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第4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马德拉萨帕南和孟买这样的港口，不仅自身凭借地理位置发展为重要的贸易中心，而且还成了新兴活跃的全球贸易网络的补给站。17世纪末，欧洲与中国的接触开启了一个新时代。这些接触不仅限于商业。凭借一位17世纪末住在北京的耶稣会朋友带回的有关中国算术理论的资料，提出二进制的数学家戈特弗里德？莱布尼茨（Gottfried　Leibniz）进一步完善了他的思想。那些能够充分利用这种全新贸易活动和文化交流的人，必会为自己赢得巨大的利益。
　　　　东方，尤其是印度，在人们眼中逐渐成了暴富的摇钱树，但捐赠了大笔财富的耶鲁本人对此却十分谨慎。他在给他的孙子伊莱胡？尼克斯（Elihu　Nicks）的信中说：“你必须耐心，不要急于发财。我的财富耗费了我将近三十年的耐心。”作为第一批实现梦想的英国人，耶鲁完全有资格如此严厉地警告后代。然而事实上，在亚洲赢得巨额财富的机会正变得越来越大。黄金时代正在降临英国。
　　　　一个北大西洋上的岛屿渐渐开始左右国际事务，成为一个控制着四分之一个地球并且影响更为深远的帝国中心，这可能会让过去的历史学家和其他帝国缔造者们瞠目结舌。不列颠不是一个宜居的地方，一位古代历史学家就曾写道，那里的空气有毒，风向一变就能杀死人。定居在那里的是“不列敦人”（Britons）——据一位稍晚时期的学者猜测，他们的名字出自拉丁语的“brutus”，意思是缺心眼和愚蠢的。这个与欧洲大陆之间隔着英吉利海峡的岛屿，遥远、孤独、无关紧要。但现在，这些缺点却成了令人生畏的优势，并且成为这个历史上最伟大帝国兴起的基础。
　　　　不列颠最终的成功有很多原因。例如，有学者指出，英国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程度要低于欧洲其他国家，英国底层人口摄入的卡路里要远远高于欧洲大陆国家的同等阶层。近来的研究表明，经济增长提升了人们的收入，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这反过来又大大提高了劳动参与率和工作效率。英国的迅速崛起在很大程度上还要归功于它是众多改革者的故乡。另外，与绝大多数其他欧洲国家相比，更低的生育水平能让资源和资本得到更加集中的分配，这直接关系到人均收入的高低。
　　　　不过，地理位置才是英国的制胜法宝。英格兰——或在1707年与苏格兰合并之后的不列颠——拥有抵抗入侵的天然屏障：海洋。这不仅有助于应对军事威胁，而且还为政府大大节省了开支：由于没有需要守卫的陆上边境，不列颠的军事开支仅仅是其大陆对手的零头。有人做过估测，1550年时，英法两国的武装部队规模大致相当；而到了1700年，法国现役军人的数量几乎是英国的三倍。这些军队都需要装备和军饷，意味着法国的军事开支远远高于英国。这些法国的士兵和水手原本都是纳税人和潜在的消费税贡献者，当他们离开家乡、工厂和其他工作岗位，前去为国参军时，法国的财政收入自然也随之缩减。
　　　　当17世纪和18世纪欧洲大陆上的国家陷入彼此争执和交战时，英国能够幸运地置身事外。英国人学会了谨慎地进行干预，并利用那些对自己有利的局面；但要是骰子不在自己一边，他们就会选择作壁上观。欧洲的局势将决定世界另外一边的命运。围绕着谁将继承奥地利王位的激烈争吵导致了欧洲各国在全球殖民地之间的战争和交易：玛丽娅？特蕾莎（Maria…Theresa）在17世纪40年代即位的正统性问题引发了从美洲到印度的持续了近十年的战火；当事情最终在1748年得到解决时，法国和英国互相交换了加拿大的布雷顿角岛（Cap　Breton）和印度的马德拉萨帕南。
　　　　这仅仅是众多例子中的一个。17世纪90年代末，欧洲九年战争结束后，印度的一些城镇被从荷兰人手中转交给法国人；二十年后欧洲列强的一次更加激烈的交战，使得加勒比群岛在英法之间易手；西班牙王位争议尘埃落定后，英法两国又相互交换了北美洲的殖民地。
　　　　通过联姻同样能获得大片领土、战略要地或大型城市。当葡萄牙公主凯瑟琳？布拉甘扎（Catherine　of　Braganza）在17世纪60年代嫁给英王查理二世时，她的嫁妆之一就是孟买。该市的葡萄牙市长准确地预见到，这一慷慨的行为意味着葡萄牙在印度统治的终结。欧洲各国寝宫里的动静、宫殿走廊里关于未来新娘的私下猜测，或者朝三暮四的统治者的故意冷落，都会对几千英里之外的地区产生影响。
　　　　在某种层面上，这些阴谋对东方人而言毫无意义，他们不关心是荷兰、英国、法国或其他国家占了上风。事实上，欧洲列强之间的竞争似乎只会为他们带来越来越丰厚的利益。在整个17世纪，彼此竞争的欧洲各国都向莫卧儿帝国、中国和日本派出了使节，以博取这些东方统治者的欢心，巩固既得利益，争取新的贸易特权。这还提升了中介人的重要性，比如古吉拉特的一位港口官员莫卡拉布？汗（Muqarrab　Khan），他曾向17世纪初的印度国王贾汗吉尔（Jahāngīr）行贿。当然，这些中间人也从中捞取了不少钱财，以莫卡拉布？汗为例，他在1610年购买的货物包括阿拉伯马、非洲奴隶和其他奢侈品，仅仅办理海关手续就花了两个月。
　　　　就像一位历史学家所说的，英国人在亚洲秉持的行事准则是“每件事、每个人都有其价格”。这导致了没有节制的馈赠，以及对那些贪婪受贿者的抗议。例如，莫卧儿国王贾汗吉尔有个奇特的收礼癖好：未成年的大象，还有渡渡鸟。人们这样评价他：“有着一颗贪得无厌的心，从来不知满足。就像一个永远也填不满的钱包，拥有得越多就越贪婪。”
　　　　17世纪60年代，在失去台湾后不久，荷兰人带着马车、盔甲、珠宝、纺织品和眼镜来到北京，试图博取中国皇帝的好感。另一份于1711年前往拉合尔的荷兰代表团的礼单，以及一组描绘使团向北行进途中在乌代普尔（Udaipur）接受招待的图画显示出，荷兰人为奉承当地人、争取合作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他们带来的礼物包括日本的漆器、锡兰大象、波斯马、荷兰殖民地的香料，以及来自欧洲的货物：大炮、望远镜、六分仪和显微镜。不过这些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荷兰使团提出的续签贸易特权的要求仍旧被搁置了。
　　　　欧洲冲突的影响要花很长的时间才会波及东方。基本上，来此交易的商人越多、他们乘坐的船只越大，这意味着有越多的礼物、更多的酬金和更大贸易额。事实上，莫卧儿国王阿克巴、沙？贾汗和奥朗则布（Awrangzīb，1658—1707年在位）都热衷于在其生日时将自己与珠宝、贵重金属和其他财宝一起称重，直到天平两边平衡——难怪他们没有动力保持苗条的身材。
　　　　对中间人也同样需要送礼打点。他们索取钱财以“护送”旅者和商人到达目的地，而那些不愿遵守规矩、拒绝掏钱的人则会麻烦不断。1654年，在拉杰马哈尔（Rajmahal）被没收货物的英国商人除了贿赂长官和他的手下外别无他法——就像荷兰人一直被迫做的那样。莫卧儿国王知道外国人的抱怨，有时他也惩罚那些做得过分的人：据说，曾经有一个被指控有失公正的人被押到国王面前，然后被眼镜蛇咬了一口；在另外一个案例中，一个门卫遭受了鞭刑，因为一位音乐家控诉他在出宫时不得不将国王的部分赏赐交给此人。
　　　　16世纪初以来，伴随着资本的大量注入，印度的艺术、建筑和文化也开始走向繁荣。资金还不断向中亚渗透，一方面是因为奥朗则布等统治者为了维持和平关系而向北方贡献了大量的礼金，另一方面则是草原游牧民大规模出售马匹的结果。印度北方市场上每年交易的马匹数量多达十万，而且一些血统纯正的马还能够卖出天价。数量更多的牲畜被卖给来自波斯、中国和俄罗斯的商人，使得越来越多的财富流入中亚地区。像浩罕（Khokand，位于今乌兹别克斯坦）这样的城市迅速繁荣起来，据记载，当时那里能够买到质量上佳的大黄、茶叶、瓷器和丝绸，而且价格低廉、货源充足。
　　　　尽管欧洲的贸易大幅兴起，但遍布亚洲屋脊的贸易网络仍然十分活跃。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记录显示，每年都有数万头骆驼途经中亚的古老路线将织物从印度运到波斯。英国、法国、印度和俄罗斯的文献资料同样提供了有关当时绵延不断的陆上贸易的信息，并对17世纪和18世纪的贸易规模做出了描述：中亚的旅人不断谈及市场上出售的大量货物、要卖到喀布尔等地的数量惊人的马匹，以及“繁华的贸易中心”；这里汇聚了来自亚洲各地的商队，交易着纺织品、芳香植物根茎、精制糖以及其他各种奢侈品。在这些陆上贸易中，少数民族的重要性不断提升：凭借着相同的习俗、家庭纽带以及建立远距离信用体系的能力，他们的存在让商业贸易变得更加顺利。在过去，扮演这一角色的是粟特人，现在则是犹太人以及更为重要的亚美尼亚人。
　　　　水面之下，暗流汹涌。欧洲对亚洲的态度正逐渐强硬，他们不再将亚洲视为充满奇异植物和财富的仙境，而是一个和新世界一样软弱可欺的地方。罗伯特？奥姆（Robert　Orme）的观点在18世纪是一个典型。作为东印度公司的首位官方历史学家，奥姆写了一篇名为《论印度斯坦居民的柔弱》的文章，显示出当时的英国人有多么冷酷。他们对自身的权益充满了信心，对亚洲的态度也从获利的兴奋转向了野蛮的剥削。
　　　　“印度财主”（nabob），这个用来称呼那些大捞了一笔的东印度公司官员的词，完美地诠释了这一观点。他们的行为就像流氓，他们在当地放贷，利息极高；利用公司的资源为自己谋利，并且从交易中抽取惊人的回扣。这里是“狂野的东方”，也是一个世纪之后北美洲类似景象的前奏。回忆录作家威廉？希基（William　Hickey）的父亲告诉他：“到印度去，砍下半打有钱人的脑袋……你就是个印度财主了。”在东印度公司工作成了一张通向财富的单程票。
　　　　这条路并非一帆风顺，因为印度次大陆条件艰苦，发财的野心可能很快就会被疾病扼杀。有证据表明，尽管医疗保健和药物卫生方面的改善降低了死亡率，但是被送回国或者被认为无法胜任的人数仍旧一直上升。这里的经历可能令人痛苦难忘。17世纪末，当商船水手托马斯？鲍雷（Thomas　Bowrey）和他的朋友们花了六便士买了1品脱的大麻液之后，出现了这样的情景：一个人坐在地上痛哭了整整一个下午，而另外一个人则“吓得把脑袋伸进了一个大罐子里，并将这一姿势保持了四个多小时”；“四五个人躺在地毯上，互相吹捧”，还有一个人“变得暴躁易怒，不停地捶打门廊上的木头柱子，连手指关节的皮都被磨掉了”。显然，熟悉世界的其他地区是需要时间的。
　　　　然而另一方面，人们能获得的回报也是惊人的。剧作家、报纸记者和政客们经常调侃那些新晋的富人：大量的家庭教师被雇去教授击剑和舞蹈等绅士体面的活动；选择裁缝时显出神经质般的挑剔；连在晚餐上适合谈些什么都需要从头学起。
　　　　假仁假义随处可见。老威廉？皮特（William　Pitt　the　Elder）在18世纪末告诉他的议员同事：荒谬之处在于，“那些进口海外黄金的商人通过大量的私下贿赂得以被选举进入国会，因为没有任何人的家产能够与之相抗衡”。当然，他似乎认为没有必要指出，他自己的祖父就是那位曾从印度任上带回世界上最大钻石之一“皮特钻”（Pittdiamond）的马德拉萨帕南总督，他用任职期间积攒下来的财富买了一片田庄，以及一个议会席位。直言不讳的不只皮特一人，暴怒的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在不久之后告诉下议院的一个调查团：可怕的是，“印度财主”正在摧毁这个社会，他们四处撒钱、当选议员，并且迎娶贵族的女儿。然而生气并没有什么用，毕竟谁不想要一个野心勃勃、年轻有钱的公子哥做女婿，谁不想要一个慷慨大方的男人做丈夫呢？
　　　　开启这些巨额财富的关键在于，东印度公司从一个在两块大陆间运输货物的贸易企业转变成了一股扩张势力。毒品交易和敲诈勒索进行得十分顺畅。印度种植园里的鸦片越种越多，它们为购买中国的丝绸、瓷器以及最重要的茶叶提供了资金。于是，中国的出口激增，官方数字显示，茶叶出口从1711年的14。2万磅增加到8年后的15万磅，其中还不包括走私的数量。与西方人对奢侈品的上瘾相对应的，是中国人对鸦片的上瘾。
　　　　除此之外还有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