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与变迁-第6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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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通向社会主义的斗争
中国的社会革命曾试图从根本上把农民转变为城市居民，并将群众引人政治生活。但是中国农村还不是汽车文明的一部分。它所关心的事务来自一个更加简单的时代：如何生产出足够的粮食来养活人口以及如何分配这些粮食。除了饥荒和疫病，中国农民自古以来最大的敌人就是统治阶级。极少数特权阶层利用其所受教育和拥有的社会关系古有土地并垄断官职。既然统治阶级通常在城市里向村庄发号施令，毛泽东取得政权之后的问题便是如何将政权的影响深入到农村，并在那里发动革命。如果它的力量不能达到农村并改变它们，农民就会保留过去统治阶级的旧思想（如受过教育者可以统治别人等等），这样，古老的乡村今后依然有可能迎纳新的统治阶级：）毛泽东领导的革命希望通过改造人民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因此渐渐成为各种思想观念、行为方式和阶级利益之间受到适度控制的一场斗争。
这场革命的一个特征是道德和政治的交融，以致每项政策的失误往往源自政策制定者思想道德仁的问题。》　这从古代儒家的观念来解释，是行为方式为个人品德的体现；用马克思主义术语来表述，是理论与实践相统一C　这种思想和行为的统一在人民共和国及以往的儒教封建国家中同样可以实现，或至少可以作为一个实现目标。它和政治权力相结合而成为衡量思想道德的权威。正女11　理论和实践在中国人的观念中互相渗透，意识形态也必须随着事态的发展转变它的职能：
毛泽东思想的另外一个特征是强调矛盾是对立统一的辩证过程。譬如，在外部世界有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中国国内有工业需求和农业需求的矛盾，个人思想中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倾向的矛盾，自由和纪律的矛盾，民主和集中的矛盾，不一而足。这些矛盾存在于生活中的各个面。一经发现就会导致斗争、不断分化，最后达到一个新的统一体。这样，一场斗争引发下一场斗争而永无止境。毛泽东巧妙地称之为“继续革命”，认为它像生命一样没有穷尽。这和儒家“和”的理想有着极大的反差。
农业集体化与国家对城市和工业部门的控制
1953　年，北京开始同时规划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建设。不断扩大的城市对农产品的需求不断增长。实行工业化需要从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的国家集团进日主要物资，而这又需要用农产品支付。为了从农业经济中挤出更多的资源，政府只能成立真正的集体农场。这样做可能会降低农民的积极性，但这是厉行节约、阻止富农阶级死灰复燃的惟一稳妥方法。
集体化过程在最初阶段的进展比顶期要快。到1955　年年中，50　％的农业耕地和农户被编进农业生产合作社。毛泽东花了数周时间到各地视察，了解地方上的民情，然后号召2　；　5　亿农民以每50　户为单位组成200　多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即在全国约100　万个乡村中每村平均成立两个）。这项大胆的计划在热心的干部们推动下，发展速度再次超过了预期目标。据报道，到1956　年，已有90　％的农民加入了合作社，他们很快又被要求再上一个新台阶，放弃他们在合作社里的个人份额（份额根据个人的贡献各不相同），建设社会化农业。与1929　到19　犯年间灾难性的苏联集体主义运动不一样，集体化在中国并没有直接导致农业的国家所有制，而是形成了合作社的农业集体所有制，即由合作社买下农民手中的土地。这项活动在全盛期显然产生了可观的成绩，因为当时几乎见不到有关反对集体化的现象。尽管新民主主义革命只用了五年就完成了全过程，但中国农民除了信仰党中央和毛主席外没有任何其他选择。和列宁从城市斗争起步不同，毛泽东在农村开创了他的革命事业，所以农村中所有反对共产党的势力早就被清除殆尽了。
合作社继续发展，形成了完全的集体化农场。每个村庄都有一到两个农场。它们这时成了乡村生活的新热点，负责兴建地方公共事业和开展福利活动。这些事务在封建时代是乡绅阶层的职责。以前由多为当地大户人家出身的举人秀才（这些人观念保守，但欺压乡里，很有权势）发起修庙、修桥、办学和贩济之类的活动，现在则变成合作社或集体农场的领导（经常是由党组织委任的当地积极分子）带头植树造林、治理水土流失、照顾孤老、改善地方医疗条件、引进水泵或新式犁具乃至组织扫盲活动，等等。宏伟的计一划向人们展示了光明的前景：文化生活会越来越丰富，各种疾病及水旱灾害将得到根治，山岭处处披上绿装，也无人会有失业之虞。对于刚刚读书识字的农家小孩来说，这一信心十足的预见固然令人兴奋，但对于怀疑者和持异议者来说，等待他们的只有“劳动改造”。）
与此同时，按照苏联模式强制推行工业发展计划的准备工作也已经起步，银行、工业和贸易已经开始向国有化转变。农业和工业发展之间的冲突以及牺牲前者的决定，在为1953　年到1957　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制定的目标中已经很明显。这些目标直到1955　年才公布：钢产量要翻两番，电力和水泥产量翻倍，但棉制品产量增长不到50　％　，粮食作物的增长目标也不超过20　％。农民的产品被政府间接取走，也通过实物上缴和税收等形式被直接征收这正如在以往战争中中国重枪炮轻人力一样，在发展农业时中国也不得不强调发展资金需求少、劳力密集型的项目，如防洪大坝和灌溉水渠等。饲养的猪既能提供食用肉类，也提供粪肥，但发展化肥产业则有可能受到限制。）同时，资金投人的重点是重工业生产二此时古据党中央主导地位的毛派分子们预言，人民群众将从思想上得到解放，因而像“生产竞赛”之类调动人们积极性的方法将会在生产上一举实现“数量、速度、质量和节约”的高指标。这一强制推行的工业化进程最终把约古中国国民生产总值30　％的收入划归政府，其‘1　，大约有一半用于投资。中国的工业发展速度看「去快得惊人。1957　年，中国成了亚洲发展中国家中工业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
在同一时期，中国西北的铁路线已经扩展到外蒙古，并且穿越沙漠通到了新疆。这些铁路线的开通及随之而来的移民潮打开厂亚洲腹地的大门并为大规模开发扫除了障碍。同时，它们加强了中国对重新获得的内蒙己，和新疆的控制，因而具有政治卜和战略上的意义。
知识分子和干部
“社会主义建设”要求动员起包括只有10　万人左右、从事专业技术和学术＿上〕　作、“西化”较深的“高级知识分子”在内的协一个人。党的领导人乐观地相信，他们已经从精神上改造了这个阶层，使它和自己结成一了联盟；但他们同时也担心新的党组织会窒息党的思想活力〔　少于是1956　年和1957　年间共产党又发动了一场运动以协调党的两个战略要素一一知识分子和于部的关系。，1956　年5　月，知识分J　'　．出身的党员上二部和政府官员中兴起一场提倡自由批评的运动，它的「｝号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这井下是提泪评论白由的号角。）批评不能越过内容的限度，即个人必须绝对忠于党的至高权威。中国出现了一些不满的迹象，此时正值1956　年10　月爆发匈牙利事件和苏联对它镇压的余波未平之际。毛泽东于1957　年发表了他的《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有些矛盾是对抗性的，如共产党政权与其敌人之间的矛盾；有些是非对坑性矛盾，是正常的并且可以协商解决的，如政府和“人民”间的矛盾。在这个框架内，他希望在其“团结一批评一团结”的方法论指导下，通过健康而有节制的阶级斗争贯彻发展生产力的改策。和延安时期一样，这一辩证过程先是号召人们发表意见，然后针对意见讨论并解决问题。1957　年党和政府不断邀请外界发表意见。知识分子和技术专家们公开表示了他们对中国共产党集权主义政体及其思想、目标和方法的不满．）意见之多，言辞之激烈，震惊了党中央。这些意见受到严厉的压制。在运动中提出批评的人不久均被迫公开检讨，并互相揭发批判。与此同时，中共中央面临着更为严峻的问题，即如何控制负责执行政策的庞大干部组织。工农业生产双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整个国家的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到处可以见到新修的马路、工厂、城市、堤坝和新开的湖泊、山林，农作物也欣欣向荣。全国6　。　5　亿人民动员起来，以前所未有的劳动强度和合作规模建成了如此浩大的工程。党需要几百万积极分子来领导这方面的工作，但是这些人大多都不够成熟，缺乏经验。很可能有4　/　5　的党员不到高中学历，刚从党校走上工作岗位的年轻干部很容易陷入“盲目乐观主义”、“教条主义”、“命令主义”或“保守主义”、“经验主义”、“机会主义”的泥潭，而不是通过讨论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耐心细致地做农民群众的工作。干部们比较容易接受毛泽东思想的灌输，但让他们通过这种方式来增加开展工作所必需的聪明才智却比较困难，更不用说改变在此之前已经影响了干群关系的腐败现象和虚报产量的做法了。农业集体化在推行过程中其实遇到相当大的阻力。〕　农民群众在很大程度上都受到干部空头许诺的误导。
为避免“脱离群众”；　1957　年4　月中国共产党发起了一场纠正党员干部不良工作作风的思想运动。同时兴起的是向知识分子征求意见的运动。1957　年年中，这两项活动汇合成了一场“反右”洪流。“反右”运动最终发展成对中国大约50　到75　万本已很小的知识分子群体的批判和打击。这场革命变成了一场灾难。大批干部和知识分子被“下放”，即把教师、学生、城市干部与公务员遣送到农村，让他们和农民一起参加体力劳动，以避免脱离群众，同时帮助农业生产。从此时起，毛泽东领导的革命开始造成一系列灾难。
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
1957　年9　月中共中央开会时，党面临着一个严峻的问题。“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党和国家有力地控制了经济，各级党委开始负责经济决策。形式主义的发展速度超过了生产。集体化实际上并没有使国家得到更多的农产品，农业陷入了停滞的困境。1952　年到1957　年间城市人口增加了大约30　％　，但是政府征集到的粮食几乎没有任何增加。增加农业税收以发展工业的苏联模式走进了死胡同。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中央在1958　年做出“大跃进”的战略决策，希望它能推动现代工业和乡村农业这两个各具特色而又互相联系的部门的发展。在农村往往动员群众以充分开发潜在的劳动力。首先，兴修水利灌溉工程控制洪涝灾害，开发荒地；其次，投人更多的人力以提高单位面积农业产量；第三，就地取材，发展小型农村工业。党希望利用中国人口多的优势，在尽量不依靠现代工业部门的前提下发展农业生产。增加的农产品可以增加外贸出口换取资金，也可以作为原料进一步投资于工业建设。
“大跃进”的目的是为了利用中国农村的落后与劳动力的过剩，把毛泽东的思想可以转变成经济成果、新思想能解放未经开发的人力资源等观点付诸实践。由于经济学专家已经和其他知识分子一道在“反右”运动中遭到下放的厄运，各地浮夸的“大跃进”目标并非由经济学家制定，而是由干部们在竞相攀比中推出的。各地因陋就简发展小型工业的著名例子是让每家农户在后院架起小锅炉土法“炼钢”，炼出的东西根本无法使用。随着运动的深人，经济部门出现了规划、管理不断分散的倾向。中央统计局被分成小块，成了地区统计局。根据未受专业培训的地方积极分子所提供的统计报表，统计局宣布1958　年一年中粮食作物和棉花的产量几乎增长了一倍。领导层陶醉在自己做出的报告之中。中共中央拿到国外进行宣传的这些难以置信的数字不得不在1959　年夏末很不光彩地收了回去。
“大跃进”的后果一言难尽。它单靠人力就使中国的面貌大为改观，全国建起了上万座水库、几千座小型水电站、儿百英里的铁路线，在大江大河土建起了一座座桥梁，开拓隧道，修筑马路，开发了更多的矿藏，灌溉了更多的土地二但这冒进的做法也造成了大量失误，许多新灌溉的土地出现了盐碱化现象，本来可用于农业生产的大量人力则被自白浪费。
1958　年人民公社成了“大跃进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根据发扬群众自发积极性的群众路线而做出决定。典型的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