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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部分

乾隆十三年-第32部分

小说: 乾隆十三年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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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是,乾隆与雍正与康熙晚期的“客观形势”究竟有多大的不同,从而导致了他们行政风格的极大变化?这种短期的“事件史”,是否能套用“长时段”的“背景变化”予以说明?第二,人是这样“客观”的吗?如此,他岂不成了“条件反射”下的“实验室动物”?
  这还涉及历史研究的目的:是关心当事人的思想行为呢(传统史学看重的即“传主”的道德心性和治术经济),还是要得出什么“历史规律”,或历史的“客观真相”?
  属于后者的表现有,谋求给当年忽左忽右的政策措施作些辩护,或为之寻找一种代替物。也许正是因此,才产生了清史研究中一系列的“虚妄史观”,如“失去了的机会”云云(这成为清史研究所主要的史学发现)。
  相反,我们作政治史,恐怕需要的是更多的“自下的”、“细致化”研究。以“短时段”“事件史”为特征的政治史,研究目标并不是那些“长时段”的“客观物质因素”。
  在方法上,不可仅仅依靠“考据学”的方法,而必须依赖“直觉”,或章学诚所说之“性灵”、“神解精识”。
  举例来说,法国朋友曾因“反行为”出自直觉,而特别加以肯定。不错,那确是我发自“一念”,而后经过访谈调查,才确定了的。当然,利用直觉是年轻学子不好把握的,但不要因此就“自废武功”。
  所以,史学是大学问,不要看不起史学,也不要看不起自己。
  至于“理论”,有一些属于“社会科学”的学科,如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可能是“理论”领先的,我们“人文学科”则不见得。李零曾说:“理论只是敲门砖”,就这一意义来说,我们历史学并不是为了追寻什么“理论”的(更不能说我们是为他们服务的)。
  如果说我们史学也有我们的理论,那就是一些“实打实”的解释,如人口理论、地区理论、佃农理论,等等;跟社会科学那种“先导性”的理论不同。'5'
  因此,不要怕有人“反对”,也不要怕有“对立观点”。过去有学生说高老师是走在“刀锋”上;不错,治史要有“胆识”;而且,这世界是“相生相克”的,要没人反对,那可就奇怪了!(参见我的博客“不能仅靠考据而须依赖直觉”、“怎样识别文本的真正含义”、“什么是直觉”、“关于考据学批判”)
  * * *
  '1' 我曾给筹备政治史会议的同仁写信说:会议通告已阅,建议增加“政府政策”、“经世学派”诸内容,以宽大之;而来自其他同仁的批评,也对我把“经济政策”归于“政治史”的范畴,表示不解。
  '2' 在《乐善堂全集》里,皇上特别不直汉武帝之所为,其《汉武帝论》:“内侈宫室,外伐四夷”,“好兵黩武,与秦皇无异”,可见他的思想倾向;与准噶尔交战的历史,也不能不让他三思。而所谓“盛世”,更是康熙(后期)、雍正以来即流传的说法,所谓“康乾盛世”也非始自乾隆。
  '3' 批评者或举高斌的例子,说并不是所有“满洲贵族”都持相同的意见。其实,历史研究并不属于“科学”,而任何事务都可能存在“例外”;至于高斌,虽隶旗籍(后因女儿封为皇贵妃,赐高氏为高佳氏,复被抬入镶黄旗),原先却是汉人。
  '4' 据孙喆《康雍乾时期舆图绘制与疆域形成研究》:十七世纪以前,世界各国均没有明确的“领土”和“边界”概念。从那时起到十八世纪中叶,西方国家掀起划定边界、向近代国家迈进的热潮,英、法、俄、西班牙等国相继绘制了地图。“当十八世纪间,即欧洲各国大地测量亦尚未经始,或未完成。而中国全图乃已告竣”(翁文灏),成为最早最完整的亚洲大陆全图(李孝聪)。据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巴多明(法)曾进言康熙皇帝测绘中国全图,帝纳其言,乃于1708年命具有学技能识之欧洲传教师任其事;凡从事测绘中国全图之传教师,要以雷孝思(法)历地最广,任务最勤;始而周历塞外平原,其后足迹远至南疆,往来于云南野人山中;开始测绘长城一带地图,1709年事毕还京;帝甚嘉许,欲于全国各省悉加测绘;1710年偕杜德美(法)、费隐(奥)测绘东三省、直隶、黑龙江外地图;1711年测绘山东地图;杜德美、费隐等测绘长城以外喀尔喀一带地图,西抵哈密,1712还京;其他传教师测绘了山西、陕西、河南、江南、浙江、福建诸省及台湾、江西、湖广、四川、云南、贵州地图,至1717年初还京,遂集各分图为一总图,杜德美主持其事,1718年图成进呈;据雷慕沙《亚洲新杂纂》云:“此种广大测地事业前此在欧洲从未有人尝试,而能在八年之间告成”
  '5' 严耕望《治史三书》:史学研究是要运用归纳法求得新结论。演绎法只可用作辅助方法,不能滥用为基本方法。运用理论模式有时诚然可以有助于问题的解决,还因为它是西方史学的新动向。传统治史方法是要空荡荡的毫无一点预先构想,完全凭些散沙般毫无定向的零碎材料,自己搭起一个架子,自成一格体系。
  十八世纪,二十世纪的先声
  有书评说,美国学者罗威廉(W·T·Rowe)所作《救世》中第一句话,辟头便指出了十八世纪在近现代中国史中的枢纽位置,以及它与十九世纪经世学者的密切关联。'1'这是不错的,对我们重新认识“十八世纪经世学派”也不无帮助。但在笔者看来,这种联系就不仅在十八与十九世纪,更重要的,是在十八与二十世纪之间。
  这样说的原因之一,是由于我的学术兴趣始终徘徊于十八世纪与二十世纪之间,并主张“在当代经验与历史对象之间来回对比参照”。'2'1980年代,美国学术界由魏斐德(F·E·Wakeman)提议,从十六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都属于“近代史”的范围;黄仁宇(R·Huang)提出从明末一直贯穿至今天,“五百年为一元论”;笔者恰也有近三百年为“一个历史”的提法,'3'认为从十八世纪到二十世纪,这三百年间,许多问题仍是“同一的”,努力是“一致的”,它也许只是“一个历史”。这说法不免“惊世骇俗”,也成为拙作出版时编辑删削的唯一文字。'4'其后,个人研究更大幅度地转向了二十世纪,……也许,它终使我不能不面对十八世纪与二十世纪的正面关联,这样一个重大的问题了。
  当然,我们的认识仍须建立在对历史材料的了解之上,而暂把时下流行的各种“现代化理论”放在一边,或认为它们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亦无不可。'5'理论原产生于事实之上,对史事的新发掘新认识,也许会使我们得出新的理论。
  一、先从人口说起
  研究十八世纪,我们常常会遇到这一问题:为何要以人口开局?
  问题也许可以这样回答:首先,就是人口问题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其次,应该看到,从十八世纪中叶开始,全世界的人口出现了一个与前大不相同的持续增长,直到今天,成为世界历史上罕见的“共时现象”。
  在历史中,法国学者布罗代尔(F·Braudel)写道,“一切都同人口数字及其波动相关联”。在西方,人口在1100—1350年间有过一段长时间的增长,之后发生了急促的“退潮”;1450—1650年间重新增长,随后“减速”;最后一次从1750年开始,从此不再“倒退”。同一时期中国和印度人口增减的节奏,与之大致相同,“似乎整个人类都服从同一宇宙命运,与(人口)这个首要因素相比,人类历史的其余因素统统只能退居次要地位”。'6'
  我们也可以补充说,明清以来,中国人口的增长与西方仍有一定的差异,即每个阶段都比西方大约“早”了半个世纪,甚至更长时间。粗略地说,明代人口增加始于1400年(人口约8000万左右),结束于1600年(约有人口15000万);清代则始于1700年或更早(约有人口10000万)。'7'换句话说,中国自十八世纪之初(甚至更早,而不是1750年以后),即已遇到了人口增长这一“现代现象”。
  从1700年到1800年,中国人口增加到30000万左右(约为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1850年,官方统计达到43000万,'8'是即所谓中国“前现代”最大的一次人口增长。其后略有起伏,到二十世纪中叶,又开始了一轮新的更大的人口增长,这一次“现代”人口增长,使中国人口达到了10亿以上。其实,它们并不是两次(所谓“前现代”和“现代”的),而只是一次,或曰一个人口增长。
  所谓“十八世纪,二十世纪的先声”,第一件事,就表现在人口的增加上。
  对此,十八世纪的欧洲学者重农学派创始人魁奈说:在中国,随着财富的(成倍)增长,自然导致了人口增加。康熙皇帝的继承人制订了一些很有利的规章以激发农耕者的竞争。它在西方国家也应引起重视。'9'
  在十八世纪以来的世界“现代史”上,是人口增加推动了经济发展,还是经济发展促进了人口增加?或是二者互为因果?……其中许多问题还值得进一步探讨。迄今为止,大多数历史学家都把这次人口增长视为“工业革命”的“果”,如果我们视其为“因”(哪怕只是部分或几分之一的),便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换一角度,我们如若把它当做一个“现代现象”,那么,引起下文所示的一系列“现代反应”,也就没什么可奇怪的了。
  二、政府职权加强,又一个共时现象
  世界历史上的“共时现象”,曾经引起历史学家很大的兴趣。但可能争论最大,对我们来说也最有意义的,就是十八世纪这次了。'10'
  十八世纪,中国与西方世界“共时”的,在人口增长之外,还有政府权力的加强。
  在西方,随着“工业革命”的发生,政府的权力明显地加强了,这已是不争的史实。但在中国,相比之下,这段历史却不太为人注意。
  在一般的清史著述中,十八世纪政治史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中央集权的加强”、“赋役改革”、“整肃吏治”,以及“反贪污”这几件事了。这种状况自萧一山《清代通史》以来,几十年来几乎就没有多大改变。这与史实相去甚远。
  现有研究表明,清代在圣祖发现人口问题之后,经过康熙(后期)、雍正、乾隆三朝,在大约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即公元1700—1750年代),围绕这一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一系列的经济发展对策,从而构成了政府政策上一个极具连续性的、空前活跃的和充满生气的时期。
  康熙以来的有关想法,表现出了中国人口思想的主流,即以一种积极的态度,力求用经济的发展来满足日益增加的人口需要(而非限制人口的增长;其后洪亮吉的人口思想并没有逸出这个主流之外)。据说,以(发展)经济为主导解决政治问题的思想,是兴起于十九世纪的西方。'11'这样看来,我们怎能说清代的人口思想就是一个“传统”的产物,而不符合“现代”的标准?
  中国本具有前现代国家罕与伦比的政府与官僚组织,又值国力鼎盛时期,全力在各省推行劝农政策的结果,直接带动了政府权力的扩张。这是一段为中外学者“忽略”了的历史,但它却是中国史中一次重要的“脉动”,并与二十世纪(而不仅仅是十九世纪)的“大政府”现象直接有关。
  扩大地方官员职责,必然要增加他们的行政负担,而一州一县地方广阔,事务繁多,非州县知事一人所能身任。但中国自秦、汉形成一统天下的中央集权以来,二千年间,作为基层政府的州县数目只有很少量的增加,官员数量也无大的改变,可是全国人口已增加了若干倍,这就使地方政府不胜负担。针对这种现象,清代雍正、乾隆以来,屡次有人建议增设职官数额,设官专司农事(如设巡农御史)等。可惜的是,有清一代只是有限地增设了职官和增加了官员人数,而主要依靠州县本身职权的加强来满足其行政需要。中国政府官员的大量增加,是在清亡以后的二十世纪,但应看到,十八世纪这一要求已经产生,改变的根苗已经种下。
  在保证县级以上有效控制的另外一面,是在州县以下的基层,政府既缺组织,又乏人手,势难顾及全面。从某种角度看,近于一种无组织状态,资源分散,人员难以动员,有如“一盘散沙”。为推行政府有关政策,有人建议选用老农,或利用村长、乡长及乡约等,分任职守,或给以钱粮,成为专职、半专职人员。这就提起了中国二十世纪“上层”、“中层”、“下层”结构的“三层重建”问题。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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