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谴行动:以色列针对"慕尼黑惨案"的复仇-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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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弗纳感到他身旁的罗伯特紧张了。他也一定看见了卡尔发出的信号——但是只有阿弗纳下令之后他才能动作。“开始！”阿弗纳猛喝一声。眼睛本能地向一百七十五号外面望去。
他没有听见身旁索环开关的咔嗒声，也没有听见任何爆炸声。但他看见了空中沿着前面的墙边突然出现了一道微光，整个大楼仿佛颤抖了一下。他看见由于强大的冲击力，一扇窗户的玻璃呈十字形裂开了。
几个过路人驻足观望。
有人打开二楼阳台上的落地窗，朝楼下的街上看了看，然后伸长脖子想朝上面的窗户看。
卡尔果断地向货车走来。
他们成功了。
他们又成功了。
晚上，他们搞不清情况如何。他们坐在安全屋里看电视，查阅最新的报纸。汉姆沙里还活着。毫无疑问，伤得很重。但从报道来看，无法知道他能不能活下去。他被送到了法布圣雅克街的科山医院——虽然另一家医院圣约瑟医院近一点，但当时救护车的车头也许正朝着相反的方向——他也许已经告诉了警察，在爆炸前有个意大利记者给他打过电话。
电话里卡尔告诉其他人，汉姆沙里的声音听起来有点奇怪，有些沙哑，好像刚刚醒米。卡尔搞不清是不是他的声音，他告诉他，他是那个意大利记者，给他打电话是想采访他，然后问他是不是汉姆沙里博士。听到电话那头回答——是，我就是——时，卡尔挠了挠头顶。
罗伯特似乎特别不安，甚至替自己辩护。他说他应该使炸药的威力更大一些。但是，他们都说不能伤及其他人，所以他得设法确保炸弹的影响只限于这间屋子。按照早些时候的新闻报道，当局仍然不知道爆炸的原因，认为“蓄意破坏”的可能性极小。阿弗纳不太担心。即使汉姆沙里能活下去，他在很长时间里也失去了活动能力，也许永远失去了活动能力。至于他会告诉警察关于“意大利记者”的事，这似乎也无所谓。他们也许最终会把记者和爆炸联系起来——他们最后也许会发现是一颗电话炸弹，尽管炸弹的威力很大——但是到那个时候，卡尔已经走了很久，突击队再也不会用这种办法了。
他们在巴黎的安全屋里又住了两个晚上，把货车、小汽车和一些手枪还给了路易斯。他们把欠的钱付了——总共二十万，在以前几周他们已付给路易斯十五万——然后，他们各自乘坐飞机，用跟入境时不同的护照，于12月10日飞回了法兰克福。这天是星期天，警察蜂拥至巴黎各机场，但没有人怀疑他们。从这一点他们就知道，汉姆沙里还活着。
阿弗纳没有飞往法兰克福，而是去了纽约。
他这一趟的公开理由是因为一个传闻——这次不是路易斯告诉他的，而是汉斯以前在巴黎的一个线人——阿里·哈桑·萨拉米或一些高层恐怖分子要到那里去，协调有关在肯尼迪机场跟黑豹党人一起袭击一架以色列航空公司飞机的事宜。虽然是个传闻，但也值得核实一下，尽管他并不真的相信。萨拉米是一个具有相当贵族气质的恐怖分子，个性鲜明，与黑豹党人不可能有很多共同利益。
阿弗纳去纽约也有私人原因，他想给肖莎娜找一套公寓。
他在心里列举了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他想她了。实际上比他想象的更想她。在执行任务期间，有的任务可能要持续好几年，他也许无法回以色列看她，他也根本不应该回去。某些特别紧急的情况下除外——这之后，还让不让他出来继续执行任务还值得怀疑。其他人——除没有结婚的斯蒂夫之外——都把家人弄出了以色列，而且已经去看过他们一两次了。
第二，他有一种模糊的感觉，一种来自第六感觉的警告，即使在任务完成以后，他也不能回到以色列生活了。他不能回去——也许有一个理由——也许是这次行动上的，也许不是。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不去纽约？毕竟，阿弗纳一直想在美国生活（想做个美国人，用他母亲的话来说），他去过纽约几次，他的想法仍然没有改变。至于肖莎娜，如果她到了纽约——作为执行任务期间的一种临时安排，他们偶尔可以见见面——也许会喜欢上纽约的，也许她不会坚持回以色列生活的。
还有第三个原因，阿弗纳需要肖莎娜。他才二十五岁。自9月以来他没跟女人上过床，他当然会盯着女人看，但他从不做任何事情。也许他想忠于妻子，也许仅仅因为压力太大了。据阿弗纳所知，除斯蒂夫之外，其他人也完全没有性爱。当然，他们有时可以见到妻子，或者他们并不需要——他们从来没谈过这个话题。但是阿弗纳需要，非常需要。他在纽约西南部的布鲁克林租了一套只有一间卧室的公寓。这栋楼里允许养宠物，所以肖莎娜也可以把查理带来。4月份的首期款已经付了，到那时他们的孩子应该有3个月大了。
12月20日——阿弗纳永远都不会忘记这个日子——当时他已回到法兰克福，他给肖莎娜打了一个电话。简直难以置信。她在电话里给他说了一件事情，他从来没有想到这件事情会从她嘴里说出来，没有想到会从一个土生土长的以色列人口中说出来，也没想到会从一个丈夫正在执行任务的以色列妻子的口中说出来。“预产期是25号，”肖莎娜说。“我希望你在身边。”
一时间，阿弗纳都不知道如何回答，后来他说：“我会过来的。”
“不，你不能。”肖莎娜说。很显然，跟阿弗纳的回答比起来，她刚才提出的要求更让她感到震惊。“别愚蠢了。我不是当真的。我这里都安排好了，25号就去医院，一切都安排好了……我是开玩笑的，你不必担心。”
“我会来的。”阿弗纳重复道。接着他补充道：“别对任何人说。”
两天后，阿弗纳携带一本德国护照，跟同伴们一句话都没说，在完全违反行动指令的情况下，潜回了特拉维夫。他知道他的做法是不能原谅的。如果他被自己人看到了，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他想结局就是彻底变成一个令人厌恶的人。如果被对方的人看见了，他就会使这项任务、自己的性命以及同伴们的性命面临危险。他在非法过境时从来没有这样害怕过。因为它事关重大，同时还因为阿弗纳跟大多数同胞一样，以色列的安全观念有点太强烈了。这个想法并不是毫无根据——以色列的反情报水平世界一流——但跟许多人一样，阿弗纳相信其反情报水平比这还要好。事实上并非如此。由于阿弗纳相信以色列的反情报部门绝对不会出错，所以他只好冒险拼命一搏了。他成功了。
阿弗纳在特拉维夫待了四天，除了他母亲和肖莎娜之外，谁也没见。他甚至不敢去见他父亲——或者跟肖莎娜一起去医院。但是，在婴儿出生之后的一天深夜，他假装孩子的叔叔，让值夜班的护士让他看了一眼。护士告诉他，是个女孩，她是阿弗纳见过的最丑陋的东西。
肖莎娜让阿弗纳吃了一惊。他以为有一场争执的，但她似乎也想去美国。“我不在意大部分时间都是一个人待着。”她说。“我不在意一年是否只能见你两次，我不希望女儿是由爷爷、奶奶帮我们带大的。”
他们决定4月去纽约见面。
第八章 阿巴德·阿尔—契尔
恐怖活动的组织者胡赛因·阿巴德·阿尔—契尔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大马士革度过。大马士革不在他们的行动范围之内。这就是阿弗纳和卡尔称他为硬目标的主要原因。另外，大家都知道，阿尔—契尔没有随身携带武器，也没有卫兵。他的本行是教师，专业是东方语言。在“武装斗争”中，他是某组织与塞浦路斯克格勃之间的联络人，在伊弗里姆的名单上位居第十。
阿弗纳注意到阿尔—契尔，是源于他和路易斯在巴黎的一次谈话。“集团”在尼科西亚的人听说有人正在策划一个空袭行动：恐怖分子打算登上希腊的一艘船。按照计划，这艘船将在尼科西亚附近塞浦路斯的凯里尼亚港停靠，然后继续开往以色列的海法港。在凯里尼亚港，一些自动武器，可能还有炸药会偷运到船上。一到海法，恐怖分子将占领这艘船，并实施报复，把船毁掉，就像袭击洛德机场一样。
“顺便说一句。”路易斯说。“这条消息免费。”
“我给你钱，”阿弗纳说。“你能告诉我更多的消息吗？”
“我可以再去搞一些。”路易斯说。“我还听说那些人使用的是阿富汗护照。塞浦路斯的协调人很显然就是阿尔—契尔。”
这件事发生在袭击汉姆沙里几天前。阿弗纳就这件事与其他人进行了讨论。如果路易斯的情报可靠，阿尔—契尔不久就一定会在尼科西亚露面。塞浦路斯可不在突击队的行动范围之外。
在去以色列之前，阿弗纳把路易斯的电话号码给了卡尔（直到这时阿弗纳是惟一一位跟路易斯保持密切联系的人，虽然其他人也跟路易斯的人见过面）。现在阿弗纳已经跟路易斯说好，卡尔以后每天给他打个电话。如果塞浦路斯的阿尔一契尔有进展，卡尔就在12月27日以后打阿弗纳在雅典的电话。
12月27日那天，他告别肖莎娜，从特拉维夫飞往希腊首都。
阿弗纳对雅典很熟，虽然他对这个西方文明摇篮的记忆一点也不愉快。作为“穆萨德”的一个受训员，正是在雅典他第一次遇上了父亲曾经抱怨的这项工作阴暗神秘的一面。也正是在雅典，他意识到了那些荷兰小男孩也是在官僚机构中工作的公务员。这个机构跟其他官僚机构一样，充满了家族式的网络、不和、阴谋和办公室政治。
这件事本身很简单。不值一提，真的。当时“穆萨德”驻雅典站的站长有一天晚上喝醉了。他在公共场合，一家餐馆喝醉了，当时在场的有比他小很多的妻子、阿弗纳和一位年轻的“穆萨德”特工。不用说，别人不知道站长是个以色列特工。他的身份是雅典商人。这样，他在餐馆里喝醉就不一定太违反安全规定了。但是，不巧的是，他是个丑陋的令人反感的醉鬼。在他酩酊大醉之时，甚至爬到桌子上拉开裤子的拉链。如果不是阿弗纳和那个年轻特工阻止的话，他会把尿撒到其他客人身上。他的妻子很显然已对丈夫这种粗俗的好斗行为习以为常，她站起来就走了，留下那个年轻特工应付这个嗜酒的老板。
如果到此为止也就没什么了，可阿弗纳对这件事感到十分震惊。他是个没有经验的受训员，还有某些幻想，而且刚到雅典。他想当然地认为，站长应该是个值得尊敬的人。而且，犹太人也许跟其他种族一样，有很多恶习，但喝醉酒，目无法纪的情况是很少的。阿弗纳想不起以前见过这样的事情——而这个人还是“穆萨德”的一个站长。这是不能饶恕的。
他跟另外一名年轻特工讨论之后，决定写一份报告。那个年轻特工也说要在他的报告中反映这件事情。毕竟，这是他们的职责。他们的老板也许需要精神方面的治疗。阿弗纳甚至还想过，整个事件也许就是一个试探，看看他这个受训员会不会出于对那个老人某种错误的忠诚而缄默其口。他才不会上他们的当呢！
然而，使阿弗纳十分吃惊的是，他大约一个月后回到特拉维夫时，一个相当于人事部门的“穆萨德”让他去汇报。三个人正坐在办公室里等着他，看起来都不高兴。在阿弗纳看来，他们是典型的加里西亚人。
“你这张纸上有一些非常严重的不实之词。”第一个人把阿弗纳的雅典报告从桌子对面推给他，说。“我们建议你撤回去。”
阿弗纳目瞪口呆了。“你们在说什么？”
他问道。“事实就是这样。看看跟我一起的那个人的报告就知道。”
“我们看了。”那个加里西亚人自鸣得意地说。“他报告里对这起所谓的事件只字没提。也许这是你的想象。”
“即使不是你的想象，”第二个人说。“这件事也可以这样看，你还是个乳臭未干的孩子时，你写报告反映情况的这个人已经为以色列做了很多贡献。现在他还有一年就退休了。像这样的事情，可能会产生不好的影响，但——你也不是完人。我可以把他写的关于你的报告给你看一下。”
“但是，”第三个加里西亚人说。“也许没这个必要了。也许这只是个性格冲突的问题，把他的报告和你的报告都忘掉吧。大家都高高兴兴的。”
阿弗纳一听口气就不对，他想起他在集体农场认识的那些人，加里西亚人都自私自利。他站起来。“你们有了我的报告，”他说。“我不管你们还有谁的报告。你们忘掉什么，记得什么，那是你们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