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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部分

曾国藩全书·曾国藩传-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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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之由”。    
  由此可以看出曾国藩对于自己一手训练的湘军,是鼓励他们纵火杀人的,那么对于抢劫呢?他则是默许的。    
  早在咸丰十一年,当曾国荃攻破安庆,运送了大量的战利品到家里的时候,曾国藩就已经对他不闻不问了。    
  第四部分:天国瓦解领取战功,自愧故友
  六月二十三日,湖广总督官文、陕甘总督杨岳斌、兵部侍郎彭玉麟,江苏巡抚李鸿章、浙江巡抚曾国荃等会衔,一起向朝廷奏请了攻克金陵之事。这一爆炸性消息,使清廷内外都感到欣喜异常。捷报发出后才刚刚有六天时间,即六月二十九日,曾国藩便收到了朝廷赏他的太子少保衔,封一等侯爵,并且是不更替的世袭制;赏给曾国荃太子少保衔,封一等伯爵。此外,主将李鸿章被赐予一等伯爵头衔,李臣典被授予一等子爵头衔,萧孚泗被封一等男爵,彭玉麟、杨岳斌、鲍超、骆秉章等,均由朝廷赏赐一等轻车尉世职,杨、彭二人还加太子少保衔。一共有一百二十多名湘军文武官员都得到加官晋爵。曾国藩及其湘军将领们个个都得到了晋升,同时他们还得到了太平军留下的无数金银财宝。    
  借助无数中国人民的生命,那些湘军将领们实现了升官发财的美梦。    
  曾国藩谋划多年的梦想终于成为现实,朝廷给了他无数的奖赏,抚今思昔,他知道今天的成功离不开无数将士效命疆场,尤其是众多幕僚朋友对他尽心尽力的帮助。于是不免想起了昔日曾给予他帮助的人。而他初创湘军时的合作者,如左宗棠、李鸿章均已高官厚禄,彭玉麟、曾国荃也都坐到了一省行政首脑的职位,而李元度则因为自己的阻碍一直都没有加官晋爵。在这种情况下,他于同治三年给朝廷上一密折,希望朝廷批准他对李元度重新任用。    
  其实曾国藩对自己这样接连不断地打击李元度,也不是没有感到后悔过,他在不同时期的反省程度是不一样的,前期是歉疚中夹着怨恨,到后来则是觉得自己彻底对不起李元度。如在同治元年三月初二日,因为李元度给曾国藩写了一封贺禀,曾国藩想起以前自己和李元度的关系也非同一般,他对自己对李元度的参奏难免有一些后悔之意:“旋与幕客久谈,因李次青来一贺禀,文辞极工,言及前此参折不少留情,寸心怦怦,觉有不安。”但他只是在偶然间才有了这种想法,其时他还是有些恨李元度的,如他在同年三月二十八日给曾任自己幕僚的彭申甫的信中,就说他与李元度已经不可能再和好如初了,信是这样写的:    
  阁下拳拳次青,具征金石不渝之谊。弟于次青结契甚深,初不减于阁下。前岁被参之后,始作《小桃源记》,径自回籍,犹可曲谅。厥后脱卸未清,遽尔赴浙,则乖睽深矣。顷于二月二十二日遵旨复奏,仍参革职。至三月初六日接奉惠书,反复追维,耿耿不安。自问平生不多负人,与次青许与之素,而乃由吾手三次参革,仆固寡恩,渠亦违义。今夙缘已尽,无颜再合。渠果发愤为雄,誓洒此耻,或遂切实建立事功,则虽默伤乎私谊,犹将裨益于公家。若更浮沉,不图自立,则非鄙人所敢知也。    
  到同治元年五月在第三次向朝廷参劾了李元度之后,他逐渐改变了以前的那种心态,如他在五月二十八日在给彭申甫写信的时候,已称自己不可能忘了他与李元度之间的友情。    
  曾国藩与李元度在官场上的恩恩怨怨,清楚地表明了曾国藩做官的一条重要的原则,对于顺应他的下属,他会加以提拔,而对于忤逆他的,他一定会严加惩治。只是由于曾国藩历来崇尚理学家的天理良心学说,才使他不致于把人逼到绝路上。    
  第四部分:天国瓦解擅作主张杀忠王
  封号为忠王的李秀成是太平天国后期的重要军事将领。咸丰十年,他带领着军队把清军的江南大营攻破,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他的军事才能是非常杰出的。他与陈玉成一道,在杨秀清、石达开之后,成为太平天国军事方面的主要力量。同治元年,因南京告急,李秀成带领太平军回到南京进行援助。同年六月十六日,南京城破,这个时候洪秀全已经去世了,李秀成护送幼天王洪天贵从南京城里逃了出去,途中与部队失散,李秀成落入了清军手中。    
  李秀成同陈玉成一样是广西滕县人,因为他非常重信义而远近闻名,并擅长用兵,军中无人不佩服他。李秀成被捕后,被曾国荃审问,李秀成回答说:“别再白费力气了,给我纸笔,我写出来就是。”他坐在囚笼中,每天写七千多字,一共写了十天的时间。据说,曾国藩原来承诺若李秀成投降,就不杀他,而且,李秀成在他的供状中,也已经表示愿意投降,答应只要饶他不死,他可让太平军停止战斗:“蒙九帅恩给饭食,中堂驾由皖来,当承讯问,我心悔已迟,是以将国中一切供呈。我为姓洪之将,外众将兵俱是我辖,我愿将部下两岸陆续收全投降,而酬高厚,以对大清皇上,以赎旧日之罪。在我主在邦,我为此事,是我不忠,今主死国亡,我兵数十万众在外,我不能卫天国,又听我兵害民,皆我之罪也。若我有此本事,收降我之部将,再有反复变心,仍正国法,如办不成,亦正国法。若中堂不信我有此本事,仍镇在禁,容我写信劝去。我在皖省居中,好办两岸之事,请示中堂,意下如何。”但他最终还是没有逃脱凌迟处死的命运。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理由很简单,有如下几点:    
  首先是因为李秀成太有名望了。洪秀全死后,李秀成实际上已经代替了洪秀全的地位,如果不把他给杀了,脱逃掉的他依然会领导几十万仍在各地战斗的太平军,这对朝廷是不利的。而且,对于这位太平天国的重要领袖,曾国藩也不可能掌握对他生杀予夺的大权,而只有朝廷才有做出决定的权力。    
  其次是由于太平军将士对李秀成的拥戴。《太平天国战纪》中曾经有这样的记载:“松王陈得风已降国荃,见秀成在虏,向之拜。国荃叱之,得风曰:‘吾为母而降,事泄当死,蒙王不杀,今无以为报,故拜耳。’秀成被杀,年四十。”李秀成虽然已经落入了敌人手中,其手下将士仍然非常敬重他,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李秀成对将士的影响力。    
  第三个原因也非常重要,就是李秀成对南京之战的一切都了解得很详细,而曾国藩的奏折大都偏离事实,在诸如南京城守兵、财富、湘军的烧杀掳掠等问题上,李秀成都了解得非常清楚,一旦他将这些事实泄露给朝廷,曾国藩将不可避免地面临灾难。这是曾国藩杀李秀成最重要的原因。因为李秀成写了十天的供词,每天写七千多字,然而才有两万多字保存了下来,主要是因为曾国藩的删节和修改。    
  清军在抓到了李秀成后,曾国藩在《奏报攻克金陵尽歼全股悍贼并生俘逆酋李秀成洪仁达折》中这样写道:“至伪忠王李秀成一犯,城破受伤,匿于山内民房。十五夜,提折萧孚泗亲自搜出,并搜擒王次兄洪仁达。二十日,曾国荃亲讯,供认不讳。应否槛送京师,抑或即在金陵正法,咨请定夺。”六月二十九日,朝廷在给曾国藩的上谕中说:“其逆首李秀成、洪仁达等,均系内地乱民,不必献俘;第该逆等罪恶贯盈,自应槛送京师,审明后尽法惩治,以泄神人之愤。着曾国藩遴派妥员,将李秀成、洪仁达押解来京,并咨明沿途督抚,饬地方文武多派兵役小心护送,毋稍大意。”     
  朝廷的命令应该是一点也不含糊的。然而,曾国藩却玩了一个小小的把戏,即在朝廷的谕旨下达前就处死了李秀成,根本没有等朝廷的命令。    
  曾国藩竟敢不遵从朝廷的旨意,其中必定是有原因的。    
  第四部分:天国瓦解瞒天过海
  当然,曾国藩知道这样做冒了很大的风险,于是,又于七月二十日补了一份《复奏李秀成等囚未能槛送京师已先就地处决情由及洪逆三印已早解送军机处片》,在这篇奏折中解释了自己的所作所为。    
  但是,曾国藩递给朝廷的李秀成的供词中,删改了其中很大的一部分,朝廷觉察到了这一点,于是,又于七月二十三日令曾国藩补上他所删掉的部分。    
  这个命令让曾国藩感到极为难堪,正是因为供词中有些部分不便给别人看他才把它删除的,他岂能保留?于是,没有办法的他也就只好装聋作哑,在奏折中不提任何有关于这方面的事情,好在朝廷也没有对此做更进一步的调查,他终于逃过了此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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