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上朝廷(乾隆三部曲第二部-出书版)-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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辄改衣冠，尽失其淳朴素风。传之未久，国势浸弱，洊及沦胥，盖变本忘先，而隐患中之，覆辙具在，甚可畏也！况本朝所定朝祀之服，悉皆义本礼经。祀、礼要在乎诚敬感通，不在乎衣冠规制。设使轻言改服，即已先忘祖宗。所愿奕叶子孙，深维根本之计，毋为流言所惑，永永恪遵朕训，于以永绵国家亿万年无疆之景祚。（9）
直至归政前夕，仍谕：我皇清之制，与汉姓殊。朕归政后，特恐后来书生之见，犹不免以事不师古为言，且必有因此而怂恿改服制者。前代北魏、辽、金、元，惑于浮议，改汉衣冠，祭用衮冕，一再传而失国祚。是以祖宗垂训，无得改用汉人服色，实万万年贻谋燕翼之道。若后世无识之徒复有循古衣冠之议者，即可执此谕以破其迷。我世世子孙。其钦承无忽。（10）
比语言、衣冠更为重要的是弓马骑射，上谕：前因武职官员射箭，往往有及半即坠，或低掠地面者，朕曾降旨训饬。及今日前锋统领、护军统领等带领引见人员内，犹有仍前不堪之人。甚则明知弓力软弱，故将前手挑高，虽至软之弓。亦可及远。此等恶习，皆平日漫不经心，不勤加训练所致。（11）
“操演武艺，最为紧要，而操演之法，莫逾行围”。（12）木兰围场在承德北四百里处，东西相距三百里，南北二百里。木兰行围始于圣祖皇帝，在其授意下，蒙古诸部献出此地，以为搜猎之所。自康熙二十年，直到康熙六十一年，圣祖一共出塞四十八次。世宗继位，除在京郊以外，却从没越过长城一步。尝面谕说：予之不往避暑山庄及木兰行者，盖因日不暇给；是予之过！后世子孙当遵皇考所习，习武木兰，毋忘家法。（13）
因此皇帝在乾隆六年，就恢复了木兰秋狝。巡幸避暑山庄和秋狝木兰往往是夏至秋返，一般都在两个月以上，有时还长达三五个月。因此，其绝对巡幸时间远远超过包括谒陵在内的各种巡幸活动。以每次巡幸避暑山庄的时间为两个半月计算，五十二次巡幸，总计时间约在十年以上，相当于皇帝秉政全部年代的六分之一。因此，整个乾隆时期，避暑山庄成了清朝政府的第二个政治中心（西方传教士则把它称为清朝的“夏宫”），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据说清人从东北入关，有三个中心，盛京是老巢，相当岐周，为留都；承德是连接东北、蒙古的关节点，相当宗周，为陪都；北京是控制汉地和中国的中心，相当成周，是首都。骑马控弦的游牧民族，一般都有夏牧场和冬窝子，匈奴、鲜卑、突厥、蒙古莫不如此，清朝也是保持这样的习惯。其目的一是告诫满族子弟，不要忘本，二是抚绥蒙古，受其朝觐，固其盟好。（14）
为了磨砺自己和满人的吃苦耐劳精神，地处关塞之外，“义重习武，不重崇文”的避暑山庄和木兰围场便成为一个绝好的场所。（15）每届秋狝季节，皇帝总是亲自率领八旗子弟行围较猎，并“时时以学习国语、熟练骑射、操演技勇谆切训诲”。（16）还采取措施，分别予以奖惩。如乾隆十七年七月作出规定，将从此次扈从行围的八旗兵丁中选拔骑射较优者充任前锋、护军、前锋校、护军校；（17）乾隆十八年九月秋狝中，因为扈从行围的领侍卫内大臣公丰安、侍卫班领副都统扬桑阿、随从侍卫侯田国恩、领侍卫内大臣阿里衮等“畏缩不前”，“不能骑射”，分别予以“削爵革职，令其效力赎罪”。（18）
乾隆二十三年四月，决定明年巡幸北边索约勒济。十二月，副都御史孙灏奏请停止，上谕：比年来戡定准夷，两路用兵，我满洲大臣官兵等皆能踊跃奉命，克奏朕功。岂非由躬亲整率，习之有素，是以临事赴机，人思自效，即此亦其明验矣。
朕今日适阅圣祖仁皇帝实录，有天下虽太平，武备断不可废。如满洲身历行间，随围行猎，素习勤苦，故能服劳。
今孙灏折内以为索约勒济，地在京师直北，远与俄罗斯接界。一似轻车前往，不无意外之虑者，此语尤为笑柄。折内又称索约勒济非江浙胜地可观等语，其言更为荒诞。且南巡之举，岂仅为山水观览之娱？……（19）
乾隆二十四年三月，恭读圣祖仁皇帝实录，谕议政大臣等：汉官不能骑马耐劳，设有紧急之事，边塞地方，必兼用旗员，方有裨益。汉官何济于用？遇劳苦之处，旋亦逃亡。上谕：不啻此也，向者金川及近日甘省候选人员，无不规避者。此不过用备差遣，并非责以军旅之效。若使之临阵，将抱头鼠窜乎。可见唯利是图，与国事漠不相关。（20）
九月，恭阅世宗宪皇帝实录，内载皇考谕旨：本朝龙兴，混一区宇，惟恃实行与武略耳，并未尝恃虚文粉饰。上谕：观此可知实行之胜于虚文矣。我满洲人等纯一笃实，忠孝廉节之行，岂不胜于汉人之文艺？（21）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上谕：马步箭乃满洲旧业，向以此为要务。今升平日久，率多求安，将紧要技艺，全行废弃不习。因循懦弱，竟与汉人无异，朕痛恨之。如朕已逾六旬，仍每岁行围木兰，特欲令满洲臣仆服习劳苦，熟谙技艺之意。（22）
显然，把汉人、满人视为两个素质与作用完全不同的政治集团。一优一劣，不问可知。
秋狝的三项主要活动是：小围（围而不合）、合围和哨鹿。通过“行围射猎，正为使官兵等熟悉骑射，不致废弛”。（23）并立训守冠服骑射碑于紫禁城箭亭、御园引见楼、侍卫校场和八旗校场等处，“俾我后世子孙，庶咸知满洲旧制，敬谨遵循。学习骑射，娴熟国语”。（24）
除行围外，每年在避暑山庄还举行宴塞，即与蒙古王公一起饮宴，并表演“宴塞四事”，如“诈马”（驯马）、“什榜”（奏蒙古乐）等。军机章京赵翼四次扈从木兰，据他所记：“上每岁秋狝，非特使旗兵肄武习劳，实以驾驭诸蒙古，使之畏威怀德，弭首帖伏而不敢生心也”。（25）显然就带有更强的政治性质了。
从乾隆六年开始木兰秋狝以来，除乾隆七、九、十三、十五、四十二、四十三年之外，皇上几乎每年都要举行秋狝。而在乾隆十九年这年，皇上却两次来到承德。本来，这年夏季即打破以前八月秋狝的惯例，提前来过避暑山庄一次，是为接见自厄鲁特归降的三车凌等人和决定用兵事宜。十一月，因为同样目的，皇上冒着严寒又一次来到承德，则是为接见归降的辉特部首领阿睦尔撒纳。
就在此时，为完成康熙、雍正两代“未竟之绪”，趁其内乱，先后规划并进行了平定准噶尔达瓦齐、阿睦尔撒纳，平定喀尔喀王公青滚杂卜，回疆大、小和卓木等重要的军事行动。完成了所谓“西师”的宏业。
巡幸避暑山庄、秋狝木兰又在原来的联络蒙古各部王公的作用之外，在联络藏族、回族、青海蒙古上层僧俗人士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适应这一形势，皇上即位不久，便首先对原来山庄的各处建筑加以修葺。乾隆二十年以后，又在修葺的基础上，对避暑山庄进行了大规模的营建。如在承德增修了普宁寺（大佛寺，依西藏三摩耶庙之式建造）、安远庙（俗称伊犁庙，仿伊犁河固尔扎庙样式为之）、普陀宗乘之庙（仿西藏布达拉宫修建）、须弥福寿之庙（仿班禅喇嘛在日喀则所居扎什伦布寺兴建）。（26）
承德避暑山庄和外八庙的修建始于康熙晚年（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但整体工程到乾隆年间才予告成。这，也是十八世纪中国政府修建的大工程之一。
7．东巡祭孔
乾隆二十年六月，得到西线前方错报，以为取得平准大捷，上谕：昔年皇祖圣祖仁皇帝削平三孽，于康熙二十三年诹吉东巡亲祭阙里。武功文德，彪炳简册。朕仰承先烈，集此大勋。亲告成功于太庙，郊、社、岳、渎诸祀，次第遣官敬谨举行，以昭茂典。先师孔子阙里，理应恪循成宪，躬诣行礼。决定效法圣祖，于次年春月东巡，展谒孔林。（27）
清人尊崇孔子，还在关外时，就在盛京修建孔庙，祭祀孔子。入关后，在北京国子监旁建孔庙，尊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顺治十四年，改称“至圣先师”。康熙二十三年，圣祖于南巡途中，亲往曲阜祭祀孔子，写“万世师表”匾额，悬挂大成殿中。并拨内帑，重修孔庙。
如果说清朝的尊孔超过了以外任何一个朝代，乾隆在清代各朝中又应列为首位。皇上于乾隆十三年、二十一年、三十六年、四十一年、五十五年，曾专赴山东祭祀孔子。另外又在二十二年、二十七年和四十九年南巡时，特地路过曲阜祭孔，创造了空前绝后的历史纪录。（28）
至于东巡缘由，皇上曾有一段自白：
朕幼诵简编，心仪先圣，一言一动，无不奉圣训为法程。御极以来，觉世牖民，式型至道，愿学之切，如见羹墙，辟雍钟鼓，躬亲殷荐，而未登阙里之堂，观车服礼器，心甚歉焉……
思以来年春孟月，东巡狩，因溯洙泗，陟杏坛，瞻仰宫墙，申景行之夙志。复奉圣母皇太后懿旨，泰山灵岳，坤德资生，近在鲁邦，宜崇报飨。朕不敢违……（29）
乾隆二十一年二月，皇上从北京出发东巡（此次皇太后未同行），闻知擒获阿睦尔撒纳的消息（又一个误报），命改道泰陵（世宗雍正皇帝陵，位直隶易县），以告成功。然后赴山东曲阜。
东巡祭孔，首在崇儒重道。到曲阜当天，即至孔庙行礼。第二天，至大成门下轿，步入大成殿，于孔子像前，行三跪九拜礼。然后至诗礼堂，由孔府举人讲解《中庸》，贡生讲解《周易》。宣上谕。往孔林，至孔子墓前，行三拜礼。致祭少昊陵、周公庙，举行宴会。续于《御制阙里孔庙碑文》中写道：
自古圣帝明王，继天立极，觉世牖民，道法之精蕴，至孔子而集其大成。后之为治者，有以知三纲之所由以立，五典之所由以叙，八政之所由以措，九经之所由以举，五礼六乐之所由以昭宣布列于天地之间，遵而循之，以仰溯乎古昔。虽尧舜禹汤文武之盛，弗可及已。而治法赖以常存，人道赖以不泯，讵不由圣人之教哉……
（朕）道畿甸，历齐鲁，登夫子庙堂，躬亲盥献，瞻仰睟仪，展敬林墓，徘徊杏坛，循抚古桧。穆然想见盛德之形容，忾乎若接，……有不益增其向慕，俛焉而弗能自已者欤。（30）
字里行间，对孔子的敬仰似全发自内心。（31）
东巡至三月底，约一个半月以后回到北京。
不过，故地重游，也往往带来令人痛苦的回忆。就在上一次，乾隆十三年第一次东巡，就发生了皇后不幸崩逝的事件。对于皇后的死因，有着多种不同的传闻，也有人拿出皇上一系列悼亡诗，表示他的爱情之深，为之洗刷罪名、力证清白。
皇后之死，使皇上大受打击，一反常态，演出了乾隆十三年的一幕幕悲喜剧。（32）其中存在许多深层原因，也有许多是与皇后之死脱不了干系的。但说到皇上的“心理变态”，实有一种“懊恼”、“悔恨”，以致“自责”的成分在内，就事论事，一般的妻子之丧似还不足以解释。
因此，以后四次路过济南，据说都没有进入这座城市，以免引来伤心。
8．二次南巡
第一次南巡过去不久，乾隆十七年，两江总督尹继善即奏请再次南巡。面谕以“甫经历览，无事重巡”。
乾隆十八年，两淮盐政普福奏，两淮商人共望再度南巡，情愿捐银二十万两，建造临江等处行宫。上谕：此奏错谬已极，著交内务府大臣严行议处。（33）
乾隆十九年，河道总督高斌动用正项，采买备建行宫木植。上谕：悦不以道，朕奚取焉？尹继善必谓已有成局，事不容己。著将木植送京，交工程处备用。（34）
乾隆二十年，终于决定明年再度南巡。一应豫备事宜，降旨该督抚等撙节妥办。（35）
复因明年春月东巡祭孔，决定其后顺道前往江浙，谕：江浙两省总督尹继善、喀尔吉善等均曾具折奏请南巡，均因西师尚未凯旋，未经允准。（36）据尹继善奏称踏看各处行宫情形，从前御驾未及登临之处，如苏州之寒山别墅、石湖石佛寺，江宁之栖霞山，俱为风景绝胜之区，现一并酌量兴修，以备省览。奉朱批：“知道了，并已为汝筹办理之费矣”。又命军机大臣传谕尹继善、庄有恭将寒山别墅等三处景点“画图呈览”。（37）又因前此南巡，苏州、扬州城内，衢街间张设棚幔。南方多雨，街窄檐低，上施彩幕，既不开爽，复滋靡费，谕：巡省所过城邑，除道清尘足矣。该督抚其饬禁之。（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