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百姓看中国-第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意”中的基本内涵吧!最近,还常能看到、听到有关“满意”的新解,就是“不要等群众有困难找上门来,而是要主动发现和及时解决群众的困难”。如此“满意”与“不满意”,难道就仪是一字之差吗?
要说这5个派出所的所作所为,用“怒不可遏”、“愤慨万千”等词语表明群众的态度,绝不过分。“不满意”是否有点过于轻描淡写,太有些夸大人民群众的麻木不仁了?看来,有关部门还远未认清这一字之差的巨大危害性,还远未确立从根本上解决“公安形象”的决心。
不敢说实话
胡平(安徽滁州)
有一位嘉宾,参加《实话实话》中关于“拾金不昧要个要回报”这一话题的讨论,在现场他说出自己的观点,认为应当给回报,并主张建立一个相应的机制。没想到该期节目播出后,这位嘉宾不仅被自己单位的人评价为“简直是品质有问题,他的世界观不对”,而且还影响了他的提升。像此类情况还有很多,有因讲了实话回单位评不上职称的,有从此和单位关系闹僵的等等。弄得一贯轻松、幽默的崔永元也不得不说:“上述情况令我们觉得很惭愧。
如果我们这个社会真的纯净到连一粒灰尘都没有,到么我们根本不会把“拾金不昧要不要回报”这样的问题多到电视上来讨论。这就像在娱乐场所没有出现了一个不良妇女,而我们却要讨论三陪该不该收税一样荒唐。一个最基本的常识是,那个主张对三陪女收税的人,很可能是非常鄙夷妇女出卖青春和色相的,而且他也从不涉足此类场所;那么怎能因为一个人仅仅讨论时说了一句拾金应当给回报的话,就断定他是“品质有问题,世界观不对”呢?相反,我倒是很怀疑另一些人,一边把拾(偷)来的金悄悄地装进口袋里,一边却在众人面前大唱道德的颂歌或是对他人抡起道德的棍棒,这种人不讲也不敢讲实话,其行为例有可能不端。
因讲实话而被怀疑政治或道德品质不好,这样的事在生活中并不鲜见。因此国人从小就教育孩子,不要“实话实说”。重庆市綦江县的那座彩虹大桥建成后,綦江中山路小学一个姓刘的学生曾写过一篇作文,题目叫《彩虹桥要垮》。这个学生在作文中写道:“桥上的铁棒有裂缝,我看见了好几条。我觉得太危险了,仿佛马上就会落下去,眼前像发生地震一样,我飞快地跑下了大桥”可是,作文尚未拿到教师那里去批阅,这个学生的母亲就毫不犹豫地将这段文字划掉,并郑重地告诉他:“彩虹桥是美丽綦城的标志之一,多用优美的词句去描绘它,不要说这些不吉利的话。”不知这位母亲当时是不是这样想过,当她的孩子交上两篇完全不同的作文时,他会得到怎样截然相反的评价?她大概不愿意看到让许多人像审问一个小偷似的审查她的孩子,她删去“不吉利”的话的目的就变得极其简单——避免孩子受到伤害。
但是,说中国人从来个说实话却未必符合事实。美国专栏作家斯克尔说:“中国人大量地谈论批评当权派——使我不禁想到在当权派面前,他们却是那么恭顺无力。”谈论批评可能都是实话,问题在于这种实话必须躲在背后说。最后,这甚至成了一种集体无意识,为避免因对某个当权派的批评或因讲了某句实话而遭到“非礼和强奸”,人们便干脆闭紧嘴巴或用面纱遮住自己的面孔。
国人喜欢唱赞歌,那是自小就开始培养的。国人的害羞、怯懦却不是一以贯之的,一巳他决定揭去面纱后,他就会有胆量喊出“我是流氓我怕谁”的话来。对此,我们倒是应该加以深长思之。
有权能使尔俯首
魏得胜(昆明)
《手术台上卖保险——人在刀下,敢不认购》。
这是《文摘周刊》上的一个题目。报道说,在上手术台前,麻醉师告诉病人:麻醉风险是万分之一,若买了麻醉保险,只要付150元,万一出了事故,便可获得2万元的赔偿。在此情况下,买这种保险的病人居多。就像麻醉师说的:“万一出了事故”——对!谁也保不准麻醉万中不出个一。你保了险,麻醉师有了提成,这心情一好,万中出一的机会就大大减少;如果麻醉师没捞到外快,心里不痛快,思想一开小差,没准就万中出个一;能出个一,就保不准出个二呀、三呀的。甭说万中出二出三,就是万分之零点儿——一刀下去,有麻醉不到的地方,也够手术病人惨叫一阵的。所以,刀下认购保险单,当是保险公司和麻醉师给手术病人的“术前”关怀,对病人来说,这比给医生送红包要“心安理得”多了。
其实,麻醉师的做法;跟“公安部门的办理居民身份证加急费、邮电部门的邮电附加费、铁道部门的车票附加费、航运部门的船舶过关附加费、民航部门的候补票手续费、教育部门向学生家长收取的赞助费、学生选班费、留级费、转学调档费、勤工俭学费、学训费”等等没多大区别,无非弄俩外快,活泛活泛手头。上述诸项,除了麻醉师上手术台前向病人卖保险没被国家明文禁止外,其他都被“文件性禁止”了。然我们温顺的老百姓今天仍委屈地活在这些不合理的收费中。报纸上倒是说老百姓可以拒绝这些不合理的收费的。可谁敢拒绝?连麻醉师的保险单都不敢拒绝,别的就更不敢了。
有一种官样文章是这样评述那“愚昧”、“无知”的老百姓的,说“为什么不拿起法律的武器和侵犯你的人斗争?”倘若为此较真,恐怕你的身份证将办不到,信若寄不出,孩子将上不了学在以权谋私者面前,是赌不起的,除了俯首听任挨“宰”,还能如何?别说是文件,法律还常常打折扣呢!
桌子该死
陈大超(湖北孝感)
到一个朋友家里去玩,正说着话,他的孩子一不小心,把头碰到了桌沿上。“哇——”的一声,孩子立刻咧嘴哭起来。
朋友不说孩子不小心,而是把桌子一拍,唬着脸说:“这个桌子真该死!我们宝宝玩得好好的,你怎么把他的头碰着了?下次再碰着了我们宝宝,小心我对你不客气!”
孩子果然被他哄住了,竟然也伸出小手说:“打死你,打死你!”
朋友扭过头对我一笑。
这样的场面我见得多了,有的孩子碰在树上,大人就把树踢两脚,说树该歹已有的孩子摔倒了,把头碰在地上,大人就把地跺两脚,说地该死。自然,小孩子也学着踢树,跺地。
很少有大人怪孩子自己不小心不注意的。
这样的孩子长大了,做事做错了,干事干砸了,十有八九,都会把自己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同时还要说别人该死。
现在的大人也都是这样惯大的,所以现在的大人,也免不了做了错事就会往别人身上栽赃。
反腐成绩如何算
李元元
如果问社会生活中老百姓最关心什么,毫无疑问是反腐败。因此反腐败题材的新闻报道群众爱看,看到祸国殃民的贪官和为虎作伥的爪牙被曝光的丑态,看到党报正视反腐败斗争的严重性,敢于披露大案要案的勇气和决心,群众才会感到邪不压正,对党充满信心。这类报道我自然也爱看,因此,见华东某报近日一篇报道《××市反腐败成绩显著》,便仔细浏览下来。
这篇报道通篇列了一系列数字,是1993年以来的回顾,如“清理超标准小汽车246辆,清退楼房167套、平房18间,补交款310万元共取消压缩办公楼建设项目28个”,“一批违纪违法的大案要案被查处1993年1月到1997年10月,全市共立案5968件,结案4773件,挽回经济损失1459。5万元。”
看完后却不禁生出些许茫然来,那就是不知标题中“显著”二字是怎么比出来的。是和1993年以前的五年比?或是和其它同等规模的大都市比?文中没有提,我想也不大可能去比,所以“显著”二字便有些“溢美”的意思,经不住推敲。
除了不可比因素外,我以为“腐败”是一个判断性质的概念,而不是类似“丰收”、“贫瘠”、“茂密”等以数量判断为主的概念;腐败也绝不仅是经济犯罪或物质上的超标准享受,它也包括官僚主义、效率低下、推诿塞责、浮躁虚夸等,所以要谈反腐败的成果,必须涉及如何从质上制止腐败现象的行之有效的措施。比如,中央领导人指出用人上的腐败是最大的腐败,那么我们的组织人事部门为克服任人唯亲、买官跑官、嫉贤妒能、结党营私等现象有哪些新办法;或者,为实现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制定了哪些得力的政策,是强化了民主集中原则,还是鼓励群众参政议政,或是每项决策都能请专家论证?再有,说是加强舆论监督,那么,对写批评报道的新闻工作者是不是有了些保护甚至鼓励的措施
这才是反腐“成果”,如果施行起来能使政权高效、公正、廉洁的话。没有类似的反腐措施,五年后我们还可以行到新的一大串的反腐败的数不胜数的“成绩”。我前面说过,群众爱看反腐败的报道,但倘若腐败现象一茬又一茬韭菜似的割也割不完,岂不冷了群众的心?我们还好意思说什么成绩“显著”吗?
说这些数字不算反腐败成绩也冤枉。但这使我想起了川老鼠尾巴计算灭鼠成果的招数,这种数字难免不使我们的统计工作陷入两难境地:说少了,没抓到老鼠,说多了,怎么就你这里老鼠多?而且我觉得许多数字都有水份,老鼠尾巴里可能混有萝卜缨子,“反腐成绩”也未必打到了蛇的“七寸”上。比如报道中说到公款安装的住宅电话取消了国际长途直拨,而现在“手机腐败”正时髦得很,权力部厂]连手机都能找人报销,何况几次国际长话费?
年年岁岁花相似,这花就未必还有多少美感,它只不过告诉大家新的一年又来了。
告别“括弧
云南东川精简“人政府”,市改区触动数千“乌纱帽”,为了“稳定”,在那些降级使用的干部的后面都加了一个“括弧”,表明他原有的干部级别。不要小看这个“括弧”,区组织部长和丽川说:“这个括弧很重要,有人把级别当做人生价值的标志,据弧用的就是事业全部的意义。”
这话说得很深刻也很无奈,说其深刻,因为在一个“官本位”颇有市场的国度里,官的大小,级的高低,不仅是人生成功的标志,也和种种待遇密切联系,比如看文件、听报告、住房、用车、主席台位置等等。说其无奈,就是这种“括弧”现象,谁都知道不大正常,与我们高喊多年的“能上能下,能官能民”的口号背道而驰,但又不能不违心地去迁就它。
当然,打“括弧”并非东川的“专利”,这种现象,不仅全国都有,而且花样繁多,以至干出现了“处级和尚”、“厅级佛爷”括弧的怪事。不过,既然一个小小的“括弧”就能涵盖一个人奋斗一生的全部内容,就能带来种种让人“振奋”的待遇,“魅力”如此之大,那就让人不能不去拼命追求。
一般来说,“括弧”多出现在三个地方:一是官员告任命书上,级别高的官员由于没有相应的位置,不得不到低一级任职时,带“长”的官员如市长、县长、局长改任“员”,如调研员、检察员时,都一无例外地要加上“括弧”,注明其原有级别,享受何等待遇,可起到“镇静剂”的作用。二是名片上,一个副局长的名片上醒目地在“括弧”里印上:“没有局长”四个大字,言外之意,自己实际上行使局长大权。还有一个县委宣传部长的名片上在“括弧”里能和他们平起平坐。三是讣告。讣告是一个盖棺而定的结论,自然也是最为重要的,所以,不止一次听说,某些去世官员的家属在处理后事的其他方面都很通情达理。就是对“括弧”里的内容毫不通融,不达目的,甚至不让死者火化。
“括弧”,可说是我国特有的“现代国粹”,因为这个东西不仅在封建社会没有,在当代其他国家里也从未耳闻。旧时,官员告老还乡就是士绅,绝没有“宰相级士绅”、“尚书级士绅”之类“括弧”,总督改任巡抚,太守降为知县,也不会有“总督级巡抚”、“享受太守待遇”之类括弧。而在其他国家,州长、市长下台可干木匠当演员,谁也不会给他来个“州长级木匠”的“括弧”;总统空缺,副总统也不会在名片的“括弧”里印上“没有总统”几个字。可见,“括弧”实际上是官本位加计划经济的产物,如今我们正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正在告别官本位,那么,“括弧”之类,如果眼下还不能一刀切,也应日渐减少,力争有一天,让“括弧”也进入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