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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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二十年的激战中，胜利的天平始终摇摆不定。综合来看，似乎是罗马在外交和政治上占据了较大的优势。如今它拥有了曾经梦寐以求的扩张基础，终于有机会可以在近东建立自己的永久统治。正如历史学家普罗科匹厄斯（Procopius）所指出的，从河流、湖泊和山脉来讲，跨越两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并没有太多的边防据点，这意味着罗马势必夺取更多的周边领土来巩固他们的既得利益。库思老二世虽然夺回了王位，但代价未免太高。
然而在随后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局势发生了戏剧性的逆转。公元602年，罗马宫廷发生政变，皇帝摩里斯被他的将军福卡斯（Phokas）所杀。库思老二世看到了机会，提出要重新谈判。他在攻取达拉——罗马在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防御要地——的战役中找回了自信，也从福卡斯的夺权行动中吸取了教训，进一步巩固自己在国内的统治地位。当听说新一波蛮族正在进攻巴尔干半岛时，波斯国王的野心迅速膨胀。之前用于统治阿拉伯北部归降民族的传统管理方法全被废除，边疆地区被重新整合，以适应波斯人的扩张。
波斯对基督教徒的监管非常严密。基督主教们从过去的经验中知道战争不是好事，波斯对罗马的敌意通常会让他们因勾结罪受到惩处。公元605年，波斯国王亲自主持新一任元老的大选，并邀请基督教高层人士参加。这是在有意释放友好的信号，向少数派宗教人士表明统治者对他们的事务非常关心。这一举动非常奏效，在基督教群体中获得极高评价。主教们十分感激库思老二世，赞誉他是“伟大、慷慨、善良、宽宏的众王之王”。
趁着罗马帝国深陷一桩桩内部反叛的泥潭中，波斯帝国开始了复仇：美索不达米亚的城池像骨牌一样接连沦陷，最后一座城市埃德萨于公元609年投诚；随后波斯人将注意力转向叙利亚，奥伦特斯河上的伟大城市安条克——叙利亚最重要的城市之一，圣彼得曾在此建立首个主教辖区——于公元610年沦陷，叙利亚西部的埃美萨（Emesa）于第二年失陷，另一个核心要地大马士革也于公元613年落入波斯人之手。
局势的恶化远未停歇。在君士坦丁堡，虽然不受拥戴的福卡斯被谋杀，他那身首异处的裸尸被挂在街头示众，但新皇帝赫拉克利乌斯（Heraclius）似乎无力阻挡波斯人越来越强劲的进攻步伐。在小亚细亚挫败罗马的一次反攻后，波斯国王转道向南进攻耶路撒冷，其目的非常明显：夺取基督教的圣城，由此建立波斯在文化、宗教上的最后胜利。
公元614年5月，圣城在波斯的围攻下很快失陷。罗马世界对此事件的反应近乎歇斯底里：犹太人被指控不仅与波斯人同谋，而且还给予了实际支持。据一份基督教文献记载，犹太人“像恶毒的野兽”，竟去帮助那些毒蛇般的入侵者；他们参与屠杀当地虔诚的百姓，但那些百姓毫无怨言，“因为他们是为基督而死，是为基督流血”；传言说教堂都被拆毁，十字架被砸到地上，圣徽遭到凌辱，不过，钉死耶稣用的真十字架被运到了波斯的首都，作为库思老二世的战利品。这对罗马来说真是一场灾难，帝国不得不向民众封锁这些噩耗。
面对如此局面，赫拉克利乌斯曾一度考虑退位，但最终还是绝望地做出了回应：派大使面见库思老二世，表示为了争取和平，可以同意任何条款。罗马皇帝还通过特使乞求得到原谅，把罗马这些年的入侵行动都归咎到前任福卡斯身上。他把自己说成是一个随从，并称波斯国王为“至高无上的大帝”。库思老二世仔细听完大使们的陈述，然后把他们杀了。
消息传回到罗马，惊慌和恐惧压得君士坦丁堡喘不过气来。毫无疑问，罗马必须迅速做出改变以应对这场灾难。皇帝手下官员的薪俸一律减半，部队的军饷同样减半；取消免费发放面包及其他一切赢得首都民心的政治福利；接管教会的黄金白银，以补国库之需。为备战眼前的大战，并求上帝停止惩罚罗马人的罪孽，赫拉克利乌斯更改了罗马钱币的设计：钱币正面的皇帝半身像仍然存在，但新币的背面改成了一个十字架的图案，以此将抗击波斯人与保卫基督教信仰等同起来；另外，币值也大幅增加。
从短期来看，这些措施收效并不大。拿下巴勒斯坦之后，波斯人又向尼罗河三角洲转进，并于公元619年攻占了亚历山大港。在不到两年时间内，埃及——这个地中海的面包篮子和罗马农业经济的大本营——终于失陷。下一个目标是小亚细亚，于公元622年遭受攻击。尽管扩张步伐一度受阻，但到公元626年，从君士坦丁堡的城墙上已经可以看见波斯军队的兵营了。这似乎还不是罗马面临的最坏境地。波斯国王和横扫了巴尔干半岛，并与已从北部进发攻城略地的阿瓦尔人结成了同盟。事到如今，唯一能让罗马帝国免遭覆灭的只剩下君士坦丁堡——这座君士坦丁大帝之城，这座新罗马之城——那堵厚厚的城墙了。帝国进入倒计时，灭亡似乎无法避免。
然而，赫拉克利乌斯最终还是得到了上帝迟来的眷顾。敌人的首轮攻城并未成功，后续的进攻也被轻松击败。敌方的士气有所受挫，尤其是阿瓦尔人，这些为放牧马匹头痛不已的草原民族，在部落纷争威胁到首领权威的情况下首先撤退。波斯人随后不久也开始撤退，主要原因是有情报称高加索地区正受到突厥人的进攻，波斯不得不全力应付：领土的迅速扩张导致资源紧张，新征服的疆土无人防卫，自然引来了突厥人的觊觎。君士坦丁堡得以死里逃生。
都城被困时，赫拉克利乌斯一直在小亚细亚统领着帝国军队。在一次出奇制胜的反攻战役中，他击退了敌人。他首先前往高加索，与突厥可汗会面，同意建立联盟——他扔给可汗许多荣誉和礼物，并愿把自己的女儿尤多基娅（Eudokia）嫁给他做新娘，结成姻亲；接着，他马不停蹄地一路南下，于公元627年秋在尼尼微（Nineveh，位于今伊拉克北部）击败了一支波斯大军；随后又向泰西封进发，那里的敌人势力正在减弱。
重压之下，波斯高层开始崩溃。库思老二世被谋杀，他的儿子卡瓦德（Kavad）继位，立即向赫拉克利乌斯提出议和。罗马皇帝对于波斯割让领土的许诺和各种赞誉非常满意，于是撤军到君士坦丁堡，并派出他的特使前去谈判，条件包括归还历次战争中占领的罗马土地，以及公元614年从耶路撒冷夺走的圣物耶稣真十字架。这标志着罗马获得了一场辉煌的、决定性的胜利。
厄运并未结束，一场将波斯帝国吹向崩溃边缘的风暴正在酝酿着。看到形势遭遇逆转，曾策划闪电进攻埃及的波斯将军沙赫巴勒兹（Shahrbarāz）盯上了国王的宝座：帝国已深陷泥潭，东部边疆随时可能遭到突厥人的袭击，有人篡位在所难免。政变正在紧张策划，将军和赫拉克利乌斯取得了接触，希望罗马能够给予支持，帮助他从埃及撤军，然后向泰西封进发。赫拉克利乌斯自然很高兴看到波斯的瓦解，并借此确立自己的地位。
在帝国最艰难的时刻，赫拉克利乌斯一直努力依靠宗教来赢得国人的支持和信心。库思老二世的进攻就被解释成是针对基督教发起的。比如在一场为帝国军队表演的戏剧中，演员念了一封虚构的波斯国王亲笔信：它不仅嘲笑赫拉克利乌斯，而且还嘲笑基督教上帝的无能。罗马人一直在为信仰而战：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宗教战争。
因此，当罗马人以胜利者的姿态做出丑陋的行径时，也就不足为奇了：赫拉克利乌斯于公元630年3月率军进入耶路撒冷，将真十字架立在圣墓大教堂，并下令所有犹太人都必须受洗，作为对他们十六年前圣城沦陷时投靠波斯人的惩罚，逃走的人则被禁止进入耶路撒冷三英里之内。东方基督徒——这些被判定不奉正统的教徒，同样成为帝国官员的打压目标：他们被迫放弃自己的信仰，去接受被证明是唯一能得到上帝祝福的正统基督教义。
这给波斯的基督教会造成了极大的困扰。他们已经有一个多世纪没有和西方进行过面对面的交流，其高层教士一直都认为自己才是正统信仰的传递者，在他们眼中，西方教会早已系统化地受到邪门歪道的腐蚀。在公元612年的会议上，波斯的主教们一致认为，一些主要的异教几乎都已经在罗马帝国猖獗过，而波斯则“从未出现过异教”。在埃德萨，赫拉克利乌斯下令要东方基督教“改邪归正”，并将东方基督徒逐出他们过去祈祷的地方。显然，他的目的是让所有的波斯人转信西方基督教，从而归顺罗马帝国——这是赫拉克利乌斯在赢得胜利后一直想做的一件事。
西方基督教在君士坦丁堡的推动下占尽优势，一些巧合事件的发生也让旧信仰雪上加霜：泰西封暴发了一场瘟疫，波斯国王卡瓦德成为牺牲品——看来琐罗亚斯德教不过是一厢情愿，只有基督教才是正统，它的信众都得到了保佑。在这宗教局势发生改变的时候，阿拉伯半岛的南方腹地也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一地区未被几百英里外罗马和波斯的战火燃及，但这并不意味着丝毫不受影响。事实上，阿拉伯西南端一直是两大帝国的必争之地。不到一个世纪之前，希木叶尔王国、麦加和麦地那曾与波斯帝国共同抵抗君士坦丁堡的基督教势力，以及希木叶尔在红海对面的死敌——埃塞俄比亚。
这是一个近百年来信仰不断变化、相互适应、充满竞争的地区。当年多崇拜、多偶像、多信仰的多神教世界已经让位于一元化的全能神教。多神教的圣殿无人问津，一位学者这样说道，在伊斯兰教诞生的前夜，多神教“正在死去”，替代它的是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唯一全能的上帝观念，以及从6世纪末、7世纪初开始在阿拉伯半岛激增的天使、乐园、祈祷和施舍的雕刻。
当战事在北方蔓延，一个叫穆罕默德的商人——古来氏（Quraysh）部落哈希姆家族（Banū Hāshim）的成员——独自来到离麦加城不远的一个洞窟中冥思。按照伊斯兰传统说法，他于公元610年得到真主天启。当时穆罕默德听到一个声音，让他“创造主的名义”宣读经文。他惊恐万分地离开了洞窟，只见一个人“在明显的天边”，洪亮的声音在头顶震响：“穆罕默德啊，你是真主的使者，我是吉卜利勒（Jibrīl）天使。”后来的几年里，一系列天启接踵而至，在7世纪后半叶被用文字记录下来——这就是《古兰经》。
吉卜利勒告诉穆罕默德，真主派遣使者们传达喜信或提出警告。穆罕默德是被万能真主选中的使者，他被告知世上有太多的黑暗、太多的恐惧，灾难遍布在各个角落；他被劝说宣读天启，这样才能得到真主的保护，以防受到恶魔的干扰。穆罕默德被不停地告知，真主是最为仁慈的，但他同样也会严厉惩罚那些不愿敬畏他的人。
有关伊斯兰教早期发展的史料卷帙浩繁，这给后世的理解造成极大困难。想确定当时或后来的政治因素如何影响了穆罕默德的故事和教义，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当代学者在此问题上仍存在着激烈的争论。比如，我们很难弄清伊斯兰信仰在塑造人们精神世界的过程中究竟扮演了何种角色。因为早在7世纪中叶，真正的伊斯兰教信仰者（mu’minūn）和仅仅是臣服于穆斯林权威的追随者（muslimūn）之间，就已经存在着非常明显的差异。
后世的学者都非常关注宗教的作用，不仅指出伊斯兰教为精神启迪提供了力量，更强调说是伊斯兰教让阿拉伯人变得精诚团结。然而事实上，在描述之后的征服行动时，人们始终无法说清究竟是“穆斯林”发动的征战还是“阿拉伯人”发动的征战。从我们这些旁观者的角度看，这两者之间的界线从征服时期起就已经模糊了。
不过有一点是获得普遍认同的，穆罕默德并非7世纪初期阿拉伯半岛上唯一一个传播一神论的人，因为当时还有很多“假冒的先知”。这些人抓住波斯—罗马战争期间的混乱，趁势涌现。其中一些有影响力的人甚至提出了与穆罕默德教义非常相似的救世理论和先知预言，他们都宣称天启来自吉卜利勒天使，都指出了获得赎罪和拯救的道路，有些还会拿出所谓的圣书来支撑他们的教义。另外，考古记录清楚地表明，在这一时期，基督教堂也开始出现在麦加及周边地区，新的钱币和墓地都表明有不少人改宗皈依了基督教。可见在当时的阿拉伯半岛，思想和灵魂上的竞争都十分激烈。
还有一点也得到了人们的共识，穆罕默德当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