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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部分

乾隆十三年-第35部分

小说: 乾隆十三年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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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熙年间,政府屡次蠲免田赋,也屡令田主照蠲免分数免征佃户田租。雍正十三年,高宗于免除历年积欠钱粮之时,再次“劝减佃租”:
  “(蠲免积欠,佃户未被恩泽)若欲照所蠲之数,履亩除租,绳以官法,则势有不能,徒滋纷扰。……近闻江南已有向义乐输之业户,情愿蠲免佃户之租者,……朕实嘉悦。其令所在有司,善为劝谕各业户,酌量减彼佃户之租,不必限定分数,……”'55'
  乾隆五年议定,旗地“若并未欠租而庄头土豪无故增租夺佃者,审实治罪”。同年,河南巡抚雅尔图请定豫省交租之例,改为按受灾分数减租,得旨允行。'56'寻因御史陈其凝奏,官为立法,强以必从,则挟制争夺,必滋扰累。议定仍照雍正十三年谕旨,实力奉行。'57'无疑问的,在所有政策制订中都存在着一个可行性问题,特别是对那些要在广大地区长时期中长期实施的政策来说,这一问题就更为突出。
  乾隆十三年,高宗阅《山东通志》内载圣祖希望山东有身家者“减轻田租”、“赡养佃户”谕旨时,又提起这一问题,谕:
  “今朕省方问俗,亲见民情风土,岁偶不登,闾阎即无所恃,……揆厥所由,实缘有身家者,不能赡养佃户。……夫睦娴任恤,自古为重,利岂专在贫乏,富户均受益焉,……何如有无相资,使农民不肯轻去其乡,即水旱无虞大困。……”'58'
  似已超出了前述蠲免的范围,而提倡一般性的减收田租。是年,雍正五年所定“田主苛虐佃户及佃户欺慢田主之例”,也终于修订完成。从此追讨欠租就变成了政府的责任,用斯科特的话来说,目的就是实现国家的“直接统治”。'59'同一时期,民间租佃关系也有所调整,地租实收率不断下降(大约下降了二十个百分点),租佃制度得以修订。'60'
  康熙年间黄六鸿曾说,“有司诚能爱民”,应“视四境之土田,如己之庄产,四境之农夫,如己之佣佃”。'61'这种把所有田产、农夫都视为国家之产、国家之佃,以及让政府积极承担更多责任的想法,正是在乾隆初年得到了高度的发挥,并在土地与租佃制度的讨论中得到充分的显现。
  清政府对于改变土地制度的主要设想,出于种种原因,最终未能实行。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清人正是通过这一轮讨论,才确立了当时的土地制度和租佃制度,而不再将其变更。清代的这些制度,——包括土地占有在内的财产私有权,土地的租佃制度,小农的家庭经营,农民选择生产项目和行业的相对自由,某种水平的市场组织和市集活动的存在,——都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对它于无论怎样评价,其作用却是无法抹煞的。正是这些问题,到二十世纪又重新引起了巨大的争论。它在严厉的批判之后,又在二十世纪最后二十年内,随着“农村改革”的发生而一一恢复。因此,在二百年前发生的这场争论,就更值得今人重视。
  十、划分社会阶层
  十八世纪中国还存在着类似“划分社会阶层”的现象,据法国学者魏丕信(Will)研究,在因灾对纳税人蠲免赋税时,政府规定纳税在五两以上的算作“富户”,一两以下的即为“贫民”,介于二者之间的为“小户”(其他经济上的差别则不考虑)。其中“富户”不予蠲免,“小户”依照受灾损失程度依次减免,“贫民”则全部蠲免。在因灾赈济时,必须优先照顾最贫困者,如果情况允许,再扩展到受灾较轻的那部分人;尽管在中央政府眼里,典型的救灾受益者就是只靠自己劳动维生的农民家庭。乾隆初年,一个制度建立起来,它把人口按照“贫”、“富”的范畴进行划分。大体上是分为几个富民阶层(如极富、次富、稍富)和几个平民阶层(极贫、次贫、稍贫)。有些时候,其划分标准是极为经验性的(如“产微力薄,无担石,或房倾业废,孤寡老弱,鹄面鸠形,朝不谋夕者,是为极贫”;“田虽被灾,盖藏未尽,或有微业可营,尚非急不及待者,是为次贫”),有的则提出了一些量性标准。如“极贫”为:没有任何财产,无手工业、山地等副业收入,租种地少于十五亩(或拥有自耕田地不足十亩),被灾损失达到八九分者,或“赤贫无力,及四贫无告者”;“或系佃民,或田地在十亩以内,又全行被灾,冬春难以存济者,俱应列为次贫”,等等。人们可以看到,是佃户还是小自耕农,这种土地关系的区分在确定农民地位时具有的重要性。虽然这里并没有所谓“社会阶级”的概念,但这种方式仍使人联想到二十世纪土地改革中的分类(至少在表面上看是这样),如贫农、中农、富农等。'62'
  看来,在十八世纪,“富户”与“贫民”似乎已成了一个对立物,而被常常提起;'63'“地主”或“富户”似乎也不是什么好名词了。'64'
  如康熙四十二年(1701)圣祖谕旨:
  “朕四次经历山东,于民间生计,无不深知。东省与他省不同,田野小民,俱系与有身家之人耕种。丰年则有身家之人所得者多,而穷民所得之分甚少。一遇凶年,自身并无田地产业;强壮者流离于四方,老弱者即死于沟壑。”'65'
  我过去在教学中,总感觉这与其他史料对不上号。魏丕信也提到这点:较新的研究数据(约1900年)提示,在山东的多数地区,大部分农户是自耕农,还有少数大地主。但为什么康熙上谕(及十八世纪初年的一批类似的材料)要“夸大租佃制流行程度以及富户的影响”呢?这显然是“有其一定用意”的。即“期望”地主对佃户能够“贫富相助”、“有无相资”,帮助穷人渡过难关。尽管这种意识形态在多大程度上与现实相关还是一个问题。'66',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尽管她描写的是十九世纪以后,也属于把问题贯通来看的一种努力。)
  在我看来,在这种“意识形态”或是“流行看法”之下,地主(富户)已被置于一个受到质疑的地位,并且被加上了若干社会责任。这可不是什么令人称羡的角色,而且多少带有了一点“反派”的色彩。其行为一旦不孚众望,就可能被扣上一顶“为富不仁”的大帽子,成为打击的对象。'67';欧阳兆熊、金安清:《水窗春呓》:江忠源为秀水令时办赈,制两匾书,捐有成数即赍花红鼓吹,以“乐善好施”四字褒之;否则,大书“为富不仁某某”额于门首,责令地保巡视,毋使藏匿。又,多捐者给予禁抢告示一纸,犯者照某甲一率处死,数日之间捐银十余万两,盖皆欲得此告示作护符耳。又,段光清:《镜湖自撰年谱》:余(任建德县时)问某富家:“今年灾荒,伊家何以尚有如许谷子?”并嘱曰:“明春乏食,尚毋再积,且必零卖也”。又称:保富安贫,“但可存于心,不可形诸口,况可施之文牍乎?”由是必将纷纷扰富户。)又因其不免“启乡绅挟制朝廷之渐”,而可能引起朝廷的猜忌。'68'
  如果一定坚持清代是什么“阶级国家”的话(虽然以二十世纪的经验看来这一点也不无疑问),我们也可以说,其政策可能并不是向“富人”倾斜的,而可能是恰恰相反。例如,无论是在追讨旧债,'69'还是清理欠租方面,“富户”都是很难如愿,而官府也往往不是站在他们一边的。'70'
  以上史实也透露出,“地主”(或所谓“大地主”)已横亘在政府与万民之间,早晚要成为“现代化”过程中的清理对象。这不但是逻辑使然,事实上,二百年以后国民党、共产党即分别实行了土地改革。
  十一、工业政策和工业发展
  但不管我们把清史说得多好,有一件事却是不能回避的,这就是清代没有能实现“现代化”,没能把中国经济引入“机器工业”的发展阶段。这些说法也许不错,但要把它归为清代(或清政府)的“罪责”,一切评价都以曾否“工业化”(“自行实现资本主义”)为转移,必将会带来极大的认识偏差。至少,会把本文中谈到的大多数问题置于被忽视的地步。
  现在已有研究发现,清代中国是有着自己的“工业”和“工业区”的。'71'李伯重写道,世界先进国家“工业化”的发展过程中,就存在着这样一个“早期工业化阶段”。正如美国经济学者诺斯(North)所说:“工业革命并非与我们有时所认为的那种与过去根本决裂;恰恰相反,它是以往一系列渐进性变化的积累”。它经历过一个“农村家庭工业时期”,其特点就是农村家庭手工业并未脱离农业,且大多与纺织业有关;其中商业性手工业生产的收入已经超过农业收入,家庭手工业由原来的农家副业的变成了主业。这也被称为“原始工业化”,虽然并不能必然导致近代工业化的出现,但已构成了它的一个先行阶段。'72'
  事实上已有许多例证表明,清代十八世纪,在长江三角洲上千万农民的生产经营中,传统工业的地位已远远超出了其农业部分;在这一地区,农村工业已不是什么“副业”,而是主业和正业;这样的农民,亦工亦农,与其称之为“农民”,还不如称之为兼营农业的“工人”更为切近。正是因为这样一些理由,可以把它称为“(传统)工业区”,而不再简单地把它与其他农作地区等同看待。无疑,它的出现应被视为清代经济的一大成就。
  由此也许还可得出如下的一些结论:中国在清代已经超出基本食用品生产的阶段,而跨入更高的阶梯,这就是全面发展经济,并亟需从工业的发展中去谋求出路这样一种新的阶段。
  换句话说,中国的“工业化”要求,恐怕不是1840年以后才从国外输入的,更不是二十世纪某一时代的新鲜主张;它是立足于中国自身发展基础之上的一个要求,在历史上至迟到十八世纪即已出现。'73'
  因此,清代中国出现了一个“工业区”,乃是中国自身历史发展的产物,是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序列中的最高阶段——“发达阶段”的一个体现。其实不因外国也有而“是”,也不因外国没有而“非”。
  到二十世纪初,中国一些地方相继实现了现代工业化,在原有的“手工业”与“机械工业”之间,并没发现什么实质性的障碍,其领先地区即是江南;其后经过一段时间的“中断”以后,又是江南地区掀起了最大的乡村工业化的浪潮。这些当然不是偶然的。
  另一方面,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乾隆七年清廷提出“为天下万世筹赡足之计者,不独以农事为先务,而兼修园圃、虞衡、薮牧之政”的政策思想,已经超出了一般农业的范围。中国古代的所谓“四职”,原本只有“三农”是农业,其他三者都是农业以外的经营。'74'这与秦汉以后的情形是大不一样的。但不管怎样,数职“兼修”就必然会扩展到农业以外。于是在前述农业经营的范围之外,不但纺织等手工业得到大力的提倡,清代的矿业政策也发生了重大的改变。所有这些,也无例外地发生在乾隆初年,并和当时的总体设想有着紧密关联。'75'
  既已涉及工业发展和工业政策,就还有许多问题不能回避。例如,国家财政问题、'76'工业思想及其导向问题、'77'尚奢尚俭问题,'78'农民就业转移问题、'79'保护私有产权问题,2……等等,都是我们二十世纪耳熟能详,仍需花大力量去面对的问题。
  综括十八世纪清人的努力,并不是所谓“昏君”、“佞臣”、“劣绅”或“愚民”所能解释的了的。在上述每一门里都充满了“学问”(而非权术)。当然它不是什么“经学”或“考据学”,而是儒家正宗的“经世之学”,亦即后来曾国藩、张之洞所说的“经济”之学,它已构成一个“十八世纪经世学派”。'80'它所留下的遗产,不仅惠及十九世纪经世学派,无形之中,二十世纪的后人也受到他们巨大的影响,不管他们是否承认。
  结语——兼论如何修订我们的近现代史观
  对十八世纪与二十世纪做了这样一番对比之后,我们所面临的,可能就是“修改历史观”这样一个大问题了。
  在通行的教科书里,十八世纪的中国仍处于“古代”,二十世纪是为“现代”,两者不但性质上截然不同,时段上相距甚远,中间尚隔着一个“近代”(无论是从1800年还是1840年算起)。从十八世纪到二十世纪,已不是“一个历史”,而是被若干个关节,被无数个“偶然”(如外力入侵)、“假设”(若没有什么入侵),这样一类“虚妄史观”给割裂,弄得不成样子的段落。
  过去认为,传统中国“封建”、“落后”、“老旧不堪”,从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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