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第4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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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波斯成了竞争最为激烈的战场。波斯坐落在东西方的中心，拥有着令人垂涎的战略要地，它的统治者被那些争取与之建立友好关系的人所提供的慷慨软贷款给养胖了。英国一直小心翼翼地满足着波斯统治者的奢侈要求和物质欲望，直到1898年，挥霍无度、留着八字胡的伊朗国王穆扎法尔？奥丁（Mo？affar od…Dīn）扔下了一枚重磅炸弹：他拒绝了一项200万英镑的贷款。英国立即派了一位高级官员前去询问原因，但却吃了波斯人的“闭门羹”。连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勋爵（Lord Salisbury）都开始亲自过问此事，指示财政部缓和局面并且提高贷款额度。有关幕后交易的谣言开始流传，最终确认的结果是，俄罗斯提供了金额大得多的贷款，而且条件更加优惠。
这显示出圣彼得堡的高超手腕。俄罗斯的国内税收出现急速增长，同时外国投资开始大量进入。俄国的中产阶级逐渐涌现出来——就像契科夫戏剧《樱桃园》（Cherry Orchard）里的洛帕欣（Lopakhin），他这一代人在过去会被拴在土地上，现在借助社会的变革、新的国内市场和新的出口贸易机遇为自己赢得了财富。经济历史学家喜欢用城镇数量、生铁产量和铁路长度的大幅增加来表明经济的迅猛发展，但是只要看看这一时期文学、艺术、舞蹈和音乐等方面的兴盛，以及托尔斯泰、康定斯基（Kandinskii）、佳吉列夫（Diaghilev）和柴可夫斯基等人的成就，就能感受到当时正在发生的事情：俄罗斯的文化和经济欣欣向荣。
国家的日益兴盛使得俄罗斯有资本主动向波斯人示好，满足他们对金钱贪得无厌的欲望。这种对金钱的渴望一方面来自于政府的结构性低效，另一方面则是统治阶层的骄奢淫逸。英国驻德黑兰公使莫蒂默？杜兰德（Mortimer Durand）发回了他的奥地利线人在20世纪初从君士坦丁堡收集的资料，该资料表明沙皇政府有意提供金额高于英国的贷款。伦敦顿时乱成了一片。英国人组建了一个委员会，负责监督从奎达到锡斯坦的铁路扩建以及电报线路建设项目，目的正如寇松勋爵所写的那样：“拯救南波斯，防止它落入俄国人手中。”
一些人提出了更激进的建议，试图抵消俄国已经取得的优势，其中包括承建锡斯坦地区的大型水利工程，以作为土地开发和与当地建立联系的手段。甚至还有人提出租借赫尔曼德省（Helmand）的土地，这样就可以有效地保护通往印度的道路。现在要考虑的已经不是俄国会不会发动进攻的问题，而是何时发动。正如寇松勋爵在1901年所说的：“我们与俄罗斯之间需要一些国家来提供缓冲。”这样的国家越来越少：中国、突厥斯坦和阿富汗相继失守，现在又轮到了波斯。他继续说道，缓冲带已经被挤成了一张薄片。
索尔兹伯里勋爵绝望了，他敦促外相兰斯多恩（Lansdowne）找到借钱给波斯的途径。首相在1901年10月写道：“局势看起来……毫无希望。”财政部极不情愿地增加了贷款金额，然后震惊地看着波斯国王及其随从们迅速大笔挥霍。英国人别无选择，首相写道：“如果找不到钱，波斯就会沦为俄罗斯的附庸国，届时我们只能靠武力保护波斯湾的港口不落入俄国人手中。”
早在一年前英国人就已经开始担惊受怕了，当时有消息说，俄国正准备控制扼守着波斯湾最窄处霍尔木兹海峡的战略要冲阿巴斯港。一位惊慌的贵族告诉上议院：“让一个强国在波斯湾建立海军兵工厂，不仅会威胁到我们与中国和印度的贸易，而且还威胁到我们与澳大利亚的贸易。”英国军舰被授权对俄国人的任何可疑举动采取相应对策，兰斯多恩勋爵态度坚决：“我们必须将其他大国在波斯湾建立的海军基地或者港口要塞视作对英国利益的重大威胁。”他说，后果将是严重的——换句话说，就是战争。
俄罗斯的幽灵到处都是。有关俄国官员、工程师和勘测员进入波斯活动的情报如潮水般涌向伦敦，让英国外务部的官员们焦心不已。议会就一家新成立的俄罗斯公司所代表的意义进行了激烈的讨论，该公司在黑海的敖德萨港（Odessa）与波斯南部沿海的布什尔之间从事贸易活动。报告言之凿凿地称，那些以“鸟、蝴蝶和其他动物”为代号的模糊人物，实际上就是俄国间谍，他们正在向那些生活在边境争议地区的部落成员分发武器，并且煽风点火——这可吓坏了议员们。这一局面引起了国王爱德华七世的注意，他在1901年写信给外相，表达了他对“俄国在波斯的影响力似乎正在日益扩大，损害了英格兰的利益”的关心，并敦促他转告波斯国王，英国绝不能容忍败给俄罗斯。英国驻德黑兰公使塞西尔？斯普林？赖斯（Cecil Spring…Rice）报告称，波斯国王发誓他“不会让波斯卷入入侵印度的意图”——不过他的报告并未受到重视。
当英国人意识到帝国已经扩张过度时，焦虑的心理达到了顶峰。与南非布尔人（Boer）以及中国义和团之间的冲突，使人们清楚地看到不列颠在海外面临着崩溃的风险——这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俄国扩张的恐惧。1901年底，伦敦的内阁收到了一份悲观的报告：一旦铁路线从奥伦堡（Orenburg）延伸到塔什干，俄国人将有能力派遣20万人进入中亚，并且一半以上都会部署在印度边境附近。前不久还有一份来自格鲁吉亚巴统市（Batumi）的报告称俄罗斯打算向中亚派出2万人，后来被证明是虚惊一场。问题的关键在于，英国人并没有多少选择余地：他们无法承受巩固边境所需的开支——根据几年后的计算结果，至少需要2000万英镑，并且之后每年都会滚动增长。
1905年圣彼得堡的暴动以及日俄战争中沙皇海军的惨败，给那些认定俄国迟早会大肆入侵的人带来了些许安慰。英国人难以抵御人们口中的“俄国危险的扩张”（menacing advance of Russia），他们需要其他方案以避免让事情变得更糟。一份来自军情处的报告建议，或许可以和德国达成协议，用来牵制俄罗斯的注意力。
在伦敦，人们开始转而讨论英国军队是否能够介入美索不达米亚，因为当务之急是维护不列颠帝国在中东地区的存在。帝国国防委员会仔细评估了占领巴士拉的可能性，并且还激动地商讨着瓜分土耳其的亚洲部分以便进入幼发拉底河肥沃平原的方案。于是在1906年，英国向波斯提议修建一条从波斯湾通向摩苏尔的铁路线，除了其他的好处，这还使得英军能够进入俄罗斯的软肋高加索地区。但是由于可行性和成本方面的原因，这些提议被一个个地否决了。正如新任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Sir Edward Grey）提醒的，入侵以及保护新的疆域，需要花费数百万英镑。
格雷心中打着其他算盘。英国在东方的地位颇受制约，并且岌岌可危。英国所要做的，是转移俄罗斯人的视线，让他们的关注点远离这一地区。1905年底，在接受任命前的一个月，他在《泰晤士报》上发表了一篇大胆的文章，声称如果能够就“各自在东方的财产”与俄国达成共识，一定获益良多。他说，英国政府从来都无意于“阻止或挫败俄罗斯在欧洲的政策”，因此完全可以帮助俄国扩大它在欧洲的“地位和影响力”——从而将俄罗斯人的注意力从亚洲转移出来。
英国人遇上了一个好时机。法国对德国这一邻居兼可怕对手迅猛发展的经济感到日益不安。1870年至1871年的普法战争中，巴黎遭受围困，普鲁士军队在市中心耀武扬威，最后法国被迫签订停战协议，法国人对此历历在目。普鲁士的入侵速度令人震惊，法国人担心再一次的闪电打击仍然会令自己措手不及——尤其是考虑到，前一次战争的结果之一便是让德国在凡尔赛宫宣布了它的统一，成为了一个帝国。
这些还不够糟。德国蓬勃发展的工业同样让法国人十分担忧，在1870年之后的二十年里，德国的煤炭产量涨了一倍，钢铁产量则涨了三倍。经济上的崛起使得德国那些已经很可观的陆地和海上军事力量得到了更多的投资。19世纪90年代初，法国外交官在幕后拼命活动，与俄罗斯缔结了一项军事协定，并且结成同盟。法俄同盟的首要宗旨是自卫：两国同意，一旦德国或其盟国出动军队，他们就对德国发起攻击；两国还正式承诺，如果伦敦对他们中的任何一方不利，他们也将对英国采取行动。
不列颠急于将俄罗斯的注意力转移到其西部边境上来，这对法国来说真是个好消息。伦敦与巴黎重新联手的第一阶段发生在1904年，经过对双方在全球共同利益的详尽磋商，两国签订了《英法协约》（Entente Cordiale）。不出所料，俄罗斯的角色是这些协议的核心内容。1907年，三国协约正式建成。英法两国与占据了世界中心地带的俄国达成了正式协定：一条固定的分界线划分了三国在波斯的势力范围；同时，协定的条款还将俄国在阿富汗的介入空间压缩到了最小。爱德华？格雷主张，将印度从“紧张和不安”中解放出来的最佳途径是与俄罗斯取得更加积极的相互理解，这将确保“俄国无法在波斯占据到对我们构成威胁的部分领土”。正如他在1912年时所吐露的，他对试图同时推动和遏制俄国的传统外交政策一直都抱有疑虑：“多年来，我一直认为这是个错误的政策。”换句话说，寻求盟友是更加体面、更富成效的前进方式。
然而资深外交家明白，与俄国的和解代价，是德国。正如伦敦外务部的常务副官查尔斯？哈丁爵士（Sir Charles Hardinge）在1908年所强调的：“对于我们而言，在亚洲和近东与俄罗斯达成充分谅解，远比与德国保持良好关系要重要得多。”他竭力地反复强调这一点，即便在两年之后他被指派到印度担任总督时也是如此。他写道，如果俄罗斯意图在波斯扩张，“我们将对此无能为力”。因此，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维持欧洲的均势：“一个对我们有敌意的法国和一个对我们有敌意的俄罗斯所带来的不利影响，要远远高于一个对我们有敌意的德国。”英国驻圣彼得堡大使亚瑟？尼科尔森爵士（Sir Arthur Nicolson）也认同这一观点：由于波斯的紧张局势，大不列颠与俄罗斯的关系已经“受到了严峻的挑战”。他接着说道：“我想，我们应该不惜任何代价与俄罗斯保持充分的谅解，这是绝对有必要的。”
同盟条约签署后，不计代价地取悦俄国就成为了英国的首要政策。1907年，爱德华？格雷爵士告诉俄罗斯驻伦敦大使，英国会考虑在博斯普鲁斯海峡采取更加灵活的立场，如果俄罗斯人同意与英国建立“永久的友好关系”的话。于是圣彼得堡发起了新一轮的外交博弈，其中包括以俄国对波斯尼亚（Bosnia）事件的默许换取奥地利在博斯普鲁斯海峡问题上的支持——这一交易后患无穷，足以导致欧洲势力的重新洗牌。
1910年，爱德华？格雷爵士再次强调牺牲英德关系的必要性：“我们不能与德国达成可能分化我们与法俄关系的政治谅解。”这种坚定专一的政策让圣彼得堡方面深刻感受到了英国示好的热切程度，以及其中蕴藏的机会。俄罗斯外交大臣谢尔盖？萨佐诺夫（Sergei Sazonov）在1910年末时深思熟虑地说道：“在我看来，伦敦内阁似乎认为1907年的《英俄条约》（Anglo…Russian Convention）对于英国在亚洲的利益十分重要。”他接着说道，既然如此，看来英国会被迫做出重大让步，“以维持这一对其如此重要的条约”。这个判断真是一针见血。
当俄国军队在1910年对蒙古、西藏和新疆发起新一轮的攻势时，英国人几乎无法掩饰他们的惊恐。俄国人的扩张举动显示出英国的地位是多么的岌岌可危。就像格雷在1914年春天做出的悲观评估那样，事情不可能比这更糟了。同样的故事也在阿富汗和波斯上演：“这条线上有我们想要的东西，但是我们并没有可以拿来交易的筹码。”格雷指出，在波斯，英国对俄罗斯已经“退无可退”了，在阿富汗也没有任何影响力可言。更糟糕的是，“俄国人想要占领波斯，而我们并不想”。大不列颠帝国正在成为过去时，至少在亚洲是如此。这场政治博弈终于接近了尾声，剩下的只是时间和地点的问题。
随着局面的急转直下，英国官员开始意识到一个可能使处境更为恶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