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第7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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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及其盟国的首要目标是取得控制权，废除该地区现存的动荡、危险的政权。因此他们只需克服眼下的困难，暂不考虑接下来可能或应该会发生什么。解决短期危机远比长远设想更为重要。这一点在2001年9月针对阿富汗制订的计划中就体现得十分明显。“美国政府不应该为塔利班之后的事情操心”，空战开始后的一份文件这样宣称。击败“基地”组织和塔利班是关键所在，至于之后会发生什么，可以留到以后再考虑。
伊拉克战争是美国短视行动的典型案例。当时，推翻萨达姆政权是重中之重，美国根本不考虑日后伊拉克将会怎样。布什政府执政第一天就迫不及待地要清除萨达姆，新上任的国务卿科林？鲍威尔（Colin Powell）在布什就职典礼后不到72小时就明确提出要“更替伊拉克的政权”——当时离九一一袭击事件爆发还有几个月。恐怖袭击发生后，美国的注意力几乎立即转移到了萨达姆？侯赛因身上。当美军牢牢控制了阿富汗之后，国防部开始全力部署美军在伊拉克的行动。正如拉姆斯菲尔德与中央司令部司令汤米？弗兰克斯（Tommy Franks）将军的会议记录所表明的，现在的问题很简单：“什么时候动手？”
美国设想了三种可能，每种可能都能让它有足够的理由采取军事行动：萨达姆可能会“向北部的库尔德人采取行动”，2001年11月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这样怀疑；或是证明萨达姆“与九一一袭击或炭疽袭击（2001年9月，含有炭疽杆菌的信件被寄给数个新闻媒体机构以及两名美国参议员）有关”；或者调查指控伊拉克“制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似乎是条行得通的理由，正如底下的一条批示所说的：“现在可以想想怎样进行杀伤性武器调查。”
2002年全年一直到2003年初，随着生化武器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调查进入关键阶段，伊拉克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美国当然不肯罢休。一份报告指出，由于缺少巴格达与九一一事件有关的确凿证据，只有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可能支持开战，而且他要为此付出“相当大的政治代价”。而另外一份报告则强调了如下事实：“许多，甚至是大多数与美国结盟或亲近的国家（特别是在欧洲）对在伊拉克全面开战颇有顾虑。”由于估计到联合国不会明确授权采取行动，美国开始为发动全面战争寻找合法外衣。
关键在于要确认伊拉克不仅计划生产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且正在偷偷摸摸这么做着，同时还给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工作设置障碍。某些时候，这给核查人员本身也造成了麻烦，他们不得不夸大事实、寻求妥协，否则就会有危险。例如，2002年春，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总干事、巴西人何塞？布斯塔尼（José Bustani）在一次特别的闭门会议后遭到罢免，这是重要国际组织的负责人首次被强制解除职务。美国极尽所能地捕风捉影，决意将针对伊拉克和萨达姆的指控做到滴水不漏。2003年2月5日，科林？鲍威尔在联合国会议上说道：“我今天所讲的每一句话，都有确凿的证据支撑。没有一句是推断。我们给出的都是基于可靠情报的事实和结论。”
实际上情况并非如此。仅仅在一周以前，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一份报告得出的结论是：“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找到伊拉克试图恢复其20世纪90年代核武器计划的证据。但这还需要作进一步的核实。”2003年1月27日，联合国监核会主席汉斯？布利克斯（Hans Blix）表示，尽管核查人员不时会面临骚扰，但“到目前为止，伊拉克对核查人员提出的要求基本上还是非常配合的”。
最终，美国没有找到萨达姆？侯赛因与2001年“基地”组织袭击直接有关的证据。事实上，2003年3月19日美军在入侵巴格达后所发现的数百万页的文件中，几乎没有找到提及恐怖主义的字眼。相反，与伊拉克情报机构相关的文件显示，伊拉克还曾经力劝巴勒斯坦解放阵线首脑阿布？阿巴斯（Abu Abbas）等人不要采取任何过激行为——该阵线曾在20世纪80年代策划过一系列令人震惊的袭击行动。这些文件表明，伊拉克无论如何都不会对美国发动攻击，除非美国入侵伊拉克。
同样，正如我们现在所知道的，那些在脑中构想出伊拉克拥有庞大而复杂的核武器计划、从而威胁到地区和世界和平的人，也根本没有事实依据。那些被科林？鲍威尔认为是生物武器设施、而且“藏在棕榈树丛里……每个月至少转移一次以躲避探测”的拖车，后来被证明是气象气球，正如伊拉克当初所解释的那样。
美国不计一切代价地清除萨达姆，导致它在长远规划上出现了严重失误。战争期间，各种文件和书籍描绘的都是解放伊拉克后的美好未来。一项重要的研究资料乐观地指出，伊拉克的石油是一笔“惊人的财富”，它能“惠及该国的每一个公民”，无论他们属于哪个民族、哪个宗教。人们幻想着财富将会得到公平合理的分配，对未来充满不切实际的期望。车到山前必有路的想法也是无处不在。“伊拉克和阿富汗不一样，它是一个相当富裕的国家。”2003年2月，白宫发言人阿里？弗莱舍（Ari Fleischer）在一次简报会上说，“伊拉克人民有着巨大财富，他们（将轻而易举地）承担起重建国家的大部分重任。”在2003年3月，即美国入侵伊拉克8天后举行的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听证会上，施瓦茨科普夫将军的副手保罗？沃尔福威茨（Paul Wolfowitz）也表达了几乎完全相同的观点。他坚信，没有什么可担心的，“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有充足财力去重建自身的国家，这一进程不会花费太长时间”。他轻松地预言，石油将在未来两三年内为伊拉克带来500亿到1000亿美元的收入。
除掉萨达姆将使伊拉克变成一块流淌着牛奶和蜜糖的土地，这种观点无疑是一厢情愿。当军队进入阿富汗，政策制订者曾严肃地指出，美国“不应与塔利班之后的阿富汗有任何军事上的牵扯，因为美国将大力投入到全球范围内的反恐斗争中”。在伊拉克也是如此：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的计划，入侵伊拉克需要27万名军人，但是三年半之后只需一支不超过5000人的地面部队。在放映幻灯片时，人们只想看自己愿意看到的东西，所以这一规划看上去很合理。换句话说，这些战争都是能够速战速决，并且能为整个亚洲中心地区建立全新平衡秩序的轻型战争。
然而，在这两个地方，战争最终都变得漫长无期且耗资巨大。巴格达政府倒台后，内战和大规模暴动席卷了伊拉克全国。同时，阿富汗对美国的干预也在做着坚定而多变的抵抗，正如在20世纪80年代他们反抗苏联人那样，巴基斯坦也再次为这些不屈不挠的阿富汗战士提供着关键的支持。数千名军人付出了生命，超过15万退伍老兵受到了七级以上程度的伤残。军事行动还造成了数十万阿富汗平民伤亡。这些平民或者是因为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错误的交火地点，或者遭遇无人机和汽车炸弹的袭击，而美国将这些都称为“间接伤害”。
战争耗资的增长速度同样让人吃惊。据估算，伊拉克和阿富汗行动的成本高达6万亿美元。如果将长期医疗护理和伤残补偿金也算进的话，相当于每个美国家庭要负担75，000美元。这也意味着美国的政府债务在2001至2002年间上涨了大约20％。
甚至，连军事干涉本身的效果都大大低于预期，而且还让许多事情变得更糟。到了2011年，据前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他在当年3月的白宫会议上认为前景暗淡）称，奥巴马总统几乎已经准备放弃阿富汗了：“总统不信任他的司令彼得雷乌斯（Petraeus）将军，不能忍受卡尔扎伊（Karzai，阿富汗总统），对他自己的战略方针没有信心，也不认为这是一场他自己的战争。他一心想的就是怎么撤出来。”这一表述惹恼了卡尔扎伊总统（在很多人看来，是西方扶植了他、支持着他并且喂饱了他）。他告诉作家威廉？达尔林普尔（William Dalrymple），因为美国的政策，阿富汗人受到了巨大的伤害，美国人“不是在打击恐怖主义，他们（恐怖分子）从未被消灭，美国人是在不断地伤害着阿富汗和她的人民”。他说道：毫无疑问，“这是背叛”。
同时在伊拉克，人们只能看到人员的伤亡、高昂的代价和破灭的希望。在萨达姆？侯赛因倒台十年后，该国的民主状况依然令人担忧。在人权记录、媒体自由、少数民族权益、腐败行为和言论自由方面，现在的伊拉克并没有比萨达姆时期表现得更好，在某些方面甚至做得更差。少数民族遭受着荒唐的暴力行径，动荡和骚乱使得这个国家陷入了瘫痪，前途一片暗淡。
这对整个西方，特别是对美国的声誉造成了严重的损害。在九一一袭击发生两周后，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给布什总统的建议是：“我们应尽量避免造成美国人正在杀害穆斯林的印象。”除了这种显而易见的敏感印象，更多的人开始关注那些未经审判就被囚禁在关塔那摩（Guantánamo）监狱的囚犯——美国之所以特别选择这里，是为了让犯人不受美国宪法的保护。对伊拉克战争爆发原因的调查发现，决策者们曾故意歪曲并篡改了某些事实，以便让他们在闭门会议中商量出来的决策能够获得支持。美国还对后萨达姆时代的伊拉克媒体进行控制，让记者们用“美国官方信息”鼓吹自由概念、描绘美好民主未来，这种做法使人不禁想起当年只顾梦想、不顾现实的苏联式的政治宣传方式。
此外，法外引渡、频繁拷打，以及用无人机袭击有威胁的人物（尚未得到证实）等做法也引起了舆论的争议。一方面宣扬民主至上，另一方面使用帝国主义手段的虚伪行径使许多人感到恐惧，充分展现了西方说一套做一套的狡猾形象。一些人是如此震惊，以至于他们决定要将大量保密信息泄露出来。透过这些信息，人们终于看到了决策是如何被制订出来的：独断，粗暴，罔顾国际法和国际正义。就连情报机构自身也强烈意识到，这些会给西方的形象抹黑，于是他们拼命地为虐囚行为保密，即便面对来自美国参议院的直接问询。
除了将注意力放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美国还不忘制裁伊朗。但正如20世纪90年代的伊拉克一样，受制裁影响最大的是穷人、弱者和被剥夺了选举权的人，制裁让他们的处境雪上加霜。对伊朗石油出口的限制不仅关乎伊朗公民的生活水平，还影响到了住在地球另一边的人们：全球能源市场上每单位天然气、电力和燃料的价格关系到明尼苏达的农夫、马德里的出租车司机、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区的女性，以及在越南种咖啡的人。我们所有人都会直接受到数千英里之外强权政治的影响。在一些欠发达地区，几美分就决定着生与死；对于那些发出的声音无法被世界听到的人——如孟买贫民窟里的母亲、蒙巴萨（Mombasa）郊区编篮子的人，或是试图抗议非法开采行为的南非妇女——而言，实施禁运或许就意味着被判为死刑。于是，伊朗只好被迫否认他们的核计划得到过美国的支持，尽管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确实将一些技术卖给了一个专制、狭隘、腐败的政权。
除了向德黑兰施加外交和经济压力，美国还一直明确地强调它可能会考虑使用武力迫使伊朗终止铀浓缩计划。在布什执政的最后阶段，迪克？切尼还在呼吁对伊朗核设施进行打击，尽管布什尔（Bushihr）核反应堆现在正受到精密的俄罗斯“道尔”（Tor）地对空导弹系统的保护。切尼在2009年说道：“比起我的同事们，我可能更主张采取军事行动。”虽然曾有人提醒他，先动手可能会使该地区的形势更加恶化，但他仍然反复地强调自己的观点。例如，他在2013年时说道，除非用战争来威胁伊朗，否则谈判必将失败。他告诉美国广播公司新闻频道说：“除此之外，我想不出其他途径。”
华盛顿认定，西方必须使用武力威胁来实现他们的目标。国务卿约翰？克里在2013年11月说道：“伊朗必须要证明它的核计划真的是用于和平目的。”他警告道，“总统……已经明确地表示，他并没有放弃采取军事行动的威胁。”2014年1月，克里在接受沙特阿拉伯国有电视台采访时这样说道：“美国已经做好了战争的准备。”如有必要，他补充说，美国将“会做它必须要做的事”。奥巴马总统也强调说：“为了捍卫美国的利益，到了关键时刻，我将毫不犹豫地使用武力。”
尽管美国试图用威胁迫使伊朗坐到谈判桌上来，但它似乎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