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上朝廷(乾隆三部曲第二部-出书版)-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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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必另有包藏祸心之人……安知其心不以为留辫一事，系本朝制度，剃去发辫，即非满洲臣仆，暗为将来引惑之计？其奸谋诡谲，所关不小。（42）
把它与剃髮一事联系起来。但皇上自己大概也有几分怀疑，这样“逆亿”是否不着边际了？（43）
同时，在办案中又发现，与民间信仰有关的一些“编造歌词”、“门墙书字”、“符咒”、“抄贴”，及种种“妖术”等神秘现象，本属不稽之说，不得不排除于侦讯之外，“所谓见怪不怪。其怪自败也”，“断不宜诧以为奇”。“叫魂”，难道不就属于这样一些“迹属微暧”，“不必过于诘问”之列么？（44）
如此说来，闹翻了天的割辫一案，竟是小事一桩！若有若无，似真似假，无法捉摸，无从下手，结果成为一个无法追查下去的案件，不得不适时中止，而不管它给皇上个人留下了多少遗憾。
曾几何时，皇上却是那样的自信，是什么给了他这样一种自信呢？
那还是在乾隆十一年闰三月，贵州总督张广泗奏称：已故白莲教首张保太所倡之教，已流入贵州、四川，传及各省，俱有掌教之人。贵州省城有魏斋婆，招引徒众习教，并闻四川涪州有刘权、云南有张二郎，皆系为首之人。在皇上的高度警觉之下，这些零散的警报都被联系起来，而给予特别的关注。于是在他的亲自指挥下，各省督抚迅速行动，严厉查办。一些看来并无关联的隔省报告，也被当做破案的线索，并最终证明了他的“睿智”。遍布各地的教派遂被一网打尽。
在以后的一些年代里，乾隆十一年的“邪教案”，就成为皇上脑海里一个成功的先例，尽管它不是总那么有效，那么可依恃的（如“孙嘉淦伪稿案”实际上也没有侦破）。
无论是“叫魂”，还是“文字狱”一类的“政治罪”（政治案），或许都可以称为“非常规”的政治行为，在乾隆朝以后也都不再使用。例如，在嘉庆十五年（1810年）就再度出现过叫魂恐慌，但当局并未大做文章，事情很快也就无疾而终。（45）
但他目前还需要这些。
为什么又要采取和那样偏爱这些“非常规”的措施呢？这可能正如皇上所说：
朕惟保天下者，求久安长治之视，必为根本切要之计。昔人谓持盈守成，艰于创业。……数十年来，惟恃皇祖皇考暨于朕躬，以一人竭力主持，谨操威柄，是以大纲得以不隳耳。倘或遇庸常之主，精神力量，不能体万事而周八荒，则国是必致凌替矣。此实朕之隐忧，而未尝轻以语群工，亦终不能默而不以语群工也。（46）
皇上为何要出以危言，说什么“朕之隐忧”？他说“持盈守成，艰于创业”，又说“久安长治”，显然是有一个长远的考虑，“持盈保泰”在这里，也未必是一个保守消极的想法。清代自康熙、雍正至乾隆朝，连续三代“令主”，这在历史上已前无古人，以后“倘遇庸常之主”，将会出现什么局面？看来，皇上的许多作为，都是从这一点出发的。
为此，自乾隆初年以来，修订《大清律例》，稽古右文，编纂刻印经书，考订礼乐，重修太学、文庙，从事各项大工程的建设（从城垣到河工、海塘），种种“一劳永逸”的提法，和以后的搜书编书……那一个不是为了后代的长久考虑呢！从另一方面说，又有几个臣工理解皇上的这番苦心？
18．政治案件
总的来说，乾隆三十年代是一个文字狱的“低潮”时期，除了“叫魂案”前后几年案件较多以外；而且，其中许多属于“诬陷”案件，亦多被查明。但到乾隆四十年代，直接跟大规模的搜书有关，文字狱又多了起来，进入了一个“高潮期”。
乾隆朝文字狱·四（乾隆三十一至三十九年）
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
十一月，湖南发生益阳县书吏郭湘昭擅造匿名揭帖一案，其后研讯明确，系属畏刑诬认。
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
江苏华亭人蔡显负才不羁，刊刻所著《闲渔闲闲录》，对邑绅指斥甚多。群绅以其怨望讪谤欲行公举，蔡显惧祸，抱书向松江府自首，两江总督、江苏巡抚以其“存心诡诈，造作逆书，任意毁谤”，合依大逆律凌迟缘坐奏闻。上谕：原书内签出各条多属诧傺无聊，失志怨愤之语，朕方以该犯尚无诋毁朝政字句，其情与叛逆犹去有间。及细检各处，如称“戴名世以《南山集》弃世，钱名世以年案得罪”，又“风雨从所好，南北杳难分”及“莫教行化乌场国，风雨龙王欲怒嗔”等句，则是有心隐约其辞，甘与恶逆之人为伍，实该犯罪案所系“。六月，蔡显从宽斩决，长子蔡必照从宽改为斩监候，秋后处决。
原浙江天台县生员齐周华，于雍正九年吕留良案结案前，曾遵旨陈情，请释放吕留良。经督抚等审拟奏闻，奉旨：严加锁锢，永远监禁。迨至乾隆改元，蒙恩赦放。乾隆六年，齐周华离家历游各省，一度曾为谢济世入幕之宾。本年十月浙江巡抚至天台县盘查仓库，齐周华遮道控诉，告发其妻及堂弟、原任侍郎齐召南等。当即搜出齐所携书籍多种，以其怙恶不悛，如将吕留良极力推崇，比之夷齐、孟子。其已刻未刻诸书，牢骚狂悖之言不一而足，庙讳、御名公然不避，应照大逆律凌迟缘坐奏闻。十二月狱具，齐周华凌迟处死；其子齐式昕、式文，孙齐传绕、传荣等，俱从宽改为斩监候，秋后处决；妻朱氏，妾丁氏，长媳奚氏，次媳吴氏，幼子齐传绚俱给付功臣之家为奴。该案株连齐召南等名士二十余人。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
齐周华逆词案株及物故已久的前工部侍郎李绂，二月，江西巡抚搜查其诗文集，具折参奏。上谕：“所奏未免过当。检阅各签，如李绂所作诗文，其间诚有牢骚已甚之词，但核之多系标榜欺人恶习，尚无悖谬讪谤实迹，即其与戴名世七夕同饮，原在戴名世犯案以前，且坐中不止一人，无足深究”。但“所有各项书本，板片，该抚可逐一查明，即行销毁”。
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
乾隆二十六年，沈德潜进呈《国朝诗别裁集》，以钱谦益冠卷首。谕以钱“在前明曾任大僚，复仕国朝，人品尚何足论”？命撤去其诗。本年六月，又以钱著《初学集》、《有学集》“荒诞悖谬，其中诋谤本朝之处不一而足”，谕令各省督抚等将两书于所属书肆及藏书之家，悉数缴出，汇齐送京销毁。并著广为出示，谕定限二年之内尽行缴出，实开启是后延续十八九年查办禁书之序幕。
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
九月，张震南原以诗句狂诞发遣伊犁，复于戍所递呈献策，妄言滋事。法司拟照大逆律凌迟缘坐。上谕：核其词句，尚与悖逆者稍间。张震南著改为立斩，即于该处正法示众。
十一月，余朴以考职微员辄敢投递疏稿，擅陈时务，悠谬荒唐，诞妄滋事，上谕：但阅其所言“通选法”、“行均田”二事，不过穷极无聊，希冀得官，尚无悖逆不法之处。余朴著从宽改为应绞监候，秋后处决。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
三月，河南罗山县在籍革职知县查世柱私纂《全史辑略》四卷，后与革书李风仪因房产发生纠纷，李遂抱书出首。河南巡抚以逆案奏闻，及调阅所纂之书，不过“沿明季野史之陋”，“并未敢诋毁本朝，尚不至于大逆”。但将应禁之《全史辑略》藏匿不毁，且敢采辑成书，查世柱改为应斩监候，秋后处决。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
福建闽县人游光辉遇卜人潘朝霖算命，潘言其命好，将来必发大运，遂与交好。此后潘另与他人交好，游以此怀忿，欲图陷害。九月途遇，即将潘拉回家内，买酒留饮，诱使其写一书札。十月福建按察使外出，游光辉拦舆递上潘朝霖所书“逆札”，诉称欲邀其入伙，前来出首。奏闻，以律载“大逆但共谋者，不分首从皆凌迟处死”，潘、游均应凌迟处死，其叔、弟、子俱应照律拟斩立决。
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
直隶盐山县童生王殉著书四本，欲明正《四书》大义。因《四书》内有“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心想“如今皇上是仁义之君”，所以将“夷狄”改为“义帝”，借此表白自己并无“悖障逆谤毁”之心。书成后，遣兄王琦至京在户部侍郎金简家投递字帖，奏闻，提解至京，以王殉“读书不就，遂捏造乩仙对联字幅，希图哄骗银钱，甚至敢于编造悖逆字迹，妄肆诋毁本朝，尤为丧心病狂，情实可恶”，应照“造作妖书律”拟请旨即行正法。
19．山东王伦起事
乾隆号称“十全武功”，其中最著名的当首为“西师”（乾隆二十年），次为金川（乾隆十二年）；而对缅甸的战事，从乾隆三十一年开始，到乾隆三十四年受到重挫，双方罢兵求和。对此，皇上很不甘心，筹划对缅进行一次新的打击。但大小金川硝烟突起，不得不再次用兵金川。不想乾隆三十九年，就在大金川战事方酣之际，晴天霹雳，山东发生民变，一连攻陷几座城池，这在乾隆朝还是从未有过之事。
山东起事的领袖王伦，据说貌魁岸，有智谋，素习炼气拳棒，善“邪术”。乾隆十六年入清水教，三十六年始借气功医病，广收教徒。按照“白莲教”教义，大劫（“末劫”即所谓“白阳劫”）在即，王伦被奉为率领教众“应劫”之“收元之主”。乾隆三十九年春夏，山东荒旱，收成歉薄，地方官妄行额外加征，民众蓄怨已深；会知县沈齐义等差人严拿邪教，——就在近几年时间里，有好几个教派已被政府整肃，（47）——王伦得到信息，遂扬言八月之后有四十五天大劫，定于八月二十八日半夜子时提前举事，并预言其时会有风雨。
至期，寿张、堂邑同时起事，寿张知县沈齐义被杀。适值风雨大作，众益信服，所过之处，附众甚多，寿张、堂邑、阳谷、临清一带聚集两千余人。随即陷阳谷，复克堂邑，破城之后，杀官劫库，开监放囚，声言“只杀官劫库，不杀百姓”。然皆弃而不守，因三处城垣低矮残损，意欲攻得临清州或东昌府等坚固城池，以安顿随营家属，并伺机进取直隶、京师。
是时，中原腹地自三藩乱后，承平已近百年，教军遽起，畿辅震动。朝廷一面派山东巡抚徐绩、布政使国泰带兵从东昌一路进发，兖州总兵惟一从东阿一路进发，会同剿捕，上谕：此案情罪甚为重大，即当按叛逆办理，非寻常纠众抗官可比，一经擒获到案，即应迅速审明，将为首者立时凌迟，其同恶相济之逆党亦即应斩决，必须多办数人，俾众共知儆戒！又对绿营放心不下，命大学士军机大臣舒赫德即速由天津驰往临清，并调派健锐、火器营二千名，前往山东会剿。并命直督周元理、豫抚何煟于毗连山东地方，江督高晋于徐州一带，调兵堵截。
九月中旬，王伦屯兵临清城南柳林，击退巡抚徐绩所提官兵，趁夜围攻临清新城，城上以劈山炮、佛郎机、过山乌轰击，王伦军伤亡惨重。乃率大队及车辆、妇女、辎重，移屯运河东岸旧城之内，其时附众不下万人。兖州总兵惟一、德州驻防城守尉格图肯率军与之交战于临清城外，败回东昌，寻以临阵退缩，被斩于军前。王伦乘势欲阻断漕运，派人抢夺粮船，搭建浮桥，并在浮桥两岸分守，堵截官兵。
九月底，各路官兵合围临清旧城，除有部分教军溃围逸出外，王伦等千余人俱在旧城内固守。临清旧城地势广阔，居民稠密，惟城墙塌毁已久，舒赫德分派各路官兵入旧城搜剿。城内所杀尸身，填塞街巷，人马行走，几无驻足之处。沿河一带，浮尸满岸，其巷内教军车辆，半皆焚毁。次日，官兵探知王伦在汪宅一间小楼之上，将其团团围住。王伦称“我宁可烧死楼上，断不肯投降”，随即自焚。据舒赫德奏报，“杀死贼众不下一二千人，其余活口并直隶、河南两省擒捉送到者一千七百八十八名，又自寿张、阳谷、堂邑三县解到临清者，共计一千二百名，已随时讯问正法”，致有“多杀无辜”之讥。
王伦起事是乾隆朝历史上一个不大不小的事件。所谓小，是因事件前后不过一月时间，动用兵力及帑银都不算多。比较金川，用兵几近十万，前后五年时间，花费七千余万两，实在就不算大。以致有的乾隆传记都未写入王伦事件。（48）所谓大，是因为这一件事的性质，致使许多史书把它当作了乾隆中、后期历史的分界线，或清代由盛入衰的转折点。（49）
至于王伦起事的“性质”，更是自是以来争论的一个焦点。事情发生之初，皇上曾下令追查，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