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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2部分

胡绳文集(1979-194)-第5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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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3胡绳文集

    经济,这是中国现代化事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如果农民不参加现代化事业,如果民主和科学之风不能吹到广大农村中去,是说不上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民主化、科学化的。

    6。

    “五四”时的人提出改造“国民性”

    ,改造“国民性质和行为”的问题。他们主要是由于抨击封建礼教熏染下的奴性心态而提出这个问题的。

    如果以为经过70年,“国民性”

    仍然与“五四”时期一样,这不合乎事实。但是,我们的确还面临着提高全民族的素质的任务。在战胜贫穷的同时,必须战胜愚昧。封建统治的坏影响和因循守旧、不求进步、不愿接受新事物的旧习气等等,既是和贫穷相联系,又是和愚昧相联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物质文明的建设,也是精神文明的建设。不提高民族的文化素质、精神素质,我们不可能有成现代化事业。

    也只有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民族的文化素质、精神素质才能不断地提高。

    为1989年5月5日召开的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提供的论文。原载《求是》1989年第9期,5月1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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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国民党历史概观

    中国国民党的前身为清末之同盟会,而同盟会又由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联合华兴会、光复会及其他革命团体之成员组成。故以兴中会创立为中国国民党之诞辰是适当的。笔者谨于此祝贺中国国民党成立90周年,并对中国国民党之历史试作一观察,当然是极为概略的观察。

    一

    以革命手段推翻清朝帝制,建立民国,是兴中会至同盟会之一贯主张。孙中山及其同志十余年间惨淡经营,艰苦奋斗,卒能实现其主张。

    兴中会时期,孙中山发动乙未(1895年)

    、庚子(190年)二役,所依靠者惟会党力量。甲辰(1904年)

    ,孙中山于日本留学生欢迎会上云:“鄙人往年提倡民族主义,应而和之者,特会党耳。至于中流社会以上之人,实为寥寥”

    (见《民报》第一号)。中流社会渐次卷入革命潮流,始于庚子以后,盛于癸卯、甲辰(1903、1904年)之际。

    同盟会于乙巳(1905年)成立,适应时势潮流,团结了知识界中的革命分子。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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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胡绳文集

    立一年后,列名参加者一万余人,其与国内中流社会以上之联系,遂大大超过兴中会时期。

    同盟会成立以前,梁启超尝执舆论界之牛耳。彼虽一度表示赞成革命,但其根本政治思想终不能逸出师门范围,主张不必推翻清朝而实行君主立宪或所谓开明专制。梁以其富于感情之笔锋,介绍西方近代哲学、社会政治学说、经济学说,颂赞西方近代民族运动与革命运动中之历史人物,鼓吹种种与封建传统相违背的人生态度与道德观念,其立论所起影响至深且巨。

    许多青年经过梁启超之启蒙而趋向于革命,则为梁氏始料所未及。在同盟会之《民报》上执笔为文抨击梁氏之政治主张的诸撰稿人,以学问文章言,大都逊于梁氏,然终能使革命思想取代康梁之思想,而成为当时先进知识界中之主导思想。

    同盟会及与同盟会有关之志士发动了多次起义,均告失败。尤以孙中山及其同志用很大力量,几乎带有孤注一掷之心情而发动黄花岗之役,亦告失败,使革命党人颇感沮丧。

    但实际上,每次失败都推进了革命风潮,使革命思想更加深入人心。同盟会就其总体而言,实为一个很松散的组织,且成立后不久,内部又发生分裂倾向。同盟会的确不是作为一个严密的统一的组织来领导革命的。但同盟会以其革命的思想与纲领,以其成员之勇敢的自我牺牲的先锋行动,在整个革命中起了领导作用。孙中山说同盟会为“中国革命之中枢”

    (民国十二年中山著《中国革命史》)

    ,这是不能否认的。

    有人不承认同盟会为辛亥革命之领导者。其根据为,武昌起义并非同盟会之预定计划,孙中山也有“武昌之成功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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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于意外“之言(《心理建设》第八章)

    ;在武昌起义的准备中起主要作用的文学社为同盟会以外之一组织,而武昌起义后各省响应又多有立宪派士绅参与,且起作用甚大。这些固然都是事实,但吾人认为,断不能因此而否认同盟会之领导。

    与文学社有关系之老人鉴于国民党官书上文学社之名竟湮没无闻,颇表愤慨(例如1952年出版章裕昆撰《文学社武昌首义纪实》一书李六如所作序言)

    ,此情亦可以理解。武昌起义之准备工作,有同盟会会员组成之共进会参与,但主其事者实为文学社,而起义之发动,同盟会总部初未之闻。事实如此,不容否认。惟文学社及其前身以其他名义出现之组织多年坚持革命工作,均系受同盟会影响,故文学社社员于起义之后悉加入同盟会。武昌一举,天地翻覆。立宪派士绅纷纷附和革命,固然加速了清帝制之崩溃,但辛亥革命所遵循者实为同盟会之纲领,而各省推动革命之主力泰半亦为同盟会党人。同盟会领袖孙中山被推为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自非偶然。同盟会所持之思想与纲领,实为当时唯一最先进的思想与纲领。辛亥革命之胜利,为中国人民之胜利,亦同盟会之胜利。这是中国国民党历史上最光辉的一页。

    或又云:辛亥革命虽然得到推翻帝制之结果,但民国徒有其名,成为北洋军阀卖国的黑暗统治的幌子,则辛亥革命谈不到胜利。康有为于辛亥革命后办《不忍》杂志,连篇累牍所申述者无非革命以后不如革命以前,共和不如帝制,从而加革命与共和以一切罪名。这是完全错误的一种看法。孙中山于民国六年(1917年)

    的一次演讲中说:“中国共和垂六年,国民未有享过些共和的幸福,非共和之罪也;执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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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之人以假共和之面孔,行真专断之手段也。“

    辛亥以前之报刊,每以危崖转巨石喻时局。保守者惟恐其转动,深惧其一动而不可止。从革命者的观点看,古老中国这一巨石,不经过长过程的转动,是达不到应有的结果的。辛亥革命既已使巨石剧烈转动,虽一时不能完全达到目的,但前进之势无力可以阻挡。从历史的观点看,须确认辛亥革命取得了伟大成就。

    二

    辛亥革命以后,国民党经历了一段坎坷颠踬的年代。

    民国元年(1912年)

    ,同盟会联合统一共和党等四个政团组成国民党,意在取得议会多数,建立袁世凯统治下之责任内阁。国民党之称盖始于此时。惟这次扩大改组与兴中会之发展为同盟会大不相同。民国三年(1914年)

    ,孙中山云:“试思国民党之失败,自改组以来即伏阴毒。分子既属复杂,官僚因之侵入,将吾党本来主义抛弃,对于国家不敢负责任。

    主持党务者,半为官僚所软化“

    (中华革命党《第四号通知》)。

    民国四年(1915年)

    ,陈其美致黄兴书痛切陈述改组后“面目全非,分子复杂,薰莸同器,良莠不齐。腐败官僚,既朝秦而暮楚;龌龊败类,更覆雨而翻云”云云(陈其美此信在孙中山《心理建设》第六章中列为附录)。

    反袁的赣宁之役(二次革命)失败以后,孙中山流亡日本。此时,北京议会中之国民党人宣称赣宁之役系孙、黄个人行动,“与本党无涉”。黄兴以及在国外组成欧事研究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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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民党人,又与孙中山政见不合。国民党陷于瓦解。孙中山乃发奋重建中华革命党。新建之党虽以继续革命,坚决反袁为宗旨,但其组织方法和纲领均不足以团结一切革命分子,联系人民群众。因而在民国五年(1916年)反袁战争(所谓护国战争)中,起领导作用的不是中华革命党,而是原来依附于袁世凯的进步党人。袁世凯既死,以梁启超为首之进步党人结束护国之役,转而依附段祺瑞。中华革命党无法继续存在,遂恢复国民党之名称,继又改称中国国民党。民国六年(1917年)

    ,孙中山始在广东依托于西南军阀陆荣廷、唐继尧之实力,进行护法运动。陆、唐初不过利用护法运动,与北洋军阀讨价还价。孙中山不能与他们合作下去,愤然于民国七年(1918年)离开广东。民国九年(1920年)又以陈炯明之力重回广东。陈为国民党人,且曾标榜社会主义,但他所走的仍是地方军阀老路。民国十一年(1922年)

    ,陈叛乱,护法运动不得不宣告失败。

    陈独秀于民国六年(1917年)评论进步党与国民党云:“进步党不乏贤达可敬之士,唯愚评论进步党也,急切功名,依附权贵,惮于根本之改革,是其所短耳。以此原因,进步党人每以能利用权门自喜而反为权门所利用。一玷污于袁世凯,再见欺于督军团。国民党之荣誉往往在失败,进步党之耻辱往往在成功。”

    (《新青年》杂志第三卷第四号)其言良是。孙中山及其同志虽亦思利用军阀的力量,但宁失败而终不与军阀同流合污,这自然是他们的荣誉。

    护法运动之无成效,固由于北洋军阀得帝国主义支持,穷兵黩武,其势甚强,然运动本身有其弱点亦不可讳言。夫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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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3胡绳文集

    元约法屡遭北洋军阀任意废弃,已黯然无光;民元国会之成员泰半为官僚政客,其存其没,殆为世人所不重视。革命党人致力于恢复民元约法,重开民元国会之护法运动,远不足以一新国人之耳目。护法运动既无广大群众之支持,遂不得不借助于地方军阀实力,而军阀又终不可恃。以是,革命党人陷于无以自拔之困境。

    于此尤可注意的是,自中华革命党取消之后,国民党作为一个政党,在几年间,几乎可说是在若有若无,若存若亡之际。邹鲁云:“洪宪告终,袁世凯死,曾通令海内外各支分部、交通部,一律恢复国民党名义”(邹著《中国国民党史稿》卷一,390页)。但此时,既无国民党之章程、纲领,亦未见矫正民元国民党流毒之任何作为。

    邹鲁又云:“民国八年十月十日,中华革命党正式改名为中国国民党”

    (同上,287页)。

    盖以此时才公布了中国国民党规约三十二条。

    次年十一月,又颁布“本党总章”

    ,继又修改规约为三十条。在总章与规约中属于政治纲领性质的规定极为简单,组织方面的规定则较繁。邹鲁云:“时北方为徐世昌所盘踞,南方亦为陆荣廷所占有。故党务不能在国内公开,进行者唯海外耳。以故八年十月十日所定之规约几全注意于海外”

    (同上,291页)。

    其时,国民党在上海设一总部,民十年(1921年)孙中山重到广州后,成立一广州特设办事处。规约中规定每年开一次大会(意为全国代表大会)

    ,但此种大会在民十三年(1924年)

    前从未举行。直至民十二年(1923年)一月,中国国民党始发表一宣言。

    当时国内党员为数不少。

    邹鲁云:“但组织缺乏,不特党员之行为言论纯任自由,甚至一经入党,住居何处,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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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何业,亦莫之悉。故名有数十万党员,实则贤者人自为战,莫收统一之效。不肖者或挂名投机,或自由进退。组织不全,因而训练不能周到,故有党员不明党义,遑言政策“

    (同上,315页)。

    此时,国民党的思想落后于形势,亦不容讳言。孙中山于民九年(1920年)一月致海内外国民党党员书,颇重视五四运动后革命思想之潮流,其言曰:“此种新文化运动在我国今日诚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倘能继长增高,其将来收效之伟大且久远者可无疑也”。

    但在新文化运动中,国民党至少是未起带头作用。

    民八年(1919年)

    孙中山先后令戴季陶、沈玄庐等办《星期评论》,又令戴及胡汉民等办《建设》杂志。

    此二刊物虽起相当影响,但其立论往往左支右绌,殊少建树,均于发刊一年后自行停止。

    由于国民党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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