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总管家周恩来-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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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实现四个现代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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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周恩来不仅论述了发展生产力方面的问题，也论述了调整和改善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还论述了领导方法方面的问题。其中，他讲得最多的是以下几点：
第一，重视技术力量，培养和造就专门人才。
实现四个现代化需要调动全国人民的积极性，需要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但是最需要的是掌握现代科学技术知识、具有现代劳动管理技能的专门人才。早在经济恢复时期，周恩来就指出“现有的专家是不够的”，“我国的科学家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周恩来经济文选》第４６页。“一五”计划建设时期，在为国家工业化而奋斗时，周恩来呼吁：“培养技术人才是我们国家建设的关键”，同上书，第１４２页。“我们国家最需要的是建设人才。”同上书，第１６０页。１９５９年１２月２４日，周恩来在提出四个现代化目标的同时，指出：加快建立强大的自然科学技术队伍和社会科学理论队伍。他说：“搞独立的经济体系和尖端技术，没有人才是不行的。要建立经济体系，掌握尖端技术，关键在于人才，一个是自然科学方面的人才，一个是社会科学方面的人才。”同上书，第４０５页。他认为“像我们这样一个大国，不可能设想不产生广大的建设人才，问题就在于我们抓好科学、教育这一环。所以，发展科学、教育，也是现在一个中心的任务”。同上书，第４０７页。１９６２年１２月２４日，周恩来在冶金、水利、水产、华侨农场、手工业、共青团中央、华北山区工作等七个专业工作会议上讲话，大谈技术力量的重要性。“技术力量在建设中对技术革新、技术革命都起很大作用。这不仅因为过去我们落后，而且因为时代不同，任务也不同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十七年中，原子、电子、超音速等，其发展速度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快，比过去一个世纪还快，可以说是日新月异。要赶上去，就要做艰巨的工作。这就需要重视科学、重视实践和重视技术人才”。《周恩来经济文选》第５００页。
第二，重视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搞好各部门、各方面之间的协调发展。
１９５９年６月１７日，周恩来会见朝鲜郑一龙副首相总结“大跃进”经验教训时指出，工业各部门之间相互的联系很密切；农业也要各种条件，如水利、改良土壤、肥料、防治病虫害等等，所以要有综合平衡。如果比例失调，总是上不去的，不是这个上不去，就是那个上不去。他说：现代化的东西，要各方面衔接。他以煤炭生产为例，需要与器材、设备、坑木生产部门及运输部门相衔接。针对钢铁生产指标过高问题，他强调“必须使钢的前后左右能够协同前进，不要造成寅吃卯粮、毫无余地，左支右绌、前后脱节的形势”。同上书，第４０９页。他多次解释调整就是为了使国民经济各方面的发展取得平衡。“国家计委要搞综合平衡，各个部门、各个地方都要搞综合平衡”。同上书，第４６０页。即使抓尖端科技攻关，也不能忽视综合平衡，抓住一点不及其余，那是不能长久的。“我们可以在尖端技术这方面努力，但必须是平衡的，当然不是绝对平衡，是相对的。”同上书，第４２６页。“文革”期间，他重申尖端工程必须列入国家计划，带动其他工业发展，“要全面平衡，不能把别的项目挤掉了”。同上书，第６３２页。针对钢铁生产的不协调，他再次批评道：“前后左右不衔接，出了钢不能轧材，白白消耗了热能。”同上书，第６４０页。
第三，正确处理自力更生同国际合作的关系，积极开展技术引进，尽量采用先进技术，争取后来居上。
在为国家工业化的目标奋斗时，周恩来就指出：“主要是自力更生，但不放弃争取外援。”自力更生不是关门建设，需要同世界各国发展经济、技术、文化交流。即使实现了工业化，也不可以一切都完全自足，仍然需要发展国际经济技术交流。６０年代以来，在提出为四个现代化的目标而奋斗时，周恩来进一步发展了上述思想。他说：“我们是大国，整个国民经济都要自力更生，这有战略意义，永远如此。”《周恩来经济文选》第４９３页。我们要“从本国的具体情况出发，依靠本国人民的辛勤劳动，充分利用本国的资源来进行建设”。同上书，第５６４页。对世界各国的科学技术要择其先进、适用的，设法引进。“外国一切好的经验、好的技术，都要吸收过来，为我所用。学习外国必须同独创精神相结合”。同上书，第５６６页。只要发挥本国人民的聪明才智，善于取人之长，我们在追赶现代化过程中完全可以后来居上。“我们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但是我们有先进经验可以学习，有最新科学技术成果可以利用，这样可以扩大我们的眼界，所以我们前进的步伐可以加快”。同上书，第５０４页。
第四，按步骤，分阶段，积极稳妥，循序而进。
周恩来认为理想与现实、目标与步骤、战略与战术要很好地结合起来，既不能胸无大志，也不能好高骛远。１９６２年６月８日，他说：“科学研究、尖端技术，要循序而进，不可能一步登天，要在一定的基础上逐步往上爬，要有步骤和秩序。登珠穆朗玛峰，也要分几个阶段，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上去。”同上书，第４９３—４９４页。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提出“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考虑：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同上书，第５６３页。１９５６年党的八大会议和八届二中全会上，周恩来系统地阐明了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的思想。他说：“我们的工业化，就是要使自己有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同上书，第３３８页。１９５９年１２月２４日，周恩来在提出四个现代化的目标的同时，把更快地建成我国独立的经济体系作为当前的任务之一。他认为“建成一个独立的经济体系，这包括工业、农业、财政、贸易、文教、科学、国防等各方面”。进入６０年代后，一方面，周恩来指出：“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我们提了多年，现在我们必须有一个新的认识，就是六十年代的工业体系。”另一方面，周恩来认为“提建立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比只提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更完整”。由工业化的目标向四个现代化目标的转变，同由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向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转变是相互联系的。它反映着周恩来对中国富强之路的探索过程，对中国发展国民经济的战略目标、战略步骤认识的不断深化，也体现着周恩来“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的求实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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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实现四个现代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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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两句古语：“有志者事竟成”；“预则立，不预则废”。国家的发展，民族的繁荣，也需要有一个全体人民为之奋斗的具体目标。周恩来管理国家卓越的贡献、高度的智慧和非凡的胆识之一是提出并坚持中国发展国民经济的战略目标——实现四个现代化，开辟了通向中国富强的光辉道路，并为后人循序而进奠定了基础。
*禹的传人
毛泽东还根据淮河灾情，借鉴历史经验，从政治高度出发，强调了根治淮河水患的重要性。据钱正英回忆，当时毛泽东认为，中国历史上好几个开国皇帝都出在淮河流域，刘邦是淮河流域沛县人，曹操是淮河流域亳县人，朱元璋是淮河流域凤阳人。其原因在于淮河流域天灾人祸多，是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的温床。为了新中国的安定，必须先把淮河治好。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具体部署治淮。他提醒秘书们：只要有淮河水情的报告，随到随送，不准耽搁。7月22日，他邀集有关人员讨论了治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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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淮河（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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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为中国的富强、中国的四个现代化而奋斗中，周恩来特别重视两件事：一个是治水，一个是以“两弹一星”为核心的科技攻关。１９７２年１１月２１日，周恩来在长江葛洲坝工程汇报会上意味深长地说：“二十年我关心两件事，一个上天，一个水利。这是关系人民生命的大事，我虽是外行，也要抓。”
在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上，大禹治水是第一件无与伦比的伟业。一位外国学者曾说：“称中国为河川之国，其意义不仅在于它有众多的河流，而且在于因为对河川进行了治理而极大地影响了它的历史。”中国古代治水自禹之后，代代有传人，在防洪、通航、灌溉等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起源于春秋战国时代的黄河大堤，始于东晋时代的荆江大堤，开创于东汉时期的江浙海塘，都是可与万里长城相媲美的伟大工程。从春秋时期开始，经历隋唐到元明清完成的京杭大运河，把西东走向的江、淮、河、汉通连了起来；秦始皇时期建成的广西灵渠，沟通了长江和珠江的水系，扩大了我国内河航运的范围。为解决干旱问题，我国很早就修建了技术水平很高的灌溉工程。岷江上的都江堰，造就了著名的天府之国；黄河河套灌区，创造了塞外江南的奇迹。但是，近代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后，水政荒废，河流失修，不涝则旱，民不聊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恩来担任总理，躬亲治水，除害兴利，功在当代，泽及万世，是当之无愧的禹的传人。
新中国成立后，许多江河治理和重大水利建设决策都是在周恩来具体负责下制定出来的。
５０年代前期，他急淮河大水，开治淮会议，发治淮决定，建治淮机构，调治淮所需，订治淮规划，保证了根治淮河第一期工程的胜利完成；随后他又领导制定了兴修荆江分洪工程、兴修官厅水库的战略决策，初步解决了淮河、长江、永定河的燃眉之急。
５０年代后期，他领导研究了长江流域规划和三峡坝址、三门峡设计方案的修改和施工方案、密云水库坝址和设计方案等重大水利建设的决策。
６０年代，他领导制定了三门峡工程的改建、海河治理和北方抗旱等重大决策。
７０年代，他为葛洲坝工程的修建及其领导机构、设计方案作出了一系列重要决策，保证了长江第一坝的胜利建成。
淮河是周恩来部署治理的第一条河流。
历史上黄河夺淮，淮水宣泄不畅，水旱灾害频繁。１９３８年６月，国民党军队在日本侵略军的大举进攻面前，节节败退。当开封陷落、郑州岌岌可危的时候，他们为了阻止日军追击，于６月９日扒开了花园口黄河大堤。这次黄水从贾鲁河、颍河倾泻入淮，进一步加深了淮河水患。黄河虽于１９４７年被挽回故道，却给淮河留下了大雨大灾、小雨小灾的恶果。
１９５０年６月至７月，河南与安徽交界处连降暴雨，淮河三河尖、任王段及王截溜、正阳关以上右岸全部漫决，正阳街上水深数尺。安徽省负责人曾希圣几乎每天都给中央来四个Ａ的特急电报，报告灾情。８月１日的电报中说：淮北２０个县、淮南沿岸七个县均受淹。被淹田亩总计３１００余万亩，占皖北全区１／２强。房屋被冲倒或淹塌已报告者８０余万间，其中不少是全村淹没。耕牛、农具损失极重（群众口粮也被淹没）。由于水势凶猛，群众来不及逃走，或攀登树上、失足坠水（有在树上被毒蛇咬死者），或船小浪大、翻船而死者，统计４８９人。受灾人口共９９０余万，约占皖北人口之半。毛泽东看到这封电报，落了眼泪。７月２０日、８月５日、８月３１日、９月２１日，毛泽东接连在淮河水灾及治淮情况的电报上写了四封批示信给周恩来，提出了根治淮河的战略，请周恩来具体部署、落实。
毛泽东还根据淮河灾情，借鉴历史经验，从政治高度出发，强调了根治淮河水患的重要性。据钱正英回忆，当时毛泽东认为，中国历史上好几个开国皇帝都出在淮河流域，刘邦是淮河流域沛县人，曹操是淮河流域亳县人，朱元璋是淮河流域凤阳人。其原因在于淮河流域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