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与变迁-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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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的另一大优点是它能够很容易地克服方言乃至更大的语言障碍，大凡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尽管可能听不懂彼此的方言，却能阅读同样的书藉，并且把这种汉语文言视为他们自己的语言。如果他们使用的是字母文字，中国恐怕早就分裂为像意大利、法国、西班牙、葡萄牙那样的许多个国家了。中国之能成为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国家，有一部分应归功于他们的文字。
东亚文明更是有赖于这种语言，对汉字的热爱与尊崇成为连结东亚各国的坚固纽带。直到一个世纪之前，朝鲜、越南和日本的大部分书面材料都使用汉语文言而非本民族的文字，甚至今天中、日、韩二国的知识分子犹能认得对方书面材料中的好几千字，尽管这些字的读音并不一致。如果中国当年采用的是拼音文字，那么东亚恐怕就不会像今天这样成为世界文明中的一个独特集团了。
四、商文化
甲骨文之外，安阳和其他商代遗址中最引人注目的发现当属青铜器了。这些青铜器以兵器和礼器为主，往往有可观的体积，看来是用陶范或木范浇铸而成的。由于化学作用，这些深埋地底的青铜器铜锈斑驳，反而平添几分秀色。商代晚期的青铜浇铸技术极其高超，说冠绝全球都不算为过。青铜器上的纹饰是纯粹的东亚风格，以铜鼎为例，它们的风格可追溯到龙山文化的空足鼎器。有些礼器采用动物造型，如象尊，这是因为当时气候较为暖湿，华北曾有大象栖居。
青铜器的主要图案是婆餐，即牛、羊等动物的正面像，通过高度程式化的手法，以瘦削的线条描绘而成。在安阳出土的骨器和大理石雕像中我们也能发现同样的图案。这种纹饰与史前文明或西方古代文明的做法大为不同，因为后者通常只是以动物的侧象为装饰。然而，餐餐纹饰亦见于东亚和南太平洋其他一些国家及太平洋西北部的印第安人生活地区。这表明存在着一种环太平洋纹饰类型，而商即为其中最为古老的代表。少数早期青铜器上刻有铭文，但商代文字主要保存在“龙骨”上。所谓“龙骨”，其实是龟甲、牛肩脚骨等扁平骨片。这些甲骨和在龙山文化时期一样，用于预测吉凶，所以往往又称为“卜骨”，这种预测方法亦称为古卜。其具体操作方法，是先在甲骨一侧钻一槽纹并进行加热，然后观察由此产生的裂纹，以此来判断神意的赞同与否。
这些甲骨1 / 10 以上刻有卜间之辞，有些还记载着古卜之事的最终结果二卜问的范围甚广，往往涉及献祭、天气、收成、战争、狩猎、祖先的拓助或降灾及下旬（类似星期）的命运。当时的大臣可能都兼任卜师，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古卜活动在当时是何等隆重了）献祭也极其重要，通常使用动物，但有时也用酒（为一种麦酒），献祭时以酒洒地而成礼。献祭对象包括自然界的各大神灵及“帝”或“上帝”，后者可能就是殷商人的初祖
商代的国家与社会
商代经济以农业为主，此外也饲养牛羊；。但殷商人似乎已经像后来的中国人那样讨厌动物奶和奶制品了。由于青铜物稀价昂，农具一般为木制或石制，：南方的文贝作为一种原始货币而得到使用，这一点从今天表示财富、贸易的字多有“贝”旁可以看出二玉石非常宝贵，在以后的年代咀也一直受到中国人的珍视。商王多为兄弟相及（13 例），父子相传者较少（7 例）、商朝先后有多个国都，郑州与安阳附近的遗址尤疑是其中的两个，商王统治的范围有多大尚不清楚。从黄河东转处到山东中部的大片地区［都分布有商代文化遗迹，但其中不少地区只是商朝臣子的封地甚至是敌国的领土，因此商王治下的地仄可能只是不大的一块领土。当时商王频频出征，与邻国或入侵的游牧民族作战以保巨和打一张领土。
但另一方面商朝又强大得足以派遣出3000 至5000 人的军队，而郑州和安阳的商都遗址亦十分恢弘。其建筑风格与今天几无二致；与古代西方的石建筑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殿顶有梁柱支撑，夯土（后为砖石）制的墙壁只是用于装饰而非出于建筑的考虑。柱子有石基，其下为夯土建成的平台。就和今天大多数的华北建筑一样，商朝的官室无不坐北朝南而建。
与之截然不同的是，商代平民百姓的房屋和新石器时代的人一样为粗陋的穴居。安阳附近巍峨壮观的商王陵寝也说明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贫富差距，王陵为大型地穴，深达43 英尺，占地5000平方英尺，中间实以夯土，通常还有为死者陪葬的大量器具和珍宝。另外在墓址中还发现了战车，这表明商朝也属于战车文化，这种文化在公元前1500 年左右，大兴于从希腊到中国的各文明古国。
陪葬商王的还有许多贵族或随从以及各种人殉，通常一次有几十甚至几百号人陪葬一。有些历史学家认为商朝属于奴隶社会。不管怎样，当时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确实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商王先祖可能只是沟通神人的祭司，但经过大约500 年后逐渐发展为拥有崇高威权的君主。这样看来，中国建立并接受大一统国家的传统便可以上溯到极古的时代。
权力模式的起源
中国上古政治集权的模式是如何产生的，各种有趣的理论给予了不同的解答。商朝统治者很有可能是通过垄断青铜冶炼技术、青铜武器和车马而攫取权力的，但可能也有其他方面的原因。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中国的家庭模式很容易产生专制主义、另外，中国人经常需要团结起来抵抗游牧民族的入侵― 如长城即表明厂这一点― 这可能也促进了大一统专制国家的发展。有些学者指出，为了治理黄河，修建排水和灌溉系统，需要大量人力的协作，这也是中国产生集权政体的一个原因。为完成上述工作，必须有少数人来指挥、协调大众。有人认为，只要有大规模治水工程的需要，就会产生像古埃及和两河流域那样的独裁政体，或日“东方型”社会，即专制统治者高高在上，通过官僚阶级来统治众多的农业人口。
大禹（夏朝的建立者）治水的神话与这一理论恰好吻合，而协力治水确实发生在中国产生第一个帝国的前夜。但实际上专制政体是在商后的l000年中建立起来的，那时的农业生产更依赖于雨水而非灌溉。因此所谓“治水”理论仍难以解释商朝大一统集权政体的产生，尽管它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这种权力模式在后世一直延续下去并得到了加强。
五、西周
周朝
周族约在公元前1050 年灭掉了商朝，在此之前他们居住在黄河大转弯的渭河流域。他们的都城在今天西安市附近。尽管周人是农业民族，他们与西北牧羊为生的“蛮族”相邻，在文化卜也与商朝迥然有别。旧石器时代的黑陶文化，直到周人灭商时在渭河流域似乎仍有保留。
周显然曾是商朝的属国，负责保护西部边境，但经过文王、武王及武王之弟周公的努力，最终推翻了商朝，势力到达华北全境。其实，广泛分布的西周遗址表明周在克商之前，其势力范围已从渭水流域发展到山东东部、满洲南部及长江中下游一带，已经远远超过了商朝。由于当时的交通只能依赖车马等原始手段，要直接管理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是不可能的。周公在原商朝统治的中心地区建立了东都洛邑（今洛阳附近），同时分封了大量诸侯国。绝大多数诸侯都是周室子孙或亲戚，也包括一些异姓亲信和奉周朝正朔的地方贵族。这些诸侯分为上下秩序森严有别的公、侯、伯、子、男五等。每个诸侯国其实都是一个小型城邦，它以某一城池为中心，四周为田野。当时分封了多少诸侯国已无从查考，不过到公元前8 世纪时，经过诸侯之间的兼并（另外周边诸侯国亦有新的增加），尚有大约200诸侯国保存下来。诸侯虽然听命于周王，但在本国中却是万人之上的专制君主。这种制度称为“封建”，东亚人也用来指中世纪欧洲和日本的封建制度。很奇怪他们竟用这个词来表示这种制度。我们对西周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后世中国思想家的影响，他们视西周为“黄金时代”，当他们鼓吹政治大一统或强调礼义、道德等统治原则时，往往从那时的制度中寻找依据。这种制度与西欧封建制度确实不乏相似之处，但究其实则相差甚远。为实行有效的控制，它依靠的是血缘或准血缘的宗法关系而非封建制度的法律原则，西周的“封建制”更像同时代西亚诸国家实行的“总督（Satrap ）制”而非2000年后的西欧封建制度。
周朝和商朝同样为等级森严的阶级社会。世袭的周王依靠“士”（贵族武士）统治着众多农民和奴隶（后者常为家用奴仆）二后人声称西周每8 户农家在耕种自家土地的同时，还需共同耕种中间一块公室的土地。这就叫作“井田制”，因为“井”字体就是这种土地划分模式的形状。这种制度显系后世的美化，但可能也反映了在某一时代存在过的农业生产资料与收获公有这一史实。
周文化
周族文化相对比较落后，西周时商文化的持续发展便证明了这一点。周朝继续铸造壮观的青铜礼器，铭文篇幅很长，但纹饰则略显粗糙，而且随着时代发展，可能由于纹饰逐步失去原有的宗教意味而仅仅成为一种程式，这些纹饰的细部也越来越轻桃简略。文字继续在发展衍变，古卜也继续使用，尽管不久就被新的预测方一式取而代之了。
与商不同，周王的宝座是父子相承的（周公未能继位便是典型例子）。周王死后葬在巨大的方形土家下。周人的主神是“天”，其原型显然是人格化的天神（ “天”的古字即为人形）。周王自称“天子”，并以“天命”作为其统治的理论基础。祭祖（天）是周王的主要礼仪活动，而各诸侯则宰杀牺牲以祭献后土。后世历代各朝直到20 世纪都沿袭了这种仪式，壮观的圆形天坛和方形地坛至今仍然矗立在北京。
第03章 古典时期：中国哲学思想的黄金时代
一、东周
我们不清楚西周对四周被征服地区的有效统治维持了多久― 可能为时不久甚至只是暂时征服罢了。臣子对周王应尽的效忠义务随着时间发展也逐渐淡薄了。公元前841 年，第十任周王被国民驱逐出了国都，随之而来的是长达14 年的“共和执政”时期。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对这次暴动评价甚高，认为这是中国历史上的首次人民起义。这次暴动引发了相当巨大的动荡，这也许能解释为何中国历史纪年在此之后才变得确凿可信吧。
继起的周王复兴了周室的权力。据说这次动用了3000辆战车和3 万人的军队，而牧野之战不过才用了350 辆战车。不过，当公元前770 年中原诸侯国联合“犬戎”入侵国都后，西周就灭亡了。传统的说法是，周幽王为讨宠姬的欢心，“烽火戏诸侯”，而真有外敌入侵时却无人赶来救援了。周平王在洛邑重建周室，但此后直到公元前256 年东周灭亡，周王除了在宗教仪式和典礼上发挥作用外，在政治上、军事上已丧失了原来的影响力。
公元前770 年之前称西周，因为这时的国都建在镐京；公元前770 年之后则称为东周，国都东迁到了洛邑。中国人尽管偏好十进制（他们几乎没有一打、一周7 天等概念），却素来不用世纪纪年，而是用朝代来纪年，如西周、东周，同时中国人又将东周分为“春秋”（公元前722 一公元前481 年）和“战国”（公元前403 一公元前221 年）（下详）两个阶段。
技术与经济的发展
后世中国人出于对大一统理念的信奉，一直把东周视作一个无可救药的礼崩乐坏时期。但这却也是一个充满活力、能量和创造力的时期。中央集权的崩溃及诸侯竞争的多元性很可能为之提供了动力。东周时期在很多方面都是中国历史上最令人振奋和浪漫的一个阶段。在公元前8 世纪，中国在技术上仍落后于西亚，但在世纪末已迎头赶上并成为当时人口最多的地区。当时战国七雄的人口加起来共有约2000万之多，接近西亚和地中海地区人口的总和。西亚人比中国人早1000年学会了用铁，不过到了公元前5 世纪，中国也开始普遍用铁了。铁制兵器代替了青铜兵器，而铁制农具和用牛拉犁则给中国带来一场农业革命。于是华北有更多的土地得到开垦，海岛上的“蛮夷”也被纳人了主流文化。由于采用大规模的灌溉技术和其他水利设施，谷物产量得到大幅提高。另外，当时还大修运河，这表明地方经济获得了长足发展，另外大量长途运输税粮及其他商品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
随生产发展而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