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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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约旦北部杰拉什古城（Jerash）陶瓷烧窑里发现的证据表明，即便在这种宽容政策下，有些人也依然小心翼翼。这个公元7世纪烧制的台灯上，一面用拉丁文刻着基督教的祷告词，一面用阿拉伯语刻着伊斯兰教的祈福语。如果考虑到之前波斯对这一地区的占领只持续了25年的话，这种做法的确很是稳妥。正如7世纪某希腊文献上写的，谁也无法保证阿拉伯人能长久待下去，枯木还能再生，穆斯林征服者也许就是昙花一现。
行政管理方面的新政策也颇具亮点。在新征服的地区，罗马钱币沿用了几十年，同时新铸造的钱币也在发行，但刻有基督教长期使用的类似图案；现存法律系统也保持不变；征服者还采纳了现存的社会习俗，包括财产继承、婚丧嫁娶、婚姻誓约、朝圣戒斋。多数情况下，前萨珊帝国和罗马帝国地区的总督和官员都保有其原先的职位。这种做法基于简单的数学考虑，新统治者——无论是阿拉伯人还是其他民族，即便算上自愿和被迫皈依的新信徒——在人数上均居于弱势，这意味着争取当地人的支持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必须。
从大的方面讲，这种宽容局面的出现是由于伊斯兰在波斯、巴勒斯坦、叙利亚和埃及获胜之后仍有很多大仗要打。其中之一便是和罗马帝国残余势力的持续纠缠，阿拉伯领袖希望彻底击溃罗马人，因此需要不断向君士坦丁堡施压。不过，更重要的还不是这些，而是关于伊斯兰信仰的战役。
与早期基督教的内部争端相似，如何确定穆罕默德所受的神启、如何记录和传播这些神启以及传播给什么人，这些在穆罕默德死后都成为了主要问题。斗争十分激烈、残酷：被指定为穆罕默德的代表和继承者（即“哈里发”）的前四个人中，竟有三个是遇刺身亡。在如何解释穆罕默德教义的问题上也是争得难分难解，无论是为了曲解还是继承，人们都付出了绝望的努力。人们想搞清楚，在7世纪最后的二十五年中，穆罕默德到底得到过什么样的启示，才最终得以形成唯一的圣书《古兰经》。
伊斯兰内部诸教派的对立状态加剧了各方对待非穆斯林态度的转变。每个教派都宣称自己是先知箴言的捍卫者，代表着真主的旨意，因此可以想见，争斗者的注意力很快就转移到了那些“卡菲尔”（kāfir，即异教徒）身上。
过去，穆斯林领袖能够容忍、善待基督教徒，甚至还在公元679年地震后重建了埃德萨教堂。但到7世纪末，情况发生了变化。人们开始致力于让当地人换教、皈依伊斯兰，随之而来的还有对这些人的敌意。
这一转变在货币上得到体现，因为货币可以被用来宣传宗教信息，这一行为被学者们称为“钱币战争”。伊斯兰领袖哈里发于7世纪90年代发行新钱币，上刻“真主是唯一的，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随后，君士坦丁堡开始反击，钱币正面没有皇帝的头像，头像被放在了背面，正面的形象全然一新：耶稣基督。其用意很明显，就是为了强化基督教的身份认同，表明帝国正得到上帝的护佑。
经过一番奇迹般的发展，如今伊斯兰世界已经能够和基督教世界平起平坐了。有趣的是，针对罗马新版的耶稣像钱币，穆斯林的最初应对政策也是发行新币：以另一个人的头像替代耶稣，并以他作为帝国和宗教的保护神——尽管据说这个人是哈里发阿卜杜勒？麦利克（？Abd al…Malik），但他完全有可能就是穆罕默德本人。他身着长袍，留着精致的胡须，手持带鞘的宝剑。如果这人就是先知，那这就是已知最早的穆罕默德的形象了——人们在他活着的时候亲眼所见的形象。阿拉伯历史学家拜拉祖里（Al…Balādhurī）在一个世纪后写道，有证据表明，在当年追随穆罕默德逃亡麦地那的信徒中，有健在者见过这些钱币。另一位更晚一些的学者——他有机会接触到伊斯兰的早期资料——也有类似的记述，说当时先知的朋友们对如此使用他形象的行为十分不满。新钱币并没有流通多久，因为到7世纪90年代末，伊斯兰世界的流通货币被重新设计：所有的头像都被去掉了，钱币的两面都是《古兰经》的经文。
不过在7世纪末，让基督徒皈依伊斯兰教还不是最重要的事情，主战场仍在穆斯林各敌对教派之间。许多人宣称自己是穆罕默德的合法继承人，因此谁若更了解先知的早年生活，谁便算掌握了撒手锏。竞争如此激烈，以至于在中东出现了一个强有力的教派，他们反对阿拉伯南部的传统主义教派，决定在耶路撒冷新建一个像麦加那样的宗教中心。兴建于7世纪90年代初的神殿圆顶清真寺是当地第一座伊斯兰圣殿，其意图之一就是转移人们对麦加圣地的关注。如一位当代学者所说，在内战期间（也就是哈里发拿起武器对抗先知穆罕默德嫡系后代的时代），包括建筑物本身在内的众多物质文化都被用作“意识领域斗争的武器”。
为了赢得伊斯兰世界激烈的内部斗争，圆顶清真寺内外的铭文明显有着拉拢基督教的意图。铭文写道：崇拜真主，善良仁慈的真主，祝福他的先知穆罕默德并以他为荣。但有的文字却又宣称耶稣是弥赛亚：“相信真主和他的使者……祝福您的使者以及您仆人、圣母玛丽亚的儿子耶稣，在出生之时、死亡之日、复活之际，都赐予他和平。”换句话说，即使在7世纪90年代，各宗教之间的界线仍十分模糊。事实上，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确实十分接近，当时的某些基督教学者甚至认为伊斯兰教并非一个新的宗教，而是对基督教义的另一种阐释。据当时知名的神学家大马士革的约翰（John of Damascus）所说，伊斯兰是基督教的一支异教派而不是一种新的宗教。他写道，穆罕默德的思想来自于他阅读的《旧约》和《新约》，来自于与一位离经叛道的基督教士的交谈。
尽管为了争夺权威和地位，各宗教在伊斯兰世界的核心地区拼得你死我活，但也正由于纷争都集中在中心区域，边缘地带仍能够实施大规模的向外扩张。比起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的争论，将军们更愿意驰骋沙场，因此，伊斯兰教得以向中亚、高加索地区和北非不断挺进。即便当内部斗争白热化的时候，进攻速度仍然不减。在跨越直布罗陀海峡之后，军队横扫西班牙、直逼法兰西，最终在巴黎之外不到200英里的普瓦捷（Poitiers）和图尔斯（Tours）才遇到抵抗。在一场抵御伊斯兰入侵者的血腥战役中，查尔斯？马特尔（Charles Martel）的军队遭遇惨败。基督教欧洲命悬一线，正如后来一位历史学家所说，英雄气概和抵抗策略都是徒劳，欧洲大陆注定要陷于穆斯林的魔爪之下。事实上，失败虽令人沮丧，但并不意味着局面就一定不可挽回，只要可获得的奖励足够的多。但就此时的西欧而言，奖励并不大，而且相距甚远：财富和赏赐都还在别的地方。
经历了两个世纪之前哥特、匈奴及其他族群的入侵后，欧洲在伊斯兰的征服行动下彻底陷入了黑暗。罗马帝国的领土只剩下君士坦丁堡及其内陆地区，并且毫无战力，处在崩溃的边缘；地中海基督教区的贸易活动在罗马与波斯开战之前就已全面垮塌；曾经繁荣昌盛的城市，像雅典、科林斯，如今实力锐减，人口下滑，贸易中心几近废弃；自7世纪以来，海上的沉船记录（商业交流量的重要标志）几乎完全消失；跨地域的长途贸易活动就此终止。
伊斯兰世界与基督教世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过去那些属于罗马帝国和波斯帝国的经济中心不仅要接受统治，而且要面临重新整合。埃及—美索不达米亚成为这个从喜马拉雅山脉贯穿至大西洋的新兴庞大经济政治体的中心。除了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和因敌对派之间偶尔争斗所引发的动荡——如公元750年，当朝政权被阿拔斯王朝（？Abbāsid dynasty）所取代——之外，伊斯兰世界，即新的帝国，满载着自己的思想、货物和金钱稳步发展壮大。而这也正造就了“阿拔斯政变”背后的原因：中亚的各座城市为政权变更铺平了道路——这些地方是学者们交流探讨的圣殿，也是反叛者筹集资金的温床，这里是伊斯兰崛起的关键之地。
穆斯林征服了一个秩序井然的世界，一个点缀着几百座城市的世界，一个拥有几百座城市中消费者（换言之，纳税者）的世界。随着一座座城市落入哈里发帝国之手，越来越多的资源和金钱都汇集到中央政府的掌控之下。贸易线路、绿洲、城市和自然资源都一并被帝国收入囊中，包括连接波斯湾和中国的商业港口，以及已经建成的横跨撒哈拉地区的商业要道——它曾使非斯城（Fez，位于今摩洛哥）“一夜暴富”，当时人称赞它是产生“巨额利润”的贸易中心。征服扩张给穆斯林帝国带来了巨大的财富：据一位阿拉伯历史学家估计，仅征服信德省（Sindh，位于今巴基斯坦）就有6000万迪拉赫姆（dirham）的收益，更不用说日后通过苛捐杂税可敛聚的财富。按今天的币值换算，这相当于数十亿美元。
随着大军东进，收到的贡品也越来越来丰厚、越来越顺利，如同之前在巴勒斯坦、埃及和其他地方一样。中亚城市被逐一征服，城镇之间的微弱联系使这些地方不堪一击：没有协调的联防系统，每个城镇只能等待着自己厄运的到来。尽管知道自己迟早会投降，撒马尔罕的居民还是被迫支付大笔钱财以换取穆斯林大军的撤退，不过，至少该城的总督可以逃脱德瓦什提奇（Dewashtich）的命运。后者是片治肯特（Panjikent，位于今塔吉克斯坦）的首领，自封粟特王，但他不幸上当被捕，在国人面前被钉上了十字架。巴克特里亚（位于今阿富汗北部）的总督也遭受到同样的命运。
波斯瓦解的同时，草原部落地区也开始出现混乱，这给阿拉伯人向中亚推进提供了天赐良机。公元627年至628年的寒冬导致饥荒，大批牲畜死亡，从而引发了一系列重大的权力变更。在东进的过程中，穆斯林的主要对手便是这些同样因波斯衰亡而受益的草原部落。8世纪30年代，突厥人遭遇到一场大败。随后，突厥首领苏禄（Sulu）因一次双陆棋游戏中的暴脾气而惨遭仇杀，使局势变得更加恶劣。
随着草原部落的衰弱，穆斯林横扫东部的进程虽然缓慢，但大局已定，它先后拿下了若干城市、绿洲和许多交通要塞，至8世纪初已抵达中国西部边境。公元751年，阿拉伯征服者终于和中国人面对面了，并在中亚怛罗斯河（Talas）的一场战役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把穆斯林带到了一个天然边界，意味着至少在短时期内，已经没有太大的空间让他们继续扩张。另一方面，败仗给中国带来了震荡和余波，触发了粟特将领安禄山反抗唐朝统治的著名叛乱。在此后一段相当长时间的动荡中，阿拉伯人的开拓行动告一段落。
接着崛起的是回鹘人。这是一个游牧部落，曾经支持过唐朝，让唐朝在撤回到安全的中国本土后有机会休养生息。为了维护自己的疆土，回鹘人建立了许多永久居住地，其中最重要的当属可汗（khagan）王庭的所在地八剌沙衮（Balāsāghūn），或称虎思斡耳朵（Quz Ordu，位于今吉尔吉斯斯坦）。这是一座城邑与军营混杂在一起的奇妙都市，可汗就住在一个安有王座的金顶帐篷里。该城共有十二扇城门，有城墙和塔楼防卫。据后世学者判断，这只是8世纪以降大量涌现的众多回鹘城市之一。
回鹘人迅速成为伊斯兰在东方前沿的强大对手。他们先逐渐取代了粟特人，成为长途贸易——特别是丝绸生意——的主力军。一座座富丽堂皇的宫殿见证着回鹘人在这一时期的富裕程度。比如胡赫俄东（Khukh Ordung）城就是一个典型，这同样是一座暂时性营帐和永久性建筑并存的城市，其中还有一座供可汗接待贵宾和举行重大宗教仪式的大型楼台。面对穆斯林的冲击，回鹘人想保持自己的独立，因此他们决定信仰摩尼教——在西方伊斯兰世界和东方中国世界之间，这也许是一个最佳选择。
穆斯林的征服行动促进了它治下的大面积贸易交通网络的发展，他们将阿富汗及费尔干纳谷地的绿洲城镇与北非及大西洋地区都联系在了一起。聚集在中亚的财富多到令人震惊。在片治肯特城和今乌兹别克斯坦巴拉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