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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5部分

我的回忆-第7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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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都的争执发展成为双方非正式的互相攻讦,武汉方面有种种谣传,如谭延辏П唤哿簟�
在南昌,不让他到武汉执行职务;张静江则因害怕武汉革命气氛之高涨,所以留恋南昌,阴 
谋破坏建都武汉的既定政策;蒋氏则志在独裁,企图对国府置之于自己肘腋之下,等等。南 
昌方面则纷传武汉的联席会议组织之不合法,不过是共产党藉之以作为反蒋反革命的手段。 
革命内部纠纷至此已达危险边缘了。 

    一月下旬,上海中共中央派汪寿华同志为代表来到武汉,与我举行重要会谈。他的目的 
是要知道武汉方面的内情和我们的做法。我将武汉南昌间争执的内幕及其严重性详细的告诉 
他,要求他转达中央,速谋应付方略。 

    我向他指出,武汉南昌间的争执可能发展成为国民党内部的分裂、国共的分裂,甚至发 
生武装冲突。目前双方已各走极端,征之已往史实,蒋氏是会不顾一切蛮干下去的,鲍罗庭 
也不会再行采取妥协步骤。现在是中共中央急起应变的重要时机了。 

    我向他说明,现在仍有两途可循:一是中共自居超然的调人地位,以缓和武汉南昌间的 
争执,使问题局限于谈判范围之内。就目前实情观察,这点恐不易做到;即使试行,最少也 
要整个中共中央速来武汉,先与鲍罗庭商谈,才能进行。二是中共中央完全赞同鲍罗庭的既 
定政策,积极准备力量,坚决予以贯彻。在我看来,不管中共中央愿意与否,事实上恐非走 
第二条路不可了。 

    我向他解释目前中共的步骤是相当凌乱的,武汉方面已有许多问题不易解决。湖南方面 
农民运动正在蓬勃发展,已引起武汉内部的不安;这与鲍罗庭缓和武汉内部矛盾一致对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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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针,又是不相配合的。江西中共的组织处于对蒋斗争的前线,领导力薄弱,我无法照顾。 
广东更是一个重要据点,我在这里却无法与之取得密切联系。在冯玉祥方面工作的中共党员 
我又一直无法联络。要解决这些问题,都非中共中央速来武汉不可。 

    我建议中共中央不必过份重视上海方面的工作,因为上海究竟是帝国主义的坚强基地, 
如果蒋氏占领了上海,可能要屠杀中共党员的;至少中共中央在那里不可能有多大的作为。 
中共中央如果搬来武汉,可以加强湖南、湖北、江西、广东至西北等区域工作的领导,积极 
武装工农群众,来应付这场生死交关的斗争。 

    汪寿华这个青年同志(原名何金亮)系留俄学生,曾在海参威华工中做了几年的工会工 
作。一九二六年十月间回到上海,接替李立三任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的主委,直接领导 
上海工运。他虽然很能干,但不免少年气盛,将事情看得太简单。他曾向我夸耀上海八十万 
有组织的工人的重要性以及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三日上海工人第一次暴动的经过等等。 

    他又向我描述上海的国民党员钮永建、吴稚晖等对中共的态度良好,已组成一个国共联 
席会议;一切工作都在联席会议协商解决。上海的青帮首领杜月笙等与中共关系也很密切, 
他几乎每天都要与杜月笙见面;上海没有流氓捣乱工会的事件发生。他说明中共中央对于上 
海工作寄予很大希望,认为如果北伐军打到上海,上海必将在中共掌握之中。他这些话,显 
然没有充份了解武汉与南昌间争执的严重性和上海社会的实际情形。我曾严重的警告他,这 
是一种极有害的幻想;既没有觉察帝国主义的利害,也为蒋介石的假面具所欺骗了。 

    汪寿华应允将我的意见转达中央,他个人并极力予以支持。在他行前我还向他说到许多 
事是不能用通讯方法解决的。上海武汉间几次来往的人,都没有达成任务;这次我希望他能 
不虚此行。谁知汪寿华到达上海之后,我的建议又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而最可痛的是这位 
天真的汪寿华本人在该年四月十二日清党的前夕,在杜月笙的客厅中,被绑走断送了性命。 

    二月间,威金斯基继汪寿华之后,由上海来到了武汉;这似是我从上海方面得到的仅有 
答覆。他此行目的,是来和我与鲍罗庭商谈对蒋政策。但他除与鲍罗庭争吵了一场之外,不 
能有甚么成就;他那次往返商讨,不仅没有澄清中共内部的混乱,甚至是贻误了时机。 

    威金斯基在武汉考察了一般情况,似乎特别受到俄顾问加仑等人的影响,提出了与鲍罗 
庭不同的意见。他向我表示革命阵营内部不宜分化太快;否则,将无以对付北方军阀及帝国 
主义的雄厚势力。对中共与工农运动,也是不利的。他说到在武汉的俄顾问中有些不同意鲍 
罗庭的作法,并且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蒋介石究竟不是陈炯明,鲍罗庭更不是孙中山。” 
他提议让他去南昌一趟,与蒋寻求谅解,以避免革命内部的过早分化。 

    我向威金斯基表示,他的主意能否收到成效,大有疑问,但不妨一试。我着重指出反蒋 
阵线包括一些不可靠的旧军人和动摇不定的左派政客,即使胜利了,局势也未可乐观的。如 
果他的南昌之行,能够使目前武汉南昌间的对立状况,稍微缓和一下,让中共能够多一点准 
备的机会,也是值得的。不过事态发展到了今天,要想挽救也不能存过高的希望。 

    几天之后,从南昌回来的威金斯基,果然向我简单的说:“事态已无法挽救了。”在鲍罗 
庭的办公室中,他们两人又展开了争论。鲍罗庭似是以列宁自况,指斥威金斯基充当了反对 
十月革命的卡米涅夫和李洛维夫那种工贼的角色。他说到威金斯基南昌之行,既未达到预期 
目的,反动摇了反蒋阵线,增长了蒋的气焰,损伤了我们自己的威信。威金斯基也反唇相讥, 
指出鲍罗庭的做法并不是甚么布尔什维克的路线,而是玩弄手腕的政客行为;其结果将不利 
于中国革命和苏俄在中国革命的地位。 

    鲍罗庭知道我是支持威金斯基此一行动的,因而特别指出我与威金斯基主张的不同,以 
减少贯彻他的主张的阻力。他说明他明白我虽也不愿革命内部分化太快,但清楚知道反蒋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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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成骑虎,不能退缩;所以我老早就要求中共中央迁来武汉,集中力量来应付这场斗争。而 
威金斯基却一味在那里唱反调和摇摆不定。鲍罗庭最后还是劝告威金斯基,说他的调子事实 
证明是唱得已经迟了,现在是不能有所选择了,如果大家同心协力照他的政策做下去,结局 
也许不会如威金斯基想像的那样恶劣。 

    威金斯基终于无法扭转鲍罗庭的做法,怏怏的返回上海。他行前曾向我表示,中共中央 
不在这里,是无法限制鲍罗庭的行动的。他确认中共中央有迅速搬来武汉和立即筹备召开中 
共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必要。他后悔他这次确实来迟了,以致无能为力。他应允回上海与中共 
中央商讨,以谋妥善解决。 

    可是后来事实证明,威金斯基回到上海以后,也不能很快的改正中共中央所抱“上海第 
一”的倾向。它依然留恋着上海,等到它后来搬到武汉时,已在四月十二日上海遭受了大灾 
难之后;同时,武汉也已到了“夕限无限好”的时期,难于有所施展了。总之,在后来国共 
这一幕大打斗的闹剧中,共方领导上的无力和内部的纷歧,暴露无遗;而蒋介石将军却在那 
里采取主动,独断独行的干下去;胜负之数是毋待龟卜的。 

   ①冯玉祥的国民军自一九二六年春为奉直联军所败,便向西北退去,冯本人赴苏俄考察。他的第二军之 

李虎部和三军之杨虎部则退守西安,为吴佩孚部所包围;一直等到冯玉样带着苏俄顾问,自俄归国,决心参 

加国民革命,于一九二六年九月十七日在五原誓师,西安被围已达八月之久。据冯玉祥说,当时他的作战方 

略,本有“由南口攻北京”和“解西安之围而出潼关”两条路线,后因李大钊先生的建议,他才决定采用往 

西安出潼关的计划,卒于一九二七年一月二十七日解西安之围。(见冯著《我的生活》第六一九页,上海教 

育书局民国三十六年初版。)   

   ②条件全文见宋云彬著《中国近百年史》,第二四七页—第二四八页,新知书店,民国三十七年港版。   

    第三章清党与宁汉对立 

    武汉南昌间建都之争迅即转化为军权与党权之争;接着又激荡成为蒋氏所领导的反共阵 
线,与武汉所领导的反蒋阵线的对垒。这个剧烈的斗争形势演变的结果,是蒋氏逐渐占了上 
风,武汉则相形见绌。因为蒋氏不仅握了兵权,而且获得旧社会保守势力的支持;南昌克服 
之后,显然又得着外力的支援。而武汉的反蒋阵线却具有先天的不稳定性,意志又不统一, 
因而易为蒋氏的反共旗帜所击败。 

    武汉方面因建都问题展开反蒋攻势时,声势原是颇为浩大的。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四日, 
武汉三镇国民党组织举行代表大会,董必武任大会主席,致开幕词。联席会议主席徐谦往会 
发表演说,强调维护党员,军事领袖必须服从党的领导等等言论。会议通过下列决议:一、 
加强中央权力;二、统一党的领导机构;三、立即召集中央全会解决党的问题;四、欢迎汪 
精卫复职;五、昏庸老朽之辈站开;六、拥护国府外交政策,反对党内反动分子与帝国主义 
妥协的企图。会场并高呼“打倒张静江!”“反对军事独裁!”“反对反动派!”等口号。这一动 
人的举措,不用说,自然是国民党左派和中共协同进行的杰作。 

    武汉南昌双方,都曾主张召集国民党第二届中央第三次全体会议,以解决党内纠纷;但 
对会议的地点,则各坚持要在本身势力范围内举行。换句话说,蒋氏主张在南昌,联席会议 
则主张在武汉。此外,双方又都标榜着以“救党”为己任,互责对方违反党纪。蒋氏曾指徐 
谦窃据党权,漠视他的国民党中常会主席的职权。 

    对于会议地点的争执,胜利属于武汉。因为当时大多数国民党中央委员都荟集在武汉, 
而且一致主张在武汉举行;使蒋氏觉得如果坚持己见,无异自招独裁之讥;同时,他正锐意 
经营东南,已有实力第一的想法,根本就瞧不起甚么会议的决定;而且南昌的国府主席谭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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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日偕陈果夫等到达武汉,蒋与张静江则留驻南昌,未出席这次大会。 

    从莫斯科回来的谭平山于二月底到达武汉①,他积极支持鲍罗庭的反蒋政策,并成为中 
共参加国民党工作的主要负责人。他对中共与国民党左派的合作,抱乐观态度。他曾描述斯 
大林对于中共中央那种脱离国民党自谋独立发展的倾向,是不赞成的;而对于他与国民党左 
派的友好合作关系,则极为重视。他拥护共产国际关于中共党员参加国民政府工作的主张。 
因此,在这一阶段中,他与鲍罗庭是志同道合的。 

    三月十日到十七日举行的国民党三中全会②,很明显是左派胜利了。会议中曾首先根据 
徐谦的报告,批准联席会议的工作;追认该会议一切决议的效力。这无异是对蒋氏否认联席 
会议的一个直接答复。会议又通过了《统一党的领导案》和《中执委会下的军事组织大纲》 
等重要决议。根据这些决议,选举汪精卫、谭延辏А⒔槭⒐嗣嫌唷⑺锟啤⑻菲缴剑ㄖ泄病�
党员)、陈公博、徐谦、昊玉章(中共党员)等,九人组织中央常务委员会;汪情卫、顾孟余、 
邓演达、陈公博、陈其瑗③、何香凝、彭泽民分任国民党中央组织之宣传、农民、工人、商 
民、妇女、海外各部部长;这样一来,蒋介石、张静江、陈果夫等人在国民党中央的原任职 
务就被取消了。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增加了宋子文、陈友仁、邓演达、林祖涵(中共 
党员)、王法勤、宋庆龄等六个左派人物;并选汪精卫、谭延辏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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