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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部分

天谴行动:以色列针对"慕尼黑惨案"的复仇-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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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弗纳在旅行时没有做过对不起肖莎娜的事,并不是因为他没有看到漂亮女人,也不是因为这种事有违“穆萨德”的规定,而是因为他很多时候都太忙,手头上事情太多。而且,还有一点说不清道不明的抗拒。也许与父亲有关。我不要重蹈父亲的覆辙,我要过正常的家庭生活。然而,阿弗纳能抵抗住诱惑的主要原因,也许是他觉得自己没有什么让女人感动的地方。她们需要被感动,是不是?如果他们知道阿弗纳是靠什么来谋生的话,她们会被感动的。但是他不可能告诉她们这些。有些男孩也许会用其他话题来感动女人,但阿弗纳从来不会。如果他碰到一个美女,只会像个傻子一样地站在那里。这确实让人失望——手里捏着王牌,却不能打出去。
  为了替自己辩驳,阿弗纳对女人产生了某种酸葡萄心理,只要机组里其他小伙子迷上了某个令人倾倒的金发女郎,阿弗纳——虽然他的眼睛都要瞪出来了——却只耸耸肩。“哦,”他说。“在外面时,也可以将就将就。”
  肖莎娜不同。她也美——那种恬静的美,也许不能让人倾倒。她是个土生土长的以色列人,不需要被感动。阿弗纳什么都不用说,她理解他。虽然她从没向他提过问题,但毫无疑问她心里大致清楚他频繁旅行是为什么。只要有人问她,她总是很满足地回答:“噢,阿弗纳在为政府干活。”在以色列,这样就够好的了。
  结婚是一件十分幸福的事情。照片上,阿弗纳嘴巴咧得大大的,笑得很开心。他的脸庞呈深棕色,身穿耀眼的白色上衣。肖莎娜身着白色长裙,看起来严肃端庄、神秘莫测。当时前来参加婚礼的有邻居、朋友,甚至还有三四个阿弗纳从前的战友。长长的桌子上摆放着制作精巧的蛋糕和以色列蜜黄色甜酒。母亲当然来了,父亲也来了。周围有人时,父亲总是那样神采奕奕。他是和他后来的妻子威尔玛一起来的。每个人都很兴奋。母亲、父亲和威尔玛甚至一起照过一些照片——肖莎娜的父母亲也在上面——不过,母亲和威尔玛总是望着不同的方向。
  第二部 改变犹太人的历史
  


第三章 戈尔达·梅尔
  慕尼黑惨案发生时阿弗纳正在巴黎——跟当时的大多数以色列人一样,他也守候在电视机前。他飞回以色列时,正值受害人下葬。虽然这是一次隆重的国葬,但总理戈尔达·梅尔却没有来。她的姐姐刚刚去逝。她为什么没来,官方公布的原因是由于悲痛过度。而有些以色列人却怀疑,她是怕人家在葬礼上向她吐唾沫或者扔石头。把这场悲剧归咎于她几乎没有什么道理,但国人的悲痛和愤怒史无前例。
  阿弗纳几乎还没有在以色列待到二十四小时就被派到了纽约,执行一次不太重要的送信任务。通常,他对这样的旅行是心怀期待的,但是这一次他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他在纽约感到很不安,周围全是漠不关心的美国人。星期五那天,也就是恐怖分子袭击奥林匹克运动员两周后,阿弗纳终于可以回家了,他感到很高兴。
  跟往常一样,他带回来很多廉价的纪念品——给肖莎娜买的T恤衫、给母亲和肖莎娜的家人买的钥匙扣和盐瓶。就连那只牧羊犬查理,他也给它从纽约带回了一盒供它咀嚼的牛奶制成的骨头。肖莎娜和阿弗纳非常喜欢查理。查理是他们结婚时阿弗纳以前的一个战友送给他们的礼物。这个战友记得他曾经谈起过自己小时候最喜欢的一个宠物波比。波比也是一只德国牧羊犬。
  飞机着陆时天色已晚。阿弗纳一直想着带肖莎娜出去吃晚饭。但在以色列,星期五太阳落山之后你是买不到什么热东西吃的。所以当他看见部门的头在机场迎接他时,他不太高兴。
  “这趟还行吧?”部门的头问道。
  “还行。”阿弗纳说。上司来机场接他并不常见,除非他们正好在那里有其他事要办。“有什么重要事情吗?我想在天黑之前赶回家。”
  “当然可以。”这位上司说。“我来只是告诉你,明天别作其他安排。九点钟有人会去你家接你。”
  “有什么事吗?”
  “我不太清楚。”对方回答道。“九点钟准备好就是了。”
  阿弗纳不高兴了。“噢,”他说。“我累得都快散架了。我飞了十二小时,想好好睡一觉。”
  “那就去睡一觉。”他的上司说。“谁让你不睡觉了?”就说了这么几句。
  第二天早晨,阿弗纳差不多把这场对话忘了,已经把游泳裤放在一个包里了——在特拉维夫,星期六大家都会去海滩——他突然想起来了。“算了吧。”他对肖莎娜说。“我不能去了。他妈的,现在快九点了。再过两分钟有人要来接我。”
  跟往常一样,肖莎娜什么也没问,她甚至没有表现出失望的神情。她只是端着杯子站在一旁。阿弗纳既想喝咖啡,又想系鞋带。
  九点过一分,楼下的门铃响了。阿弗纳一边扣衬衣扣子,一边咔哒咔哒地走了两段楼梯,从二楼上下来。在门口,他停了一下,认出了门廊里的那个人。他们有过点头之交。那个人跟他一样,是个负责安全的特工。只是,他的任务长期不变,他是“穆萨德”的头头、老板兹弗·扎米尔将军的司机。
  阿弗纳首先想到的是,一定是搞错了。
  “你按我的门铃了?”他边问边摸索着衬衣的最后一颗扣子。那个司机点点头,替阿弗纳一直把门开着。然后他跟着他走到大街上,打开停在围栏边的汽车的门。坐在后座上的是扎米尔。
  阿弗纳迟疑不决。
  “进来吧,进来吧。”将军一边说,一边向他不耐烦地挥手。
  阿弗纳钻进车里,在“穆萨德”组织的头头旁边坐下来,思绪一片混乱。他以前见过扎米尔两次。一次是训练的时候别人把他和另外一些年轻特工介绍给他。另一次是在飞往罗马的飞机上。当时扎米尔是乘客,阿弗纳是空中警官。这次他们甚至还说了几句话。
  现在扎米尔就坐在汽车里,他的旁边!就像上次一样。
  以色列是个平等、不拘礼节的小国。尽管阿弗纳感到吃惊,但他还不至于像一个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低级特工发现自己坐在约翰·埃德加·胡佛局长旁边那样惊讶。在以色列,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距离和职业距离比其他多数国家都小。他们都是犹太人,一起划着同一条船,做着自己必须做的事情。
  汽车沿着哈玛斯革街行驶着。驶过德瑞克基布兹后,掉头向东,向高速公路驶去。“我们去耶路撒冷。”扎米尔说。
  阿弗纳点点头。此时问什么问题都没用了。他很快就会搞清楚是怎么回事了。这时一个念头掠过他的脑际,他也许犯了什么错误,而且这个错误一定很严重,因为扎米尔都亲自出面了。阿弗纳想不出自己什么时候犯过这么严重的错误,所以并不紧张。
  那个星期六早晨,通往耶路撒冷的高速公路空旷无人。9月末的阳光仍然灼热难当。他们从特拉维夫出发,半个小时后,汽车驶入耶路撒冷周围的丘陵时,天气明显变冷了。阿弗纳喜欢耶路撒冷丘陵中那条蜿蜒曲折的公路,稀疏的树林,被风雨侵蚀的岩石。柔和、干燥的空气使他想起欧洲那些活泼、轻快的夏日。高速公路上点缀着“三明治”残骸——它们是由国产盔甲保护起来的卡车。在独立战争期间,这些卡车保证着耶路撒冷与全国其他地方之间的供给线的畅通。当年卡车穿过阿拉伯人广阔的疆城时常常受到游击队员的袭击。今天以色列的很多地方都有这样的遗物。大多数以色列人对此都习以为常,不会多看一眼,然而对阿弗纳的影响却很大。
  扎米尔似乎很友好,但心不在焉。在车上,他除了问了问他父亲的情况之外没有说很多话。阿弗纳对此已经习惯了。父亲被捕审判后成了名人,几乎跟埃利·科亨一样出名。有人曾撰文论述他对以色列的功绩,甚至还出过一本书。当然,写这些东西的人对他的私生活知之甚少,也没有提到他的个人感情问题。他众所周知的那个名字并不是他在雷霍沃特生活时用的那个名字。不管怎么说,阿弗纳在部队时也把名字改了。
  “他还好。”他回答道。“身体还过得去。”
  那位将军点点头。
  “告诉他我问起过他,”他对阿弗纳说。“告诉他这几天我要顺道去看看他。”
  “他会很高兴的。”阿弗纳礼貌地说。他不知道父亲会不会高兴。他怀疑兹弗·扎米尔也许就是父亲一谈起来就非常不高兴的神秘的“他们”中的一员。
  随后他们一言不发地走完了剩下的路程。特拉维夫和耶路撒冷之间,也就是以色列最窄部分的距离,紧赶慢赶也要大约一个小时。而那个星期六他们不到一小时就走完了。阿弗纳记得,他们把车停在城市近郊的一栋楼前时,还不到十点。
  阿弗纳认为他知道他们到了哪里——不过,他几乎无法相信。首先无法相信的是扎米尔将军,其次无法相信的就是这一点。他疑惑地瞥了一眼老板,但他已经下车,示意他跟着他。大门外面站着一个警察,他们走近时,他把门开得大大的。
  他跟在将军后面,有些茫然。那套公寓虽然不算豪华,但古朴,看上去非常不错,阿弗纳看到墙上的照片时已经非常肯定地知道他们在哪里了,但他不愿意承认。那是她的照片,有剪彩的照片,向印度总理尼赫鲁鞠躬的照片,还有站在本·古里安旁边的照片。
  戈尔达·梅尔走进客厅。她打开门时,阿弗纳看见她是从厨房来的。她的背有些驼了,身上穿一件便服,走路时发出啪哒啪哒的声响。她向阿弗纳伸出手。
  “你好吗?”以色列总理说。“你父亲还好吗?”
  阿弗纳不知道自己咕哝了一句什么。
  “很好,很好。”戈尔达·梅尔说。“听见你这样说我很高兴。你认识这个人吗?”
  阿弗纳这时才注意到房间里除了贴身保镖和扎米尔将军之外,还有一个人。这个人穿着制服,肩上戴着以色列徽章——一条细细的麦梗穿过一个工程师的量杆。阿弗纳从在部队里时就知道这个人,他是阿里埃勒·沙龙大将军。他是他崇拜的英雄。他们握了握手。
  “你是喝茶?”戈尔达·梅尔问道。“还是喝咖啡?还是来点水果?”
  沙龙将军和老板各自在一把椅子上坐下来。阿弗纳犹豫了一下,也在一把椅子上坐下来。他一点也不知道自己来戈尔达·梅尔的客厅里干什么,即使他的第六感觉也无法告诉他。他惊诧不已地看着她走进厨房,又看见她出来,手里拿着一个托盘,然后在桌上摆放茶碟和茶杯。贴身保镖这时消失不见了。扎米尔将军和沙龙将军没有帮她,在轻声交谈。阿弗纳站起来,随后又坐下,因为梅尔夫人朝他摆了摆手。他入迷地看着她无拘无束的灰发,她短粗有力的手指以及手腕上那只男式旧表——虽然他以前见过她一次,她乘机去巴黎时他做过她的安全特工,但他从没真正地端详过她。她让他想起自己的奶奶——阿弗纳想,戈尔达·梅尔让每个人都会想起自己的奶奶。她开始削苹果,并从扎米尔将军开始,把苹果一片一片地递给他们,好像他们是孩子一样。
  接着,总理开始说话了。
  起初,阿弗纳弄不清她在跟谁说话。有那么一瞬间他以为她在跟他说话,但她又没有看着他。不过,他发现她也没有看着阿里埃勒·沙龙将军和扎米尔将军。她的目光仿佛越过他们的头顶,固定在墙上的某一点上,好像她在跟房间外面某个看不见的听众说话。也许她在跟整个耶路撒冷的人说话,在跟整个国家的人说话,虽然她从没提高过嗓门。也许她只是在自言自语。
  阿弗纳听着戈尔达·梅尔的话语,心里渐生疑窦。并不是因为她正在讲的内容,她讲得简洁、动情、有力,每一个字阿弗纳都赞同。她讲起了历史,讲起了犹太人仅仅因为想要一个家怎样在世界各地受到袭击和杀戮。她讲起了无辜的乘客和机组人员怎样在雅典、苏黎世和洛德被杀。就像在三十年前一样,犹太人被德国人绑起来蒙上眼睛杀掉。而其他人却忙着打排球,用黄铜乐器奏着乐曲,举着奥运火炬,而犹太人却扛着棺材回家。犹太人总是孤立无援,过去以来一直是这样。而其他人最多发出一些伪善的噪音。没有人保护他们,只有靠犹太人自己保护自己。
  以色列国的存在就是为了保护犹太人,戈尔达·梅尔说,从敌人中把他们拯救出来,给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提供一个避难之所,让他们能够平静地生活。即使打仗,以色列也总是有区分的。她不会把自己降低到敌人那个层次。即使在保卫自己的孩子时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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