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常往事-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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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家的某处，但父亲记不得塞在哪里了。如果能够找出来，准备照一张照片附在本书中，若找不到那就只能算作一个说法了。宴会的主要程序当然是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总统分别讲话。讲完话以后，开始用餐，各桌来宾也开始交谈。中美双方人员是交叉而坐的，每人位子前面有一个小牌子，写着名字。
祖父说，他那一桌的美国人中有的中文不错。“看来他们的准备工作很充分。”祖父说。“一个人和我说：‘刘老，久仰大名。’他还了解我的一些经历。”在祖父的感觉中，美方似乎事先对中方可能出席的人员以及有关的背景情况做过一些研究。尼克松访华之后，周恩来总理专门召集党外人士就中美关系正常化过程做了长篇解说。记得祖父讲到总理作报告的情形时感叹：总理身体真好，一讲就是三四个小时。他当时还不知道，周总理的身体因为“文化大革命”中的过度劳累，已经潜伏险情了。
第二十九章“我自己可以！”1972年11月底，我回到北京时得知，祖父前些时候在卫生间滑倒，导致跨部骨折，随即送医院治疗。因为怕我担心，所以家里没有写信告诉我。我见到祖父的时候，他的骨头已经接好，腿上的石膏已经拆除了，但是，行动还不便，特别是起身时，需要人抱起来。而且，由于年龄大，躺的时间比较长，受伤那条腿的脚腕发生僵直，因此伤愈后重新站立时，腿脚之间不能恢复到90度状态，行走需要人搀扶。在我和哥哥每次把祖父从床上抱起来的时候，他总是要说：“我自己来。”但那是不可能做到的，我们也不能让他硬去做这样的尝试。终于有一天，祖父发火了。这是我平生见到的他惟一一次发火。“我自己可以！”祖父大声喊道。声音大得出奇。“你现在自己咋个可以嘛！”我说。“在床头栓一根绳子，我自己拉着就可以起来！”他声音还很大，激动之中，居然还提出一个方案。“你这个床头，连栓绳子的地方也没有。房梁上，你看，哪里能栓？咋个栓绳子嘛？你这个想法根本不现实。”我说。祖父不说话了。一会儿，他说了句：“唉，我是不想耽搁你们。”内在地看，祖父是个极好强的人。或者是出于天性，或者是受“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文化的影响，或者是当统领时间长了，祖父有这样的心理倾向：希望荫庇他人，而不愿意轻易接受他人照顾。现在，受伤了，每天需要后辈的照顾，他觉得他在“耽搁”我们，其内心的难受是可想而知的。他不是那种因得到儿孙的照顾而感到满足的一般的老年人。他这种心理倾向不仅是对家人。我听父亲说，胡子昂先生向他说过不止一次：“你父亲‘有肩膀’！”他所说的“有肩膀”是指有担当的意思。胡子昂先生在1920年代曾在四川从事教育工作，也曾任是川康边防总指挥部边务处长，后来成为四川著名的实业家，是中国民主建国会的创始人之一。不知胡老先生和祖父之间发生过什么交往，或胡老先生知道祖父的一些什么事情，使他印象如此深刻。但好强归好强，人老了，伤了，总免不了要依靠他人帮助。祖父也只能承认现实。伤病后的祖父的好强，不再表现为不要人照顾，而转移到顽强的身体锻炼上面。那时，祖父不仅有腿伤，而且心脏、肺部都不好，但他只要可能，每天都坚持锻炼。我回京探亲时，经常搀扶着他在大院里走圈。不久，友人给祖父找来一副四腿的行步架，祖父就可以扶着架子自行行走了。据哥哥讲，在伤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恢复后，祖父给自己定的锻炼任务是每天走1500双步（左右各走一步为一双步），有时一口气走不下来，就喘息一阵接着再走。哥哥是在祖父腿部受伤终于承认需要专人服侍后向周总理提出，后经周总理批示从内蒙古建设兵团调回北京照顾祖父的。我第一次听祖父感叹人之暮年是在此前的一次住院中。那次祖父似乎是因肺炎发烧住在北京医院治疗。在身体感觉好转之后，祖父问护士，还有什么人住在附近病房中。当听说梁思成先生也在这里住院的时候，祖父就要我陪同他一起去探望。走进梁先生的病房，只见他躺在那里，十分疲惫的样子。见祖父进来，梁先生就想说话，但病躯残喘，说几个字，就要停下来喘几口气。而越是这样，梁先生眼睛中就越深含着要交流的愿望。祖父见他说话如此困难，嘱他好生修养，不要着急，就告辞离开回病房了。回到病房，祖父说：“人都有暮年啊！当年好有才华的一个人！”对梁先生维护老北京城市风貌、继承中国古典建筑美学传统的主张我虽知之不多，但也早有耳闻。上中学的时候，当我在上学途中骑车路过景山后街，看到马路东西两侧那两排建于1950年代后期的大屋顶建筑时，常常会想到“梁思成”这个名字。究竟那两排建筑是不是梁先生设计，我却不知道。在北京的古都风貌已经被大规模的建设挤压得几乎荡然无存后，人们今天越来越多地想起梁思成先生。几年前，东便门和崇文门之间的一段城墙逐渐被重建起来，城墙边成了人们休憩的场所。我有几次路过那里，每次，我都情不自禁地向北京医院方向眺望，脑海中浮现出陪祖父看望梁先生的情形，似乎能感觉到梁先生那无力的喘息，能看到梁先生那充满交流愿望的眼神怎样对待疾病，怎样对待年老，其实也是一种生活态度。在这个方面，我印象较深的一个情景是陪祖父看望蒲辅周先生。蒲老是著名的中医，祖父有一次住院治病的时候，蒲老也在那里住院。我陪祖父走进他的病房，老人看上去精神还不错。他对祖父说：“我在这里一边住院一边在想，人皆想长寿，但重要的是康寿。”祖父对蒲老的这一高论表示很有兴趣。蒲老接着把话题转到中国的传统文化上。记得他说，儒家讲“仁”，讲“仁者寿”，但这个“寿”是不是“康寿”呢？还可以追究一下。庄子对长寿有些独到的看法，强调健康。蒲老短短一席话，令我印象至深。从“康寿”的观点看，现在流行的受西方社会影响而形成的处理生死的办法，是不是很恰当呢？高明的中医看病岂仅仅是“望、闻、问、切”而已，其中蕴含着人生价值、人生态度的哲理。
医生和病人，本是在同一条人生道路上的两个相互切磋的主体。祖父不仅通过努力锻炼身体来应对伤病，而且也尽力通过脑力的锻炼来对抗疾病造成的精力衰退。坚持阅读既是他多年养成的习惯，也是抗病的手段。记得有一年冬天祖父住院期间，我正在读马克思的《资本论》，陪住时，我把书带上，祖父休息时，我就阅读。一天，祖父靠在床上，看我在椅子上摆了那砖头似的大部头书，让我把书给他看看。我说：“这本书读起来很费脑筋的，你还要看啊？”“我就是要练练脑筋。”祖父回答。我知道，他是一贯主张通过读书来锻炼脑力的，于是把书递给他。祖父读了一会儿，大概是测试脑力完毕，就把书还我了。也许这一情景，恰好被从病房外走过的吴院长从窗户中看到了，后来，吴院长来查房的时候，对祖父说：“我看您生病还在坚持学习马列著作，要注意休息啊！”说得祖父和我都不觉一怔，随即都笑起来。
第三十章关于现代战争的三言两语
我离家到山西插队、工作以后，每次回京探亲，祖父总是会问到我读书的情况。特别是在他住院我去陪住的时候，或者我陪他散步的时候，这类话题就更多一些。那时，我向祖父谈到我读的书中，有几本是和国际战略、现代战争有关的。一本是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总参谋长朱可夫元帅写的《回忆与思考》。我大约是在1972－1973年间读了《赫鲁晓夫回忆录》以后立即就读了这本书。书中记述作者1939年指挥哈勒欣河战役的一段特别引起我的注意。那场战役是苏军和占领我国东北的日军在海拉尔一带的中蒙边境地区打的。我读此书时中苏关系十分紧张，苏军陈兵中苏、中蒙边境，国内把备战工作提到十分突出的位置。书中讲到中蒙边境地区的战事，很自然地就把我的眼球吸引了。我在向祖父谈起这本书的时候，也很自然就讲到了这场战役。我对祖父说，我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情况了解得很少，过去以为苏军只是到战争后期才对日军有大的军事动作，还不知道在1939年就已经有过这场动用飞机、坦克协同作战的立体战争。而这次战役，使苏军指战员获得了进行这种新型战争的经验，这一经验在此后的反击德军的战争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祖父应该是知道那场战役的。不过他没有接着我的话去谈那场战役，也没有接着我的话去谈二战的史实，而是顺便谈到了现代技术。他说：“那时候飞机是最先进的，现在有了卫星，卫星的作用会越来越大。”这大概是他天天读《参考资料》（当时发给他的一种内部刊物，每天两本）得到的印象。他讲完这话以后，我不由联想起1957年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以后，在成都观看卫星飞过夜空的情形。那天吃过晚饭以后，祖父、祖母没有带我们去转田坝，而是在门外街边一边散步，一边等待卫星在预定时间飞临上空。人们纷纷从家里来到街上，人越聚越多，大家仰头在天空寻找。终于，看到一个忽明忽暗的移动光点。光点在空中行走不多时，便不见了。人们继续寻找，希望再次找到直到最后确认那个光点不可能再出现之后，才怏怏然散去。那次，我是觉得看得很不过瘾的，不知祖父做何感想。也许是“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道道”。从成都的坝子我随即又联想到《回忆与思考》中译本的“出版说明”，其中有提醒读者的一句话：“作者还在各种事件的描写中，传播了不少诸如唯武器论之类资产阶级军事观点。”不由暗自一笑。继而又联想到不知在哪里看到的毛泽东当年批评和讽刺王明等人的话，他说这些人不做调查研究就对军队提出不切实际的要求，不懂得子弹是会打死人的。正因为有这些飞快的联想，才使得我至今对祖父的那句话留下很深的印象。和祖父聊起过的另一本书是约翰？纽豪斯写的《苦寒的拂晓》。在刚拿到这本书的时候，我以为是一本小说，翻看了内容才知道是讲美苏战略武器谈判的。作者并不是谈判的当事人，没有机会直接接触谈判，但是他通过书面文献的搜集和分析，通过与接触过谈判的人的交谈，尽可能地勾画出谈判的“内幕”。“内幕”当然有些故事，比如，美苏谈判中那些涉及“第三国”中国的故事，在刚刚通过中美关系的调整而改变世界平衡格局的那个时候，读来就很吸引人。不过，这本书真正使我感兴趣的并不是那些内幕故事，而是背后的一些道理，这些道理甚至很有学术味道。比如，战略武器竞赛对美苏双方来说虽然是高度机密的，但双方也有通过部分信息交换来保持某种平衡的要求。我把这些感受向祖父谈了，他听后说，这个谈判和过去其他的谈判是有些不同。他接着说到基辛格的平衡思想和活动，“基辛格是个怪物。”他对这个人物下了这样一个并非贬义的评语。还和祖父聊起过的一本书是日本的小山内宏写的《中苏战争》。小山内宏是一个军事评论家，1971年作为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成员访问过中国。他的这本书经吉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翻译，由商务印书馆作为内部书于1974年出版。我购买并阅读这本书是在1975年回北京探亲期间。我是在搀扶祖父散步时，和他聊到这本书的。关于这本书，我当时向祖父介绍了两点。第一，作者对于“新战略”时代的看法。小山认为，随着美、中、苏关系的改变，世界从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进入“战略时代”。这个时代，不能用从前的冷战结构的观点，从以意识形态的对立和社会制度的不同为基础的对抗的角度去考察，也不能仅从美苏以强大的“核遏制力量”为基础的军事对峙的两极结构去理解。这个时代是一个以包含多种因素的新战略观点为基础形成国际形势和国家关系的时代。这个“战略时代”的战略，和此前的最终以战争获胜为目标的战略不同，是以保持国际关系基本稳定和捍卫本国安全所必要的和平为目的的。第二，如果中国和苏联之间爆发不使用核武器的常规战争，作者对苏军将会怎样进攻中国的设想。小山设想，苏军以压在中苏边境的一百万大军以闪电战的方式，从远东军区、外贝加尔军区、西伯利亚军区、中亚细亚军区沿三路进攻中国。
一路指向东北地区；一路经蒙古直指北京；一路进攻新疆。这三路中，以直指北京的中路最为凶险。在这个战场上，由于缺少天然屏障可供防御，苏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