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第5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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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领导人是为了争取时间才同德国妥协。斯大林对希特勒及其带来的长期威胁没有丝毫幻想。事实上，1934年苏共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就引用了《我的奋斗》中的部分内容，以说明德国和这位德国总理的危险性。斯大林本人也读过这本声名狼藉的著作，该书强调，要满足德国的需求，只能向东扩张。然而，苏联在漫长的动荡时期结束后需要时间来恢复。大面积的饥荒以及短视而残忍的政策，导致了数百万人在30年代初病死或饿死。这样的伤痛巨大而恐怖。当时一位年仅八岁的男孩后来回忆道，他眼看着一个女同学在上课时把脑袋靠到书桌上，然后闭上了眼睛，像是快速地睡着了——实际上，她是饿死了。他知道，人们会埋葬她，“就像在昨天、前天和过去每一天中埋葬其他人一样”。
随后几年里，苏联出现了严重的内斗。即便是共产党中的高层人士也不能幸免，因为斯大林清算的对象不仅有身边的敌人，还包括曾经的同志。在莫斯科一系列令人震惊的公开审判中，那些不仅在苏联而且在国际上也家喻户晓的人物被指控为反革命分子，受到审判，并被处死。检察总长安德烈？维辛斯基（Andrei Vyshinskii）用恶毒的语言将格里戈里？季诺维也夫（Grigorii Zinoviev）、列夫？加米涅夫（Lev Kamenev）、尼古拉？布哈林（Nikolai Bukharin）和卡尔？拉狄克（Karl Radek）等1917年革命中的英雄贬斥为法西斯走狗、恐怖主义者、堕落分子和害群之马，并判处他们死刑。维辛斯基对学术和文化历史的曲解，以及其对被告的恶毒攻击，使其获得了一个殊荣：他的名字被用来命名苏联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接着，人们将注意力转向了军队。最高司令部虽然没有被完全摧毁，但还是因为一种扭曲而冷酷的逻辑遭到了破坏：如果低级军官犯有叛乱罪，那么他们的上级要么是共犯，要么应负失察之责。严刑拷打下的招供之后，是大范围的搜捕。一名秘密警察后来承认，大清洗的目的是要证明“军队中存在着阴谋，并且要牵扯到尽可能多的人”。
在苏联军队总共101名的高层成员当中，仅有10人未遭逮捕。在被扣押的91人中，有9人遭到处决。被逮捕的人员包括5位苏联元帅中的3位、2名上将、空军的全体高层、所有军区的司令员以及几乎全部的师级干部。红军瞬间变得一蹶不振。因此，斯大林需要时间来重建，而德国人的提议显然是天赐良机。
在另一边，希特勒也是孤注一掷。为了构建一个长久的强国，他急于得到资源。问题是，德国的地理位置不利于其进入大西洋与美国、非洲和亚洲开展贸易，因此希特勒将目光投向了东方。他之所以与苏联和解，是因为这样他就可以打通属于他自己的丝绸之路了。
于是，在协议签署后，希特勒将他的将军们召集到阿尔卑斯山小屋，向他们介绍协议的内容以及他的计划。他靠在一架三角钢琴上，自我吹嘘。他宣称，德国人很幸运，拥有一个像他这样可以完全信任的人。他对他的高级军官们说，“我们没有什么可失去的”，必须把握住眼前的机会。按照目前的经济状况，德国只能生存短短几年。他告诉将军们：“我们没有其他选择。”
与苏联结盟不仅能够收回《凡尔赛和约》中失去的土地，而且还能保证德国的未来。但要时刻牢记的是，所有的一切都取决于德国的成功。“收起你们的同情心吧，”他说道，“大胆去做。八千万（德国）人必须得到他们所应得的，他们的生存必须得到保障。”他说的是入侵波兰，以及与苏联和解之后的新机遇。对希特勒而言，与苏联达成协议会增加其政治冒险游戏的风险，但也会带来丰富的资源。尽管自崭露头角以来，他经常会谈到所谓的德国人的“生存空间”（Lebensraum），但是他也告诉他的将军们，成败的关键是那些具体的战利品：粮食、牲畜、煤炭、铅和锌。拥有了这些，德国人才能获得最终的自由。
然而并不是每个听众都对此深信不疑。希特勒声称战争将持续六周，但冯？赖歇瑙（von Reichenau）将军则小声抱怨说六年也打不完；利伯曼（Liebmann）将军也无法认同，他说，希特勒的讲话总是自吹自擂、漏洞百出、令人厌恶，根本不具备一丁点儿的理智。然而，当代研究纳粹德国的一流权威专家指出，并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反对他。
希特勒坚信他已经找到了捍卫德国未来的道路。国内农业产量的不足是德国的一个明显软肋。最近的研究表明，在德国开始启动战争机器，并且消耗大量资源、时间和金钱的30年代，农业生产更是进一步恶化。事实上，这一时期还通过了新的法律，导致了对农业投资的大幅减少。德国无法靠国内的生产自给自足，因此只能严重依赖进口。1939年8月，在与一位但泽（Danzig）的高级外交官谈话中，希特勒提及这一让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无法承受的压力——这也是他最常谈到的主题之一。然而现在，他声称找到了答案：我们需要乌克兰，“这样就没有人能够让我们像在上一次战争中那样挨饿了”。
1939年的《互不侵犯条约》将乌克兰，或者说是其肥沃土地上的粮食收成送给了希特勒。里宾特洛甫造访苏联首都后的数月内，纳粹和苏联的官员在莫斯科和柏林之间不停往来穿梭。德国人相信，这一良好的开端终将带来进一步的协议，特别是关于里宾特洛甫在1939年8月对莫洛托夫所说的“从黑海到波罗的海之间的领土问题”。更多细节的谈判都围绕着贸易条款进行，尤其是苏联小麦、石油和其他物资的数量和价格，这些都是德国人入侵波兰以及入侵之后所必需的。斯大林正在为希特勒的战争推波助澜。
与苏联的结盟给了希特勒信心，他不仅有了入侵波兰的资源保障，而且他相信，他在东方的地位也会受到他与斯大林之间协议的保障（苏联领导人在签约时说：“我用我的名誉担保，苏联不会背叛它的盟友。”）然而，据一位更加敏锐的高级官员分析，瓜分波兰将使德国的防线更为脆弱，因为这让苏联的边界线大幅度地向西推进了。弗朗茨？哈尔德（Franz Halder）指出，德国人不如保持与苏联的友好关系，而将注意力集中在中东及地中海的英国人地盘。
1939年9月1日，在这一历史性协议签署后仅仅一周，德国军队就越过国境，毫不留情地突破了波兰的防线。德国的先头部队包围了华沙，取得控制后立刻着手消灭波兰的精英阶层。在希特勒看来，“只有上层社会被粉碎的国家才能被奴役”。于是，官员和杰出人物成为清洗的目标。德国人很清楚他们要找什么样的人。在奉命进行搜捕和消灭工作的25名德国刺杀小组指挥官中，有15位拥有博士学位，其中绝大部分主修法律和哲学。
得知德国与苏联的再次结盟以及对波兰的入侵后，英国和法国顿如冷水浇头。尽管对德国宣战，但是这两个国家都没有向波兰提供实质性的军事或后勤支援。皇家空军的确发起了有限的轰炸行动，但是到目前为止，飞越德国领空的战机上最常见的“弹药”不是燃烧物，而是一张张的传单，带着一厢情愿的甚至是完全天真的宣传语。“有理由相信，我们的宣传效果让德国的当权者感到害怕。”1939年9月初，内阁议事日程上第一项的摘要是这样写的，“我们的飞机能够安然无恙地飞越德国西北部，这足以极大地打击到德国人的士气。”会议同意，将投放更多传单，以取得更好的效果。
与此同时，印度和中亚地区对局势的恐慌性预测也开始传入伦敦。因为莫洛托夫与里宾特洛甫签订的协议不仅为德国提供了必要物质资源，也为欧洲的战争铺平了道路。英国驻喀布尔公使克尔？弗雷泽？泰特勒爵士（Sir Kerr Fraser…Tytler）警告说，当地存在着大量投机分子，打赌英国在苏联入侵阿富汗时不会给予军事援助。印度官员也有着同样的忧虑，印度事务大臣给伦敦的战时内阁发来一份危言耸听的报告，将印度的防御力量——特别是在防空方面——描述得不堪一击：印度全部的防空设备不过是一座由八架三英寸口径高射炮组成的炮台。
尽管对中亚地区的危险是否迫在眉睫表示怀疑，但是伦敦仍然意识到，德国与苏联的结盟的确会威胁到自己在东方的利益。1940年春天，英国开始打算与德国一决胜负。据总参谋长提交给战时内阁的一份名为《1940年与俄罗斯交战的军事后果》的报告阐述，“苏联进犯印度和阿富汗可能耽误不了多长时间”，这将“极大地分散盟军的力量”。另外一份清醒到令人恐惧的报告指出，德国与苏联之间有多种对盟军极为不利的合作方式：英国在伊朗和伊拉克的石油资源很有可能受到攻击，并落入敌手。
这些担心并非没有依据。20世纪30年代，德国人在中东和中亚地区十分活跃，汉莎航空公司（Lufthansa）在该地区建立了广泛的商业航班体系，而西门子和托特组织（Todt organisation）等企业大规模进入伊拉克、伊朗和阿富汗的工业市场。德国的工程师们设计了无数的道路和桥梁，其建造也是由德国技术人员负责或监督。德律风根（Telefunken）等公司的专业技术大受欢迎，承接建设了当地通信基础设施。与德国的联系在整个地区随处可见。伊斯兰世界甚至认为希特勒是一位意志坚定、追求自身信仰的领袖，这一看法促进了该地区与德国的合作深入。而德国军事情报局阿勃维尔（Abwehr）的情报人员进一步强化了这一看法，他们积极地在地中海东岸与喜马拉雅山脉之间的广袤地区拓展关系并争取支持。
事实上，到了1940年1月，德国最高统帅部正在热议应该如何鼓动苏联介入中亚和印度。德意志国防军最受人尊敬的高级军官之一约德尔（Jodl）上将，就德苏和挺进中东的行动制订了多个计划：“只需付出很少的努力”，就能够制造出“对英国的威胁”。当然，德国人还精心地设计了一个大胆的单独计划，让下台后已经定居柏林的国王阿曼努拉（Amanullah）重新统治阿富汗。因此，德国不断地在这一战略敏感地区制造混乱。“伊皮的法吉尔”（Faqīr of Ipi）可以说是20世纪30年代的奥萨马？本？拉登，他是一位禁欲的穆斯林，神秘而残忍，在宗教上十分保守，然而却支持社会革命。他被认为是破坏（巴基斯坦）西北边境稳定、转移英国精力物力的完美人选。不过，如何找到他是个难题，他行踪不定，曾经无数次从英国人手中逃脱。另外一个难题是如何悄悄地找到他：阿勃维尔认为假扮成麻风病专家可以不那么引人注目，但两名这么做的德国情报人员却在阿富汗军队的伏击中一死一伤，这一任务也以失败告终。当最后终于与法吉尔联系上时，他反而荒谬地要求德国帮助他对抗英国人。
在该地区的其他地方，德国人同样地积极拉拢关系。许多伊朗人和伊拉克人被希特勒的活力和雄辩所征服。他们之间有着许多共同点，比如纳粹政权与一些伊斯兰杰出学者都是极端的反犹太主义者。耶路撒冷的大穆夫提（the Grand Mufti）穆罕默德？阿尔？侯赛尼（Mu？ammad al…？usaynī）对希特勒的上台表示欢迎，称其为“阿尔哈吉？穆罕默德？希特勒”（al … ？ajj Mu？ammad Hitler）。德国首脑的反犹观点很受穆斯林的支持，他们将犹太人视作“败类和病菌”。
整个地区对德国的仰慕进一步加深。一些学者指出，希特勒在20世纪30年代为德国人打造的意识形态与波斯人当时的做法极为相似：“净化”波斯语和波斯习俗，以及（像纳粹一样）努力重回半神话的黄金时代。实际上，据推测，将波斯正式改名为伊朗的决定，正是驻柏林的德黑兰外交官们向国王灌输“雅利安主义”（Aryanism）思想、强调伊朗与德国拥有共同语源和历史遗产的结果。
同样，伊拉克复兴党（Ba'ath Party）的成立在很大程度上也要归功于纳粹的宣传和复兴思想。希特勒与沙特国王特使之间也有过交流。希特勒在1939年告诉特使：“我们将阿拉伯人视作最亲密的伙伴，其原因有三：第一，我们对阿拉伯世界没有任何领土上的欲望；第二，我们有着共同的敌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