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第7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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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及购买武器，伊朗国王举双手赞成。他痴迷于飞机、导弹和大炮，还曾经向英国驻伊朗大使请教：“奇伏（Chieftain）坦克的马力是多少？”这让大使难以回答。从苏联到法国，从东德到英国，所有卖家都想分一杯羹。伊朗拥有着似乎无限的金钱，问题只在于购买谁家的地对空导弹系统、哪国的反坦克装置和战斗机，以及哪个中间人值得信任，以便局外人在这个陌生的圈子里能够顺利地完成交易。
在伊拉克，用于军事装备上的开支在1975年至1980年间增长了6倍，几乎占到国家预算的40％。很少有人担心伊朗与伊拉克之间的地区性军备竞赛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或者不断增长的武器开支将使这两个国家走到怎样的危险地步。相反，只要有需求，只要有资金，中东和波斯湾地区国家大规模购买武器的道路就会畅通无阻。伊朗买进越多的奇伏坦克，以色列买进越多的幻影飞机，叙利亚买进越多的米格…21和米格…23战斗机，伊拉克买进越多的苏制T…72坦克，沙特阿拉伯买进越多的美式F…5战斗机，对英国、法国、苏联和美国的经济就越有好处。
在核武器问题上也是如此。在21世纪初，像伊朗、伊拉克这样的国家，发展任何形式核力量的打算都会引起国际上的谴责和怀疑。核问题已经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密不可分。伊拉克的核潜力，以及国际原子能机构观察员无法核查可能的或已知的核设备、实验室和离心机的事实，甚至成为了美国2003年入侵伊拉克并推翻萨达姆统治的根本借口。
伊朗显而易见的发展核力量的决心，以及其处理放射性物质的能力，也引发了同样的问题。“我们不能让政治和谎言遮蔽现实，”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John Kerry）在2013年冬天说道，“（奥巴马总统）一直有决心，而且清楚地表示，他在必要的时候将准备用武力来解决伊朗的核武器问题，他已经部署了所需的部队和武器。”对于地球及全球安全来说，想要研制核武器这一想法本身就是危险的。时任美国副总统迪克？切尼在2005年时说道：“伊朗人坐拥储量庞大的石油和天然气。没有人能够解释为什么他们还需要核能来发电。”亨利？基辛格对此表示同意：“对于像伊朗这样的主要产油国而言，使用核能是种资源浪费。”
然而在数十年前，这些人与美国政府对此事的看法却全然不同。事实上，伊朗和伊拉克之所以能够获取核资源，要感谢美国的积极支持。当时，艾森豪威尔政府提出了一个名为“为了和平的原子能”（Atoms for Peace，现在看上去这个名字着实滑稽）的计划，目的在于使美国得以加入一个“国际原子能组织”，同时让一些好友政府获得用于非军事用途的4万千克铀…235。
在长达三十年的时间里，作为共同对抗苏联阵营的回报，分享核技术、设备和原料一直都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一项基本内容。随着苏联人涉足亚洲和波斯湾地区，美国急需加强伊朗国王对自己的支持，他看起来像是该地区唯一可靠的领导人——即便也有一些人不这么认为：一位著名的沙特人曾经提醒美国驻利雅得（Riyadh）大使说，伊朗国王是个“反复无常的自大狂”，如果华盛顿没有认识到这一点，那么“美国的观察力一定出了问题。”
尽管一些心存怀疑的人提出警告说不要对伊朗人“百依百顺”，但苏联势力在该地区的扩张还是促使其他人——尤其是基辛格——认为，对伊朗国王的支持力度应该加强。因此，当国王在70年代中期访问华盛顿时，基辛格在为总统准备的外交照会上强调美国明确支持伊朗国王的重要性，并称其为“一个有着非凡能力和见识的人”，尽管这样的赞誉无法掩盖伊朗政府腐败和无能的顽固程度。
为了支持伊朗破坏邻国伊拉克稳定的计划，美国人甚至不惜挑起库尔德人（Kurd）的暴乱，从而酿成了一场悲剧。在扑灭一次暴动之后，伊拉克政府对北部库尔德少数民族展开了残酷的报复行动。但是，当伊朗与伊拉克就长期以来的领土边界问题达成协议后，曾经鼓动起义的美国现在退到一边，坐视库尔德人被牺牲掉。负责调查70年代美国秘密外交政策的派克委员会（Pike mittee）得出结论：“即便是在秘密行动中，我们的政策也是见利忘义的。”基辛格称他的回忆录第一卷受篇幅所限无法讨论这一事件，但读者在第二卷中也没找到相关内容，这是完全可以预料到的。
在其他方面，伊朗国王也在规划着未来。他意识到70年代初的石油财运不会永远都有，而且石油储备总会有开采完的那天，这将影响伊朗自身石油需求的稳定性。尽管美国限制了空调的运行，但对石油的需求仍然在上升，这使得伊朗以及其他石油国有充足的资金制订长期规划。由国王特别交代的一份报告称，核电是能够满足伊朗需求的“最经济的电力来源”。石油价格只会上涨，而核电站的建设和维护成本将会下降，发展核工业似乎是显而易见的策略，特别是这一盛大工程还能体现伊朗的现代化程度。国王亲自主持该项目，并且让新成立的伊朗原子能组织负责人阿克巴尔？埃特马德（Akbar Etemad）博士直接向他汇报相关进度。
第一个给予他们支持的是美国。在1974年签订的一份草案中，美国同意出售两个核反应堆和浓缩铀给伊朗。协议的内容在1975年得到进一步扩充，其中包括以64亿美元的固定价格向伊朗提供八座反应堆。第二年，福特总统批准允许伊朗购买并使用一套美制的核系统。该系统中包括核废料回收设备，能够从核反应堆燃料中提取钚，从而使得伊朗具备了完成“核燃料循环”的能力。福特总统的白宫办公厅主任毫不犹豫地批准了这次交易，而这位主任正是迪克？切尼，在70年代，他似乎并不认为“弄清”伊朗需要核能来发电的原因是件多么困难的事。
伊朗从美国的收获是其野心勃勃计划中的第一步，其更大目标是获得其他西方国家的技术、专业知识和原材料。在与西德联合电力公司（Kraftwerk Union AG）签约后，波斯湾港口布什尔附近的两座压水反应堆开始动工；该公司还承诺提供初始的核燃料，并且在有必要时给予再次装载。伊朗还与联合电力公司、布朗？勃法瑞有限公司（Brown Boveri）和法马通公司（Framatome）签订了下一步有关另外八座反应堆的合作意向书，其中有向伊朗提供浓缩铀的条款。协议还规定，这些铀要在法国加工并回到德黑兰进行浓缩，或供伊朗国内再利用，或卖给由伊朗挑选的第三方。
尽管伊朗是1968年《核不扩散条约》的签约国，但是情报委员会却一直在议论伊朗的秘密核武器计划。这一点儿也不奇怪，因为国王偶尔会宣称伊朗将提升其武器能力：“这是确定无疑的，而且会比任何人认为的都要快。”1974年，中情局一份评估核扩散的报告认为，尽管伊朗的核开发还处于早期阶段，但伊朗国王有可能在80年代中期实现这一目标——“如果他还活着的话”。
其他国家同样在发展民用核设施的同时提升其武器能力。70年代，伊拉克在萨达姆？侯赛因的指示下，投入巨资研制核弹头。萨达姆野心勃勃，为海达尔？哈姆扎（Khidir Hamza）博士设立了一个“每年六枚核弹头的生产目标”，后者在80年代中期被任命为该项目的负责人。这一生产速度将使伊拉克的核弹头数量在20年内超过中国。大批的伊拉克科学家和工程师被送到国外接受训练，其中法国和意大利是首选。与此同时，伊拉克国内也万事俱备，准备通过民用核计划获得建造核武器所需的科技、技能和基础设施。
伊拉克人前进的步伐毫不动摇。他们从苏联得到一座2兆瓦的研究用反应堆，并在1967年达到临界状态。之后伊拉克将注意力转向石墨气冷反应堆，以及能够生产钚的回收设备。在遭到法国的断然拒绝后，伊拉克又向加拿大发出试探，希望购买类似于帮助印度在1974年成功进行核试验的反应堆。这一试探促使法国人重启了与伊拉克的谈判，并最终同意建造奥西里斯（Osiris）研究用反应堆以及一座更小的反应堆。这两座反应堆都将使用武器级的铀作为燃料。更多军民两用的设备购自意大利，其中包括热室以及钚分离和处理设施，它们能够从经辐射照射的铀中提取钚。利用这些设备，伊拉克每年可以生产8千克的钚。
很少有人怀疑在这些表面行为的背后有着更多不为人知的动作，而且能源可能并不是唯一的动机。不过，以色列一直在密切监视着这些进展，并且获得了关于周边国家军事化的详细情报，尤其是位于巴格达附近图韦萨（al…Tuwaitha）的塔穆兹（Tammuz）核设施，即更为有名的奥西拉克（Osirak）核电站。以色列同样在本国的核武器计划上投入了巨资，同时对一套法国设计的、射程超过200英里的导弹系统进行改造。到了1973年赎罪日战争时，以色列被认为已经建成了一座拥有13枚核弹头的军火库。
对于这些行为，在必要的时候，西方国家会装作看不见。例如对伊拉克，英国在70年代初的结论是：“尽管令人感觉压抑和非常不快，但是目前的政府似乎控制得很好。”这是一个稳定的政权，因此英国可以与之做生意。同样地，巴基斯坦的活动也无人理会。该国于70年代在地下修建深层设施，以便进行秘密实验，并且最终成功试爆。他们在俾路支斯坦（Balochistan）的拉斯库山（Ras Koh）开凿了五条深入地下的平行隧道，每一条都能承受2万吨的核爆威力。巴基斯坦的科学家遗憾地说：“西方国家坚信，像巴基斯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永远不可能掌握这一技术”，然后 “执着而兴奋地把所有东西都卖给我们……他们真的是在央求我们买他们的设备”。事实上，像美国、英国和法国这样拒绝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检查和约束的国家，很难看到他们的核扩散行为遭到严厉的指责。他们对那些偷偷摸摸进行核试验的国家感到恼火，但事实上，隐藏在这些虚伪的发达国家背后的，是争先恐后掠取现金或廉价石油的狂热。
控制核材料扩散的努力也是敷衍了事。1976年，基辛格建议巴基斯坦停止它的（核材料）回收项目，而使用正在伊朗修建的美国设施。该设施的提议者正是迪克？切尼，意在使之成为本地区的能源枢纽。当巴基斯坦总统拒绝了这一提议后，美国威胁要中断对该国的援助。
基辛格也开始重新考虑，允许外国政府获得构成核力量基础要素的技术及方案的做法是否明智。“我对伊朗（建造和反应堆的）交易感到十分厌倦，”他在1976年的一次国务院会议上这样说道，尽管他在这一交易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虽然我批准了它，但我明白无论在哪里这都是场骗局……我们是唯一一个头脑发热、不切实际的国家，干着违背我们国家利益的蠢事。”
在华盛顿，越来越多的类似观点表明美国已经陷入了困境，而且还没有太多的选择余地。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员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也清楚地表达了这样的意思，并随后指出：鉴于与其他国家的政治关系已经破损，“美国眼下没有任何可以取代伊朗的潜在盟友”。尽管伊朗国王的政权饱受批评，尽管西方媒体不断指责伊朗警察机构萨瓦克的残忍行径，美国政府仍然给予该国明确而坚定的支持。卡特总统在1978年的新年前夜作为晚宴嘉宾飞到德黑兰。总统说道：“在这个日益混乱的地区，只有伊朗是一座稳定的岛屿”，这要归功于“国王的伟大领导”；这个国家的成就“依赖于陛下本人，依赖于您的领导，以及您的人民对您的敬佩和爱戴”。
这与其说是怀揣理想，还不如说是对现实的视而不见。每个人都清楚风暴正在酝酿。在伊朗，人口增长、快速的城市化以及专制政权的铺张浪费，酿成了一杯有毒的鸡尾酒。习以为常的腐败，使得用来建造反应堆的数亿美元“佣金”统统落入了王室成员以及政治亲信的口袋。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德黑兰的局势岌岌可危，越来越多的人涌上街头抗议社会不公和生活成本的增加，原因是全球石油供应超过需求导致了石油的价格一路狂跌。
不断加深的分歧对霍梅尼来说十分有利。作为1975与伊朗国王达成协议的一部分，伊拉克曾将他驱逐出境，之后他便流亡巴黎。他的大儿子可能在1977年被萨瓦克杀害。现在，霍梅尼站出来控制了局面，宣称将立即对伊朗的现有弊病开出药方并承诺治愈它们。霍梅尼是一个出色的宣传者，他能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