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与变迁-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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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但极富创新精神，当时创作的艺术品和文学作品直到今天都代表了最为典型的中国风格。事实上，在晚唐和宋代定型的艺术、文学类型以及社会、政治制度，一直影响着此后1000年的中国。在这个意义上说，8 世纪到13 世纪这个时代是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第二个黄金时期。
二、晚唐
制度的退化
自然，上述变化是缓慢发生的，有些在晚唐时还只是刚刚起步。玄宗年间（712 一756 年）是中国从古代转向前现代的关键时期，而且显然也是唐由盛到衰这一历史循环的转披点。
玄宗时期唐朝迎来了第二个高峰期，无论在财富、声誉和文化上都超过了100 年前的“贞观之治”。不过，皇室和政府的开支也随之扩大了好几倍，而收入却未曾跟上。整个统治机器开始失灵，就象汉朝一样在赋税和戍防等重大问题上造成混乱。均田制只是延缓了这一衰败过程，然而却无法阻止它的发生。
人口也加快了增长，而皇帝则常常把大量土地和人民赏给臣下（有时一赏就是1500户），这就使得均田制难以维持下去。赋税、徭役和兵役落在数量不断减少的农民头上，而农民的田产则越来越少。当农民实在难堪重负时，他们或者逃离农庄，或者将土地认在一些豪族权贵名下，这样他们只需交纳占收成一半的地租，与朝廷的赋税相比要轻一些。这反过来又更进一步加深了其余农民的负担。
随着均田制的破产，朝廷无法像以前一样收取赋税，因而不得不寻找替代的方法来确保收人，例如大幅度提高地租、加收贸易税、将各家按贫富分为9 等征税等等。不过，这几项措施挽救不了徭役和兵役制度的崩溃。大运河上的谣役人数越来越少；到了723 年，戍卫京师的任务由大约12 万名雇佣兵所接管，戍边的民兵也逐渐转变为职业军人。尽管谣役与兵役以其他各种形式一直沿袭到近代，但其地位却远远不再如7 世纪时那么重要了。
尽管这些变化或多或少地反映了货币经济下制度的发展，但它们也带来了极为严重的后果。雇工和雇佣兵增加了政府的开支，而职业军人大多为地痞流氓或胡人，他们未必会热忱地保卫国家，而且由于长期服役，他们往往只效忠于部队的领将而将朝廷置于脑后。在这种情况下，一些野心勃勃的将军实际上就成了不受朝廷约束的军阀。
751 年，高仙芝在帕米尔以西的塔拉斯被大食人击败，这成为东亚历史的转折点，它标志着中国对中亚控制的结束，也是此后500 年间军队积弱的开始。它同时也标志着伊斯兰文明开始渗入中亚。几乎在同时，突厥（土耳其）语也开始取代了塔里木盆地上绿洲国家所使用的印欧语言。
塔拉斯之败后不久唐朝内部就崩溃了。藩镇节度使在玄宗时期控制了10大藩镇的军、民政务。其中有突厥血统的安禄山担任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他通过取悦玄宗的宠妃杨贵妃（她甚至认安禄山为义子）在朝中获得很大的权力。在争夺朝中大权时安禄山与杨贵妃的堂兄杨国忠产生了冲突，于是在755 年起兵造反。他攻陷了长安，玄宗仓惶入蜀，途中不满的士兵发生哗变，玄宗不得不处死了杨国忠和杨贵妃。这一凄惋的情变成为后世诗人、作家笔下常见的主题。安禄山于757 年被其子所拭，而安禄山之子又被另一名胡人将领杀死。玄宗退位称太上皇，但忠于李唐的军队的在回鹘兵的协助下，终于在762 年平定了叛乱。不过，大唐的全盛时期却是一去不复返了。
藩镇割据和财政改革
安禄山的叛乱对朝廷是个严重的打击，叛乱前754 年官方登记的人口为5288 万人，平叛后764年人口只剩下1690 万人，另外，这时唐朝完全依靠外族军队，势力开始仅仅局限于中国本土。回鹘人控制着中亚地区，不过约在840 年时为吉尔吉斯人所取代。唐朝开始在全国设置节度使，而这些节度使们则把自己的藩镇变成独立的小王国。节度使一职实际上成为世袭，有时甚至还公开反抗朝廷的命令。
朝廷内部也是一团糟。在玄宗时就有唐室贵族与新兴官僚的争权夺利。100 年来的科举制度，加上武则天的大力奖掖，官僚阶层越来越庞大，足以与先前的权贵们一争高下了。安史之乱后，官僚阶级内部亦出现了朋党之争，而宦官也像在东汉一样开始弄权，他们与百官争夺权利，并左右了9 世纪时的大多数皇帝。尽管如此，唐朝在安史之乱后还是维持了150 年左右，在此期间朝廷并不十分暗弱，局势亦非像人所想的那样糟糕。曾在中国居留了10 年（838 一847）的一名日僧圆宁，在他的日记中描述了当时的唐朝社会，其富庶安定、百官的烙奉职守和朝廷的大一统权威，在当时世界上都是罕逢其匹的。
之所以产生此局面，是因为唐朝在安史之乱以后采取了新的财政制度。从长江流域输粮人京的任务由专职的人员负责，工作效率得到了提高。国家专卖制度也得到了恢复，像盐、茶、酒类的专卖为朝廷开辟了新的重要财源。唐朝于780 年开始实行两税法，即将各种赋税折合起来，按土地而非按人头每年分夏秋两次征收。两税法是100 多年来税法改革的最终成果。自此农业税就按土地而非人头征收，手续也大大得到简化。朝廷可以对私人财产松口气了，因为它不再对朝廷的财政构成威胁。事实上，中国的土地制度发生了彻底的变化。豪强地主不必为了保护其荫庇的免税农民而扩张势力，他们只需雇佣农民、上交赋税就可以了。换言之，这一转变的结果奠定了其后1200 年间中国农村经济的基本面貌。
总崩溃：五代时期
与两汉不同，唐及唐以后的各朝大约都经历了300 年一周期的历史循环，这是因为它们实施了较为简单的土地与赋税制度，开辟了更为多样化的政府财源，另外，科举制度也带来了更有效的统治。但安史之乱后的唐朝积重难返，全面崩溃只是迟早之事。874 年北方农民的起义拉开了总崩溃的序幕。这次起义的首领黄巢是一名落第秀才，曾经在长安犯事系狱，起义最终为一有突厥血流的大将所镇压下去。朝廷对藩镇名存实亡的控制也保不住了，907 年原为黄巢义军将领的朱晃篡夺了皇位，唐朝就此灭亡。
其后的混乱局面与东汉末年有些相似，尽管为时较短，但动荡程度却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原、南方和北方一些地区的节度使们纷纷拥兵自立，总共建立了14 个王国，历史上称之“十国”，同时北方先后出现了5 个政权，称之“五代”（ 907 一960年）。这些朝代大多昙花一现，最长的也不过16 年。像最后一个朝代后周（ 951 一960年），留在后人记忆中的不过是它为巩固财政地位而发动的灭佛运动。
“五代”的皇帝都是篡位的将领，其中3 位有胡人血统，两人有突厥血统，一人也许有伊朗的血统，于是，中华帝国再次将“蛮族”士兵纳入其中心地区。，同时边境各“蛮族”也再次入侵造成边患。契丹人因为出兵援助后晋（936 一946 年），统治了今北京附近的“燕云十六州”。尽管后来契丹人灭了后晋并占领了中原，但最终未能站稳脚跟，他们建立的辽国只是因为“燕云十六州”之故才在中国官史上提了一笔。有趣的是，契丹和以前的震旦一样，亦成为欧洲（如俄国，〃 Khitai 〃 ） 对中国的一种叫法。
三、宋朝
宋朝的建立
“五代”时的混乱时期只持续50 年左右，这与六朝时长达350 年的分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可能到了10 世纪，大一统的观念与制度已经深人人心，因此国家的棍乱分裂状况不可能长期存在。不管怎样，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后世的割据纷争局面再末有超过50 年以上。后来异族的入侵曾在中国造成南（汉）北（蛮族）对峙的政治格局，但帝国完全分崩离析的局面是到了20 世纪初才又重新产生的。换言之，中国自唐代以来一直是一个牢不可破的政治统一体。
唐灭亡后仅53 年，另一员大将赵匡胤于960 年篡位称帝。这是北方半个世纪以来的第六次篡逆。不过这次与前几次不同，宋太祖建立的宋朝一直持续到1279 年：在他死前的976 年，除了两个国家外中国已基本上得到统一。这两个国家后来也分别于978 年、979 年为太祖之弟太宗所灭。
太祖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成功地剪除了节度使们的兵权。他设法降低这些人的职务或干脆赐以高官厚禄让他们赋闲养老，从而将军队直接置于朝廷控制之下。通过这些措施，宋太祖消除了使唐朝灭亡、造成五代十国那种混乱局面的藩镇割据制度。
不过，宋太祖的这些措施很大程度上亦造成后世宋兵面对外侵积弱不振的局面。宋一代的武功远远不及汉、唐两朝。宋朝既未能重新控制北越（安南）地区，亦未能将势力扩展到中亚或塞北一带，甚至连收复辽国在926 年吞并的燕云十六州也遭到了失败，因而不得不向辽进贡30 万两白银、丝帛的岁币。在西北，宋朝亦受到党固族的威胁。党固人在甘肃及河套地区建立起强大的国家，并于1038 年定国号为“夏”，史书中亦称之为“西夏”。在一次对西夏的用兵失利后，宋朝亦于1044年开始向西夏输贡。这样，辽、宋、夏三国在军事与外交上就形成了僵持不下的局面。
政府与文官制度
太祖及其继任者在首都设置了一批行政机关，与唐相比，这些部门更为直接地控制在皇帝手中。例如，唐朝后期出现的两种机构在此时成为重要的机构，而且一直延续到后世：其一为翰林院，原先是为皇帝起草诏浩的机构，在宋朝成为向皇帝提供咨询的主要机关。其二为兵部。唐时三省中有两省的名称沿袭了下来，其下设六部及其他行政机构，其功能同唐门下省同。另外还有两个重要机构，一为御史台，后逐渐发展成为一整套监察百宫的体系，另一个是三司，负责管理诸如国库、赋税、专卖等财政事务。与唐代不同，宋代牢牢控制了帝国赋税的收入。由于这个原因（以及总体的经济发展）； 11 世纪早期的政府收人是有唐一代历史最高记录的二倍，开国不久便积累了巨大的收支盈余。
宋时中央集权的程度得到史无前例的加强。国都开封曾是五代的国都，位处大运河与黄河的交汇处，尽管属于中原腹地，但与长江下游产稻区的距离比长安近了六百来里。宋朝在行政区划方面仍袭唐制，但增加了“道”（后改称“路”）的数目，与唐相比，“道”对州、县的权力也增大了，而且为了避免重蹈唐朝藩镇割据的覆辙，“道”的管辖面积、行政功能与相应的军事机构与唐时相比有着明显的区别。
太祖及其继任者致力于将统治权力控制在皇帝手中并扩大朝廷的权威，这使得宋朝中央集权的程度得到空前的加强，在某种程度上也更趋专制了。因此，中国在接下来的1000年中常常被称为是“专制的时代”而有别于宋朝之前的“贵族时代”。不过这一说法不尽符实。尽管所谓“天命”理论中蕴含了造反的根据，中华帝国在理论上基本是专制政权，在实践上当强有力的统治者在位时更是十足的专制。如果说前后有什么变化，那就是统治阶级已从贵族转变成了官吏，专制制度变得更为有效，因此也更为成功地维护了大一统的统治。宋朝的主干力量来自于当时发达的文官制度。这在很大程度上亦得益于日趋完善的科举制度。宦官及百官之外的人员被成功地挡在了政治权力之外。当时规定，高官大员之间不得联姻或同宗任职，并且禁止外戚、妃殡和皇族成员干政，可见当时政府的统治是何等公正廉明。
行政效率的提高，一方面固然是由于政府从下层官员中选拨人才并准许高官委任亲属甚至卖官誊爵，但最主要的原因却是科举制度。从997 年到1124 年，平均每年有200多人通过科举步人仕途，当时1 。 2 万名甚至更多的高级官僚队伍中有一半以上皆来自于科举。此外，获得功名的人实际上也古据了朝中的显要位置。科举分好几种，其中进士一级最受尊崇。进士考试以策论取士，注重推理与创意，在11 世纪晚期其影响远远超过其他考试。当时的考卷以数码代替人名，并且誊抄出来以防因笔迹泄露而发生舞弊现象。
1065 年之后，科举每三年举行一次。科举分三等，首先是各省举行的乡试，中举者（概率一般为上％一10 ％ ）可进京参加会试，考中者（大约是10 ％ ）参加殿试，通过者获得进士出身，即可任职为官。落第者往往一试再试，结果新科进士往往从十几岁的少年到七十儿岁的老翁都有，尽管其平均年龄一般为35 岁左右。官员的升迁依赖如下儿个因素：任职的时间、政绩及考锉、科举时取得的功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