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绳文集(１９７９-１９４)-第6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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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怎样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还有许多复杂问题需要探索。可以说，我们对社会主义曾经只有某些很简单的概念，而缺乏科学的认识。
靠着简单的概念，再加上照搬过去革命时期群众运动一类的经验，就不能不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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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社会主义建设工作的严重失误，直至发生“文化大革命”
这样的大动乱。
比如公有化问题。
社会主义当然要实行公有制，但只从公有化这样一个简单的概念出发，而不对公有化的形式、范围等作认真的科学研究，以为公有制越多越好，越大越好，而最大的公有就是国有，以为国有就是国家直接经营，一切由国家统管起来最好。这种看法和想法已经被实际生活证明是不对的。农村搞合作化不能算错误，但合作化以后很快就搞人民公社，对这样一个重大问题的决策，在１９５８年的北戴河会议上实在是很草率地、想当然地作出的。在作出这个决策时，对当时的合作化状况并没有作科学的调查研究。
对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当然也是必要的，但是当时把所有的小商、小贩、小私有者经营的小店铺统统国有化，好像这样社会主义才彻底，才纯洁，实际上是造成了吃大锅饭的局面，并没有能表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以“全民炼钢”
开始了所谓“大跃进”运动。以为不惜工本，“土法上马”
，就可以使钢产量一年间翻一番，以为只要钢产量翻一番，就可以把整个国民经济搞上去，这既不顾技术科学，也谈不上有什么经济科学的依据，只是简单地沿用革命时代的群众运动的做法。又比如，资本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的关系，并不是个简单的“兴无灭资”
的问题。
社会主义社会的产生，对资本主义社会来说既是一个否定的过程，又是一个继承的过程。要把社会化大生产及其经验继承下来。像大银行、大生产的管理经验，资本主义社会已准备下了，社会主义要继承它。甚至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社会主义也必须批判地继承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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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主义社会中的许多东西。既否定了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又继承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许多东西，这个复杂的过程不是“兴无灭资”的简单口号所能概括的。中国社会没有经过发达的资本主义阶段。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如何补充学习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的许多为建设社会主义所必需的东西，这更是难题。一个简单的“兴无灭资”的公式，就把这个难题掩盖掉了。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对一部分原工商业者的使用处理不很适当，是和这个简单公式有关的。
以为在原有的农业社会（这个社会中工商业很不发达）的底子上，加上公有化，加上集中统一的管理，就能建设好社会主义，更是同这种简单公式有关。
所以，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运用于中国的实际中，这是个必须认真对待的科学问题。
在５０年代到６０年代前期，我们党也曾提倡调查研究，但那时的调查研究往往必须适合于其实并无科学依据的既定的方针政策。虽然党内外也有人提出不同意见，或者提供了不同于既定的方针政策的调查材料，但他们被置之不理，甚至反而遭殃。党固然也曾因某些做法事实上行不通而加以改正，但是并没有对为什么发生错误进行深入的探讨。
只是就事论事地改正错误，而不是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提高到理论上来认识，因此错误也就还会重犯。总之，走了弯路，造成失误，固然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落后有关，但更重要的是没有重视社会科学研究。许多重大决策是凭主观愿望和一些抽象、笼统的概念作出来的，已经过时的老经验和外国的模式也在起作用。
实际上，这些决策没有科学依据，也不要求科学的依据。不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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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是不能提供真正科学的依据的。
胡耀邦同志在今年１０月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会议期间举行的座谈会上谈到，“从我党成立起６５年了，我们的社会科学只有一次大繁荣，这就是延安时期。这里我把建党的那段时期除外了。真正成熟是延安时期，确实是我们党的一次理论的大繁荣”。
那次理论的大繁荣，是以毛泽东的几部主要著作为代表。但也不能不看到，从３０年代开始，社会科学界的党内党外许多同志做了许多工作。主要是研究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研究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批驳许多错误的观点（如说中国已经变成了资本主义社会，或说中国仍完全是封建社会）
，从而在中国社会性质、中国革命性质等基本问题上得出了比较正确的结论。毛泽东在３０年代到４０年代的许多著作中，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经验和党的斗争经验，阐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对于关系到中国革命成败的党的建设问题、武装斗争问题、统一战线问题，他都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作出了理论的说明。这就使党在革命中所实行的政策、策略和各种具体措施都有了明确的方向。中国的民主革命带有极大的复杂性。例如，在抗日战争时期，既要坚持以国共合作为核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又要不断地揭露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倾向，并与之作适当的斗争。又例如，中国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主要力量，但也要团结民族资产阶级，保护民族资本，等等。由于有正确理论的指导，我们党才能够处理好这些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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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的问题，使全党有统一的认识。我们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并且顺利地走上社会主义轨道，应当说是做了充分的理论准备的结果。
所以说，没有正确的革命理论的指导，我们就不可能取得革命的胜利。
胡耀邦同志还指出，现在我们面临着建设现代化的伟大社会主义国家这样一个历史任务，没有理论上的大繁荣是不行的。他说：“革命理论和革命行动是互为因果的。所以繁荣社会科学，既是理论界、思想界的意愿，也是全国人民的意愿，也是现在党中央坚定不移的方针。”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社会主义的理论方面，应当说是有了新的发展。我们得到了一个很重要的经验，就是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是很难的事情。
在１９５７年前后，我们曾盲目地认为，中国搞社会主义很容易。
这好像有事实根据。
在１９５２年、１９５３年间，党开始提出逐步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原来认为这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大约需要１５年，但结果只用了四年就基本上完成了。
于是就产生了一张白纸上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的想法。社会主义不是凭空建设的。历史上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有人说，可以到一个荒岛上去建立一个最理想的社会。
这是做不到的。
人们只能也必须在既有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建设新社会。
１９５３年到１９５６年顺利地实现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是同中国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有关的。这些条件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力量薄弱；经过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国共产党在农民群众中有崇高的威望，等等。由于这种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确实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但是，这时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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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是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框架。如何充实和改进这个框架，如何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如何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些绝不是很容易的，而是很艰难的。以为一切事情都很容易，就会引出不切实际的“大跃进”和违反客观规律的盲目行动。在民主革命过程中，“左”倾教条主义者也曾把革命看成很容易的事情，好像只要依据书本上的几个条条，一往直前地冲锋，就能达到胜利。毛泽东和其他一些同志看出“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指出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艰巨性，于是去认真地了解中国国情，探索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走一条曲折前进的道路，这才使胜利有了保证。社会主义建设也有类似的情况。
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上一个翻天覆地的大变化。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取代封建主义制度，用了二三百年时间。要建成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社会，在生产力发展水平上赶上和超过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当然要花很长时间。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有特殊的困难。这是因为中国本身没有经过独立的资本主义时期，原有的底子很薄，“一穷二白”
，文化水平、生产力水平低，商品经济很不发达。我们可以利用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使我们前进得快一些，但不能主观地想象可以一步登天。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中，要采取各种过渡的形式，要经过各种必要的步骤，这些不是可以从书本里找到现成模式的。在中国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正如同如何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一样，需要我们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进行研究，创造性地提出新的思想、新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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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指导行动，而理论来自实践。我们既不是盲目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也不可能是对任何一个具体事情都在理论上弄得一清二楚以后才去做。我们党从总结实践经验中，得出了一些新的观点。例如针对我国商品经济还很不发达的状况，提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应该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
，这是符合于中国实际情况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无疑对于实践起着重大的指导作用。在发展商品经济的实践中，又会出现许多新的情况、新的问题。从事实际工作的同志往往提出对新的情况和新的问题作出理论说明的要求。为了弄清楚这样做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出现某种情况是合理的，还是难以避免，但可以因势利导、加以改变的，如何解决实践中已经提出的问题，这都需要进行科学的研究。
一般说来，改革中我们采取任何一个措施，只有利，没有一点弊，是不可能的。我们当然应当选择利大弊小，而且局部的暂时的弊是承受得了的方案。利弊得失往往在事后才会充分表现出来，但事先就需要有大体的估量。说“摸着石头过河”
，是说要谨慎。
因为做的是新的事情，所以必须谨慎从事，反复考虑利弊、权衡得失，对有关情况做周密的调查，进行科学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决定怎样去做。
有这样的说法，在涉及广大人民利益的事情上，不可以做试验。这话是有道理的。在科学实验室里进行试验，失败一次、两次以至多次，都是可以的，这和社会改革的情况不同。但是，我们是在做前人未做过的新事业，很难保证一点失误都没有。因此就要特别重视社会科学的研究，充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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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的情况和已有的经验，充分研究别的国家可供借鉴的经验。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中，有些事情可以试点，对试点的经验也要做认真的科学的分析研究。这样就会使我们的决策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有些决策和自然科学的研究也有关）
，使我们在行动中多一点预见性，尽可能减少和缩小失误的可能性。像过去人民公社化、“大跃进”那样没有科学依据的“试验”
，是绝不可取的。
哲学社会科学的有些研究，并不直接为解决当前问题提供具体对策，然而是必要的。我们要重视为解决具体问题寻求对策的研究。譬如说，住房怎样商品化？我们现在对房租是采取国家补贴的政策，这样的办法不行。怎样改呢？这就牵涉到很多方面的问题。有许多经济学家和实际工作部门的同志正在设计各种方案，研究这些方案在具体实行中会遇到什么困难，发生什么后果。我们重视对策的研究，但并不因此轻视基础理论的研究。
实际上，如果没有基础理论的研究，也不可能为解决具体问题提出科学的对策。譬如我们现在提出资金市场问题，为了解答在社会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