枯枝败叶-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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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硬是不肯开门（门关得死死的，伤员躺在大门口）。“我们只剩下您这一位大夫了。您可得发发慈悲呀。”闹哄哄的人群估摸着他一定是站在屋子中央，手里举着灯，灯光照得他那两只冷酷的黄眼睛闪闪发光。他回答说（还是没有开门）：“治病的事儿我全忘光了，把他们抬到别处去吧。”外面混乱的人群要是闯进来可不得了，而他还是坚持不开门（打那以后，这扇门就再没开过。门外群情激愤，人们越来越恼火，怨恨的情绪竟然成了一种群体性病毒，人人都受到感染。在大夫的晚年，马孔多无时无刻不在回响着那天晚上人们发出的咒语：让大夫在这栋房子里腐烂发臭吧！
一连十年，他连镇上的水都不敢喝一口，害怕有人在水里下毒。他和他那个印第安姘妇在院子里种瓜种菜，十年当中就靠着瓜菜充饥。十年前他不肯对镇上人发善心，现在全镇的人也不肯对他发善心。得知他死讯的马孔多（今天早上大家醒来的时候，一定都比往常感到轻松愉快），人人都准备欢庆这件期待已久、值得庆祝一番的大喜事。大家一心只盼着从那扇十年前没打开的大门后飘散出死人腐烂的臭气。
现在我开始明白了，真犯不上跟全镇居民对着干，多管这档子闲事。现在是惹得天怒人怨。仇恨未消的人们恶狠狠地盯着我。就连教会也千方百计地阻挠我的主意。刚才安赫尔神父对我说：“我不能答应把一个六十年来不信上帝、最后悬梁自尽的人安葬在教堂公墓。您要是撒手不管这件事，主一定会保佑您的。这可不是行善积德，而是违抗天意的罪过。”我说：“圣经上说，安葬死人是积德的事。”安赫尔神父说：“对是对，可这不是我们的事，是卫生局的事。”
来的时候，我把那四个在我家里长大的瓜希拉长工叫了来，还把女儿伊莎贝尔强拉来陪我。这么一来，丧事多少有点儿家庭气氛，有点儿人情味。要是我一个人拖着尸体走过镇上的大街小巷，直送到墓地，那岂不是有点硬逞强，甘犯众怒吗？自从本世纪初以来，镇上发生的各种各样的事我都亲眼见过，我知道马孔多人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虽说我上了年纪，是共和国的一名上校，腿脚不灵便，又为人耿直，可是人们照样可以不尊重我。假如真是这样的话，我希望他们至少要尊重我的女儿，毕竟她是妇道人家嘛。我这么干是为了我自己，或许也不是为了让死者在地下安息，更不是为了履行一个神圣的诺言。我把伊莎贝尔带来，不是因为我怯懦，我只是拉她一起来行善。她把孩子也带来了（我估摸着她也是这个想法）。现在我们三个人待在这里，共同挑起这副沉重的担子。
刚才来到这儿的时候，我以为尸体可能还悬在梁上。其实那几个瓜希拉长工已经抢先一步，把他放倒在床上，装裹好了。他们也许认为这事耽搁不了一个钟头。我到这儿的时候，就等着把棺材抬来了。女儿和外孙坐在一个角落里。我打量了一下房间，心想大夫可能会留下点儿东西，说明他为什么要寻短见。文件柜开着，里面堆放着乱七八糟的纸片，可没有一张是他写的。柜子上放着那张表格，裱糊得很好，就是二十五年前他带来的那张表格。当时他打开那只大箱子（箱子大得足以放下我们全家的衣服），里面只有两件普通衬衫、一副假牙（显然不是他的，他满口牙齿长得又结实又齐全）、一张照片和一份表格。我拉开抽屉，里面只有一些印着字的纸张，都是积满灰尘的旧纸。下面，在最底下的抽屉里，是二十五年前他带来的那副假牙。由于长期搁置不用，假牙上全是尘土，已经发黄了。在小桌子上，熄灭的灯旁，有几捆未启封的报纸。我看了看，都是法文报纸，最新的是三个月前，一九二八年七月的，还有几捆是一九二七年一月和一九二六年十一月的，最早的则是一九一九年十月的。我心里想：自从镇上的人给他下了判决书，他已经九年没有打开报纸了。从那时起，他便放弃了他和自己的土地及同胞的最后一点联系。
那几个瓜希拉长工把棺材抬了进来，把尸首入了殓。我忽然想起，二十五年前他到我家来的那天，曾经当面交给我一封推荐信。信从巴拿马来，是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写给我的。当时正是大战后期，上校担任大西洋沿岸的总军需官。我又在那只黑黢黢的无底箱里把七零八碎的东西翻腾了一遍。箱子丢在一个角落里，没有上锁，里面装的还是二十五年前他带来的那些东西。我记得是两件普通衬衫、一副假牙、一张照片和一张裱糊好的旧表格。在盖上棺盖以前，我把箱子里的东西掏出来，扔进棺材里。照片还是在箱底，上次在哪儿，这次几乎还在哪儿。这是一张佩戴勋章的军人的银版照片。我把照片扔进棺材，把假牙也扔了进去，最后把表格也扔进去了。扔完了以后，我对那四个瓜希拉人做了个手势，要他们盖上棺材盖。我想：现在他又要去旅行了。这最后一次旅行理所当然地要带上他前一次携带的东西。这是最自然不过的事。直到这时，我才第一次感觉到，他终于得到了安息。
我检查了一下房间，看到床上落下了一只鞋。我手里拿着鞋子，向长工们打了个手势，他们又把棺材盖抬了起来。这时候，刚好火车拉响汽笛，随即在镇子的最后一个弯道那儿消失了。“两点半了。”我想。一九二八年九月十二日的两点半。死者第一次坐在我们家的桌旁要青草吃的时候，大概就是一九〇三年同一天的几乎同一个时辰。当时阿黛莱达问他：“什么草，大夫？”他带着浓重的鼻音，用反刍动物特有的那种慢吞吞的声音说道：“普通的草，夫人。就是驴吃的青草。”
＇1＇即后文“阿黛莱达”的昵称。
2
梅梅的确不在这儿住了，谁也说不准她到底是什么时候离开的。我最后一次看见她，是在十一年前。当时，她在这儿开了一家小药店，对街坊四邻总是有求必应，不知不觉中，药店变成了杂货铺。梅梅手脚勤快，持店有方，把小铺子收拾得井井有条，货色十分齐全。白天，她用多梅斯蒂克牌缝纫机（当时小镇上一共有四台）给人家做针线活，要不就站在柜台后面招呼顾客。她总是保持着印第安妇女那种特有的和蔼可亲的神情，又大方又含蓄，既显得天真烂漫，又对外界有所防范。
自从梅梅离开我们家，我好长时间没见到她。说实在的，谁也说不准她究竟是什么时候来到大街拐角和大夫一起过日子的，为什么她会这么贱，居然嫁给一个拒绝给她看病的男人。当时他们俩都住在爸爸家里，一个相当于养女，另一个则是食客。听继母说，大夫为人真不怎么样。梅梅闹病那天，他一个劲儿地劝说爸爸，要他相信梅梅的病不要紧。其实呢，他根本没去看梅梅，连他自己房间的门都没出。不管怎么说，即使梅梅的病只是头疼脑热，他也应该给她瞧瞧。不说别的，单凭他在我们家一住就是八年，我们从来没有亏待过他，他也总该知恩图报吧。
我不知道后来又出了什么事。我只记得，一天清晨，梅梅不见了，大夫也不见了。继母把大夫住的那间房子一锁，此后绝口不再提起他了，直到十二年前给我缝嫁衣的时候，才又说起了他。
在梅梅离开我们家三四个礼拜后的一个礼拜天，她到教堂去望八点钟的弥撒。她身穿簌簌作响的印花绸衣服，头戴一顶滑稽可笑的帽子，帽顶插了一束纸花。以往在家里的时候，我见她总是衣着朴素，经常光着脚。那个礼拜天，她一走进教堂，我还以为来了另外一个梅梅呢。她在前排，挺直了腰板夹在太太小姐们当中，装模作样地望弥撒，脑袋上顶着一大堆七零八碎的东西，花里胡哨的像是戏子的行头。她跪在前排。就连她望弥撒的那股子虔诚劲儿，也令人感到陌生，画十字的架势也透着俗气。知道她是我们家女佣的人，见她打扮得如此花枝招展地走进教堂，都十分惊诧。从没有见过她的人也吓了一跳。
我（那时候大概不到十三岁吧）问自己：梅梅怎么会变成这副模样，为什么她要离开我们家，又为什么这个礼拜天出现在教堂里，打扮得与其说像贵妇，不如说像圣诞节时装扮起来的圣像。她那套衣服足够三位夫人在复活节穿起来望弥撒，剩下的玻璃珠和花带子还够另一位夫人打扮。弥撒一结束，男的女的都聚集在教堂门口等她出来。他们在门口站成两排，脸冲着教堂的大门。现在想起来，他们默不作声地守候在那里，脸上挂着不冷不热、不咸不淡的神情，八成是暗地里商量好了。梅梅走到门口，闭上了眼睛，紧接着又把眼睁开，顺手打开那把五颜六色的小阳伞。梅梅穿着高跟鞋，在两排善男信女中间橐橐地走着，活像一只孔雀，样子十分可笑。一个男人拦住她的去路，随即，她被人群围起来了，只见她惊慌失措、狼狈不堪，强挤出个笑脸来。那副矫揉造作、假里假气的神态，跟她那身打扮倒是挺匹配的。在梅梅走出教堂，打开阳伞，朝前迈步的时候，爸爸正好站在我旁边。他拖着我朝人们走过去。在人群合拢时，爸爸已经走到了正要夺路而逃的梅梅身边。他伸手拉住梅梅的胳臂，把她带到广场中央，对周围的人根本不屑一顾。那时候，他显得那么傲慢，那么目中无人，就和他平常违反众意硬是要干某些事时一样。
过了一段时间，我才知道梅梅不过是和大夫姘居。当时，小药店已经开张，梅梅依然像华贵的夫人一样去望弥撒，根本不管人们会怎么说或怎么想，似乎忘却了第一个礼拜天发生的事。又过了两个月，教堂里再也看不到她的身影了。
我还记得大夫在我们家里住的那阵子是什么样。他留着一撮小黑胡子，朝上翘着，一看见女人，那双狗眼里就闪露出淫荡、贪馋的目光。我从来不和他亲近，大概是因为我把他看成一头奇怪的畜生。每天大伙儿吃完饭站起来以后，他还坐在桌子边，大吃喂驴的青草。自从他拒绝救治伤员的那天夜里起——再往前六年，他还拒绝过给梅梅看病，可是过了两天，梅梅反而成了他的姘妇——直到三年前爸爸生了一场病，其间，他一次也没从大街拐角的这栋房子里走出来过。早在镇上居民对大夫进行宣判以前，杂货铺就关门了。不过，我知道梅梅还住在这里。铺子歇业以后，她又住了几个月甚至几年。而她的失踪要晚得多，至少人们知道她失踪的消息要晚得多。贴在他家大门上的那张匿名帖就是这么说的。据帖子上说，是大夫把梅梅杀害了，把她埋在了菜园子里，怕的是镇上人通过梅梅加害于他。不过，我在结婚之前见过梅梅。那是十一年前。有一天，我做完念珠祈祷回来，梅梅走出店门，螅说卮戕揶淼目谖嵌晕宜担骸扒∞崩�1＇你都快结婚了，也不跟我打个招呼。”
“是啊，”我对他说，“应该就是这么回事。”说着我拉直那根绳子，绳子的一头还留着刀子拉的新碴儿。我把长工们往下解尸体时割断的绳子又绾了个扣，把绳子一头扔过房梁，挂在了梁上。真结实，能经得住好几个像大夫那样想上吊的人。镇长用帽子不停地呼扇，屋里闷热，他又刚喝过酒，脸上红扑扑的。他抬头望着绳套，一边估量着能有多结实，一边说：“这么根细绳根本挂不住他呀。”我说：“这是吊床上的绳子，他在上面睡了好多年了。”他挪过一把椅子，把帽子交给我，试着把头往绳套里伸了伸，脸挣得通红。然后，他站在椅子上，眼睛睨着悬在空中的绳子，对我说：“不可能。这绳套还够不着我脖子哪，套不进去啊。”我明白了，他是成心胡搅蛮缠，设置障碍，阻挠给大夫举办葬礼。
我脸对脸地瞧着他，打量着他。我说：“您没有注意到他至少比您高一头吗？”他扭过头去瞧了瞧棺材，说道：“不管怎么样吧，说他是用这根绳子上吊的，我没有把握。”
我心里有数，事实就是如此。其实他心里也明白，就是故意耽搁时间，怕给自己找麻烦。他漫无目的地踱来踱去。我看出来了，他心里发虚。他担心的是两件互相矛盾的事：拦着不让下葬，固然不好；吩咐举办安葬仪式，怕也不行。他走到棺材跟前，一转身，冲着我说：“除非我亲眼看见他吊在那儿，否则我很难相信。”
我一气之下真想下个命令，叫长工们打开棺材，把悬梁自尽的人再吊起来，就像刚才那样。但是，我女儿恐怕承受不了，我外孙也是，她本就不该把他带来的。尽管这样对待死者，凌辱一具不能自卫的肉体，搅扰一个刚刚在棺材里安息的人，于我倒是无所谓的。挪动一具宁静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