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回忆-第2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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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曾派出非正式的代表，前来广州，试探解决的途径。这种谈判因双方意见距离甚远，拖
延时间很久，到了三月二十日事件发生的时候，香港方面似觉得已无谈判之必要，便中断了
这种接触。至于农民与地主间的冲突问题的解决，后来只是在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中，通
过了一个农民运动决议案，作为点缀而已。
一九二六年一月四日开始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是由汪精卫所领导的；但实际
上，他没有完成他所担负的任务。在大会举行以前，我曾将我们与孙、叶、邵等商谈经过，
和中共中央采取这种行动的意向，正式向汪说明。他除了和我亲切寒暄一番而外，对我所说
到的，并不作具体的表示。他那时一切事多与鲍罗庭商谈，即对国共关系问题，也不例外；
也许他觉得通过鲍罗庭较为妥当。
鲍罗庭对于这种现状也许是引以自傲的。当我向他说到要强化大会的领导重心的时候，
他说大会有法定的主席团可以领导，重要的事由他在幕后说话，并没有甚么要顾虑的或要重
新讨论的事。鲍罗庭那时仿佛是一艘失舵的船，抓不住航行的方向；他不同意中共中央的政
策，认为有退出国民党的倾向；他坚持中共留在国民党内，与左派亲密结合；但也看不见中
共这样做的前途。他没有中共迳行夺取国民党领导的想法；只要求中共的势力做国民党左派
的基础（他并明白说中共是命中注定了要做苦力的）。他虽进退两难，但对自己的政治手腕，
却颇能孤芳自赏。他认为广州局势能由他调排，一切自有办法。
大会举行的前夕，莫斯科来了一个很长的电报；鲍罗庭将它翻译出来，乃是一篇反对帝
国主义的大理论。正当我和鲍罗庭阅读这篇电文时，汪精卫来了。鲍罗庭不加解释，将电文
交给他；他也没有等读完全文，就说内容很好，可作大会宣言的资料。后来，这篇文章果然
成为这次大会宣言的第一段。
汪精卫走后，鲍罗庭很得意的向我夸耀，说一切事情经他安排，都能不费唇舌的顺利解
决。我却感觉有点不满足，曾追问鲍罗庭，除了这个电报外，莫斯科是否还有别的具体指示。
他回答说：“没有。”并说一些实际问题，莫斯科大致信任我们能够协商解决。这显示当时莫
斯科对于中国局势并没有敏锐的感觉，只能听任于鲍罗庭的相机处理。
大会在汪精卫领导之下，发表了大会宣言，通过了党务报告，接受总理遗嘱，弹劫西山
会议派，以及通过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商人运动等决议案。冠冕堂皇，似是第一次大会的改
组精神再度表现。
汪精卫是位动人的演说家，表演得颇为精彩。他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虽然冗长，但他
那充满热情的词藻语调，获得不少的掌声。尤其是他多次所强调的共产派与非共产派在历次
战役中，热血流在一起，凝结成一块，早已不分彼此；既能为同一目的而死，更可为同一目
的而共同生存下去等语句；为当时人们所乐道。
然而他并未以同样热情的口吻，号召广东以外的国民党员，不要走西山会议派的道路，
共同团结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之下，一致合作。这似是他演说中的美中不足之处。
蒋介石将军是第一次参加这种盛会的；颇有自命不凡之态。一月一日新年的群众大会上，
他穿着引人注目的斗篷大衣，在主席台上接受欢呼；军事领袖的姿态表现得淋漓尽致，使汪
精卫等为之失色。他在黄埔所举行的招待全体代表的茶会上，也显示出他自成一格的气派。
他在大会上所发表的军事报告，指出国民革命军已近十万人，强调一年来军事上所获得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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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他被选为中央常务委员和军事委员会的主席，确定了他在军事上的领导地位。在一般代
表心目中，他与汪精卫是两个重心；前者是军事的，后者是政治的。有些人已经觉得汪蒋之
间能否合作无间是有疑问的。
“尊蒋抑汪”是西山会议派破坏广东局势的重要策略；事实上似也有隙可乘；我也和鲍
罗庭慎重讨论过这个问题。鲍罗庭曾含糊其词的表示汪蒋两人性格确有不同，汪善解人意，
触类旁通；但要他负起责任的时候，常表谦逊和退缩。蒋则所知不广，但却勇于负责；目前
两人还没有甚么芥蒂。在我们之间任翻译的张太雷，更进而说只有鲍罗庭折衷其间，才能维
持汪蒋合作的平衡。
中共党员以国民党各地党部代表资格出席这次大会的，人数约占全体代表的四分之一②，
但也不能有甚么积极贡献巩固左派的领导。任这次大会中共党团书记的是高语罕，他在黄埔
任政治教官；这次在大会中是中共的主要发言人。他也是一位激动的演说家，堪与汪精卫的
美妙词调唱和。他在言词中对国共双方不分彼此，使会众有一团和气之感。他知道中共内部
对国共合作的根本问题，仍无明确的决策；因而对许多可能引起争论的问题，避而不谈。
在国民党内，居然存在着一个中国共产党，这是国民党人大感不安的；即所谓左派，亦
不例外。这次大会中，大多数代表对中共都有或多或少的戒惧之心。开明的国民党代表，往
往也要说几句话，表明其纯粹国民党员的立场。
我经常出席大会，但并非代表，而以第一届候补中央委员的身份到会，坐在大会的中央
委员特别席上。坐在这个特别席上的人寥寥无几；我记得好像只有孙夫人宋庆龄女士。不过
她并非中央委员，而是大会特别邀请的来宾。第一届中央委员有的被放逐了，有的没来出席，
有的担任了大会的职务。总之到会的第一届中委不及全体的一半，这一事实，似也引起过一
些人的伤感。
我是负责指导中共党团的活动的。我采取民主的方式，尊重党团委员和中共广东区委会
多数的意见。中共的同志们也和一般国民党人一样，多认为这次大会不过是一个热闹的场面，
避免提出足以引起争论的问题。我自己着重对于国共关系作些必要的解释，如在国民党内存
在着中共党团的问题，是最使国民党人不安的；我曾发表一件致国民党员书，指出中共党团
在国民党内的活动，并非破坏国民党的团结，恰恰相反，是为促进国共之间的团结。
在大会选举中央委员以前，汪精卫曾约我在鲍罗庭那里会谈。他提出了一张他所预拟的
二届中委名单，征求我们的同意。鲍罗庭一言不发，我细看了这张名单，是所谓左派和与汪
有关系的人占多数。我觉得他并未尊重中共中央争取中派的意向，中派的人除孙科外，叶楚
伧、邵元冲等均未列入，至于中共党员则除第一届者均列入外，还增加了在国民党内任重要
职务的吴玉章、董必武、恽代英、杨匏庵等人。
我对于国民党内部的事，自然不便多说，只有根据中共中央的决议，对于提名中共党员
为国民党中委者表示意见。我提出中共党员如瞿秋白和我自己没有在国民党内担任职务，不
必再当选，其余中共党员也可以斟酌减少几个，以符中共中央不愿多占国民党中委名额的原
旨。
汪精卫当即表示反对，他指出瞿秋白和我都是总理在世时遴选出来的，应当继续当选。
我向他委婉解释，指出现在的名单中，有些第一届中委的名字并不在内；那末中共党员也退
出几个，是公平而合理的。汪精卫看见鲍罗庭仍不说甚么，也就不再说下去了。这样，第二
届中委名单就算是商定了。
在大会选举中委的时候，被放逐了的胡汉民竟以最多的票数当选③。这事令人啼笑皆非；
胡氏的当选固由于事先的安排，但他得到最多的票数，至少足以证明代表中并无坚决反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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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我的同志中即有人根据这一事实，说到左派是不能向中派退让的；因为左派失去了廖仲
恺以后，本身更形脆弱，稍示退让，即有被瓦解的危险。汪之不能同意中共中央的意向，其
原因即在于此。
大会刚要闭幕的时候，鲍罗庭告诉我，汪精卫对中共中央颇表不满；一则因为中共中央
与孙、叶、邵等的会谈，无异对反对广州的人物讨好；再则中共在这次大会中采取消极态度，
不愿卷入国民党的斗争，有不支持左派的倾向。鲍罗庭向我说这些话，显然是借汪的名义来
打击我。
我承认我并未贯彻中共中央的主张；但我也指出，汪精卫并没有事先和我详细商谈，以
取得协调。我还转而指责鲍罗庭，说他除了反对中共中央政策的意见外，并没有提出建设性
的具体意见；对这次大会所持的态度，也不算是积极的。最后，我表示这里的一些问题，亟
待解决，我要立即回到上海去，请求中共中央作最后决定。
鲍罗庭告诉我，他也快要回莫斯科去了，有些问题须先在莫斯科予以澄清，才能处理。
他预料广东的工作在汪蒋合作之下，可以正常进行，不会因他的暂时离开，发生甚么影响。
他还说到这次大会已经获得良好的成绩，大体上与中共中央的主张也没有甚么重大的出入。
至于青年军人联合会与孙文主义学会对立的问题、罢工结束问题和农民运动的问题等，一时
都不会影响大局，等他从莫斯科回来后，那时莫斯科上海广州间的意见趋于一致，再行处理
不迟。
谁知事态变化之速竟出乎鲍罗庭的预料，等他在三月二十日，再回到广州之后，一切都
脱离了他的掌握，一切都变化了。其实，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举行的时候，蒋介石将军即对黄
埔内两个团体对立的状态，发表过演说，表示出不能再容忍的态度；而鲍罗庭和中共的反应
是太迟钝了；以致“三二○”的不幸事件，终于上演。这些往事，即使现在看来，似也不能
责备中共中央和我自己的处理不当，主要是由于鲍罗庭的太过自信，没有掌握时机，在这次
大会上解决问题。
①汪精卫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说这个特别委员会的组织，是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
府委员会军事委员会联席会议决定的。其实，这只是形式上的决定；实际是由鲍罗庭所主张。胡汉民所作《革
命过程中之几件史实》（载《东方杂志》三十周年纪念专号）一文说：“其时精卫亦在汝为（即许崇智）处，
力主邀鲍罗庭来，他说：‘必须请鲍先生来，大家共同研究’，鲍罗庭来后，便说：‘应该组织一个特别委员
会办理此事’。于是开临时会议，由鲍罗庭提出汪兆铭、许崇智、蒋中正三人为特别委员，将当时党部政治
委员会议国民政府各机关职权，一律交特别委员会统制。”这是可信的。
②据杨幼炯著《中国政党史》（一六六页—商务印书馆出版）称：“此次大会完全在共党操纵之下，全体
代表二百五十六人，共产党员约占五分之三。”这不特与我所记忆的有很大的出入，而且也与当时中共中央
的决策是相左的。
③胡汉民以全体代表的票数当选，汪蒋均较胡少一票，本应列为各中委之首；后经大会秘书长吴玉章商
得汪精卫同意，将胡的排名改列在汪蒋之后。
第十一篇 三月二十日前后
第一章 中共中央的烦恼
一九二六年一月下旬，我回到上海后，深感中共中央在政治上处于进退两难的困境，多
半为留在国民党内这一政策所桎梏了。列宁曾说过“人不如鸡”，当鸡被置在一个粉笔所画的
圈子内，它会自己跑出来；但人却往往会站在自己用粉笔所画的圈子里，跳不出来；以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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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喻来形容当时中共中央的处境，实在贴切不过。
当中共中央讨论我“广州之行”的报告时，都觉得中共留在国民党内这一基本政策，与
上海广州间的争论有直接关系。大多数中共中央人员，以陈独秀为首（包括我自己），都认为
根据鲍罗庭将国民党左派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