业生才能爬上去，而陆大毕业生里陆军幼年学校出身者占大多数。日本普通中学的外语是英语，而陆军幼年学校的外语是德语，俄语，汉语三者选一，就是说陆军幼年学校出来的人不懂英语。
　　而所谓“军刀组”（毕业成绩前六名）更是几乎为幼年学校毕业生所垄断了。军刀组毕业，有选择去留学的特权，那些人很自然地都选德国，没语言障碍嘛。你看东条英教，石原莞尔他们全是留德的。到后来陆军三大衙门（陆军省，参谋本部，教育总监部）几乎成了留德派的天下。
　　嗯，那德国在第一次大战中输得那样惨，就没有让皇军参谋们产生一点怀疑什么的？
　　日本陆军对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失败教训是很重视的，专门派过人去调查。但不派还好，一派就更亲德了。
　　怎么回事？一次大战德国惨败，冈村宁次，东条英机他们在德国看到的是一片废墟，堂堂德军总参谋部里面居然找不出一张像样的椅子来请他们这些客人坐。但是装着假腿，假眼的德军参谋们就在那儿站着办公，站在那里从零开始准备复仇。怎么不让这些皇军参谋们感动？
　　在东京军事法庭法官们最后的死刑投票时以六票对五票侥幸逃离绞架的当时日本驻德武官大岛浩中将就是这么一位。
　　大岛浩在陆大的成绩一般，但是他有一个长处：德语好。不是一般的好，是完美无缺。他老爷子大岛健一是做过陆军大臣的，明治23年（1890年）开始在德国留过四年学，大岛浩从小在家就说德语。
　　一般说来是“驻德大使馆武官”对不对？当时日本可不一样，叫“驻德武官”，和大使馆没关系，是参谋本部派出去的。连办公室都不在一起，陆军有陆军武官处，海军有海军武官处，大家老死不相往来。为什么这么邪门？嘿嘿，“统帅权独立”，不归你政府管。大岛浩没事带着手下20几个人去喝酒，喝醉了就唱歌，唱德国歌。大岛浩的嗓子一般，但是据说唱歌的韵味特别足，尤其是德国歌。手下人评价：“与其说大岛少将是日本人，不如说他是德国人”。
　　大岛浩可以说是出身名门，正好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也是慕尼黑贵族出身，两人极为投缘，没事就往一块凑。但两人的秘密会谈纪要全部毁于战火，要不然大岛浩可能逃不过绞刑架。
　　这不，大岛浩传回来的消息是德国人说想把原来的“德意日共同防共条约”再强化，加进“对任何一国的侵犯都认为是对其他过的侵犯。。。。。。不单独媾和”等条款。提示的价码是从国民政府撤退军事顾问，对国民政府实行武器禁运。
　　政府方面坚决反对，理由太简单了：这不是什么防共的政治同盟了，这就是军事同盟。本来就想利用那个协定去牵制一下苏联，现在成了和德国意大利联合起来和美苏英法真打了。所以1939年1月10日开始，平沼骐一郎内阁开了好几次五相会议（首相，外相，藏相，陆相和海相会议）讨论这个问题。米内海相，山本五十六次官和井上晴美军务局长代表的海军是坚决反对，板垣陆相代表的陆军是坚决支持，而平沼骐一郎总理则不知道是什么态度。一直拖到6月3日的五相会议上，才大家都同意不干了。
　　空口无凭，画押为证。五相都画了押，当然也包括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
　　这边刚画了押，板垣就反悔了。8月8日的五相会议上板垣劈头就说：“陆军的总意是以自动参战为条件缔结三国军事同盟”。
　　咦，这就变卦了？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说不出话来了。
　　呆了半天，大藏大臣石渡问海军大臣米内光政：“缔结了同盟，就必须考虑德意日三国和英美苏法四国开战。而一旦开战，80％是由海军进行。现在想听听海军大臣的意见，德意日海军和英美苏法海军开战，我们有多大胜算？”
　　米内海相的回答简单明快：“没有任何胜算，首先日本海军就不是为了和英美打仗来建造的，但要是和德国意大利打的话，倒没有任何问题。”
　　这边还在扯着特别具有日本特色的皮，那边来了个晴天霹雳。8月21日深夜，里宾特洛甫给大岛浩打了个电话，说由于欧洲局势的“无可奈何的原因”，德国要和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了。
　　大岛浩一口气差点没背过去，说：“德意日共同防共协定中秘密协定第二条不是规定了任何国家在与苏联签订新政治条约时要得到另两国的同意吗？你们这是违反三国条约，我要抗议。”
　　里宾特洛甫好像没听见，很亲切地向大岛浩大使（当时大岛浩退出了现役，干脆当起大使来了）道了晚安后，彬彬有礼地放下了电话。
　　条顿人这次算是把黄皮猴子给结结实实地涮了一次。当时正是诺门坎战役的关键时候，有了这个《德苏互不侵犯条约》，朱可夫元帅向苏军总参谋部要的增援师团从欧洲部分派到了远东，关东军则要满地找牙。
　　平沼骐一郎内阁这就到了台，日本陆军更是从上到下一片心灰意懒，大岛浩也灰溜溜地辞了职，回家看孩子了。所以就是在这种气氛下，有人说一声“撤了吧”，大家也就全同意从中国大陆撤军了。
　　那为什么又没撤呢？
　　　
　　　　　　　　　　　　　　　　　　有一类战犯叫“参谋”（四十三）
　　为什么又没有撤？那是因为到了1940年了，希特勒在欧洲的场面是“相当的壮观”。
　　4月9日占领挪威，5月10日同时进攻比利时，荷兰，卢森堡，5月末把英法联军赶到了敦刻尔克，6月14日占领巴黎，6月17日法军投降。
　　这下皇军们又有了精气神了，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可不能误了班车”，等希特勒把全欧洲都拿下来了，可就什么都没有了，得赶快行动。
　　怎么行动？当时说实话那拨参谋们还真没有想到去打英美，实力差是明摆着的。当时想的还是去打苏联。
　　不是接连碰了两次壁了吗，怎么还是不长记性呢？很简单，日本人的机械式思维，有记性也无用。他不在那里反共吗？就认为是人都会或者都得反共，只要皇军高举“自由，民主”的旗帜，苏联人就会欢迎他们。
　　那上两次不是输了吗？他不这么想，他想的是上两次是没有集中优势兵力和火力，是因为军部采取的不扩大方针，不让他们打。如果放开手让他们打，还会打不过俄国人？三十年前不就打赢过他们了吗？
　　这次是东条英机想打了，那会儿东条正当着陆军大臣。有人可能会说，怎么这个东京审判的头号战犯（倒不是第一号战犯，第一号是荒木贞夫，那是按姓名的罗马字拼法的字母顺序来的）到现在才刚刚出来？早出来不了，这位实在太不引人注目。
　　他爹东条英教是个牛人，陆军大学校的首届首席毕业生。可是这位呢？不但没他爹那么聪明，简直就是笨蛋一个。考陆大考了三次，要不是有个有名的老爹，估计那连队长也不会让他成天什么活不干去准备考试了。可能一家人的智商也是个零和关系，老爹多拿了一点，儿子就只有受穷了。
　　在校成绩也不用说了，一塌糊涂。毕业后一开始是不起眼地慢慢混。“满洲国”后的1935年当上关东军宪兵司令官以后就加速了，1937年当上关东军参谋长，1938年就当上了陆军省次官，从1940年第二次近卫文麿内阁时开始担任陆军大臣，到1941年10月就出任内阁总理了。
　　也不是说东条英机一无所长，他也有一项长处，就是“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受天皇召见时，无论让他在接待室等多久，他永远是一手扶军刀，一手端军帽，保持立正姿式。一直听到让他进去，这才蹬脚起步。笔者看过不少东京审判的照片，在休息室休息时，别的战犯们抄手架二郎腿什么姿态都有，就东条英机无论什么时候都是双手付膝，像小学生似的端端正正地坐在椅子上。
　　可别小看这个“站有站相，坐有坐相”，日本人最讲究这个，尤其是军队。所以别看他照石原莞尔说起来“也就配当个上等兵”，就凭着这个功夫，加上老爹的名声，一步一步也混了出来。
　　看东条的履历，发现1937年以后他跳得特别快，几乎一年一个台阶。这是怎么回事呢？
　　1938年1月，近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