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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7部分

毛泽东与郭沫若 作者:[中]张洁宇-第4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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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毛泽东写这首诗的真正用意何在,现在已不太好说了。要说是指示对郭沫若开展批判,似乎不像;因为这毕竟是一首诗,而且诗中是“劝君少骂秦始皇”,对秦始皇“焚书坑儒”也只是说“要商量”。要说是和郭沫若没有多大关系,也不像;因为诗是专门“呈郭老”的。大概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毛泽东对于“郭老”批判秦始皇“焚书坑儒”一直耿耿于怀,因为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以至反右斗争后,一些民主党派人士以及国外也曾用“焚书坑儒”来暗指中共的某些政策。毛泽东十分恼火,对此也特别敏感。

  9月23日,毛泽东与埃及副总统侯赛因·沙菲会谈,又一次说到秦始皇。他说:

  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骂我是秦始皇。中国历来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因为秦始皇是第一个统一中国、统一文字,修筑宽广的道路,不搞国中有国,而用集权制,由中央政府派人去各地方,几年一换,不用世袭制度。

  应该说,即便是到这时,虽然毛泽东不断地批判孔老二,肯定秦始皇,也没有想到把主要矛头对准郭沫若。在他的心目中,“批林”就要“批孔”,而“批孔”也是为了“批林”,目的和意图是十分明确的。

  然而江青却有她自己的小算盘。她在记下毛泽东呈郭沫若的诗句后,很快就跑到北京大学,组织起一班人将郭沫若着作中颂扬儒家的话全部摘录出来,准备印发各地作为批判的靶子。

  江青这样做,也不是以郭沫若作为首要和终极目标。在她看来,郭沫若是不值得用如许力气来批判,来打倒的。她心目中有更大用意和目标,那就是被她看作最大障碍的周恩来。要扫除周恩来,批林批孔正是其时;而要真正扫除周恩来,就要把批林批孔的烈火烧得更猛;而要把批林批孔的烈火烧得更猛,最好的一着棋就是先批郭沫若,从郭沫若这里打开缺口。

  这样的用意,这样的打算,这样的谋划,真正是何其毒也!

  毛泽东是不是看出江青的用意,不好说,但及时发现了江青想用郭沫若祭刀,立刻加以制止,并明确指示:不能批判郭沫若。

  当时江青还组织清华、北大两校“大批判组”(后来取其谐音,以“梁效”署名)连篇累牍地撰写评法批儒的文章。也不知这些人是出于无知,抑或因为无耻,他们居然把整个中国的历史歪曲成一部儒法斗争史,进而荒谬绝伦地推论出法家都是爱国的,儒家都是卖国的。

  当时一贯崇儒的北京大学着名教授冯友兰迫于形势,也写了两篇批孔文章《对于孔子的批判和对于我过去的尊孔思想的自我批判》、《复古与反复古是两条路线的斗争》。毛泽东知道后,饶有兴趣地叫人拿来给他看。在看完两篇文章后,他对人说:“那里面可是指了郭老的名字的,别批郭老啊!”后来这两篇文章在《光明日报》1973年12月3日、4日公开发表时,郭沫若的名字和《十批判书》的书名都删掉了。

  由此可见,尽管毛泽东曾多次批评过郭沫若“尊孔反法”的学术思想,但他无意从政治上来批判郭沫若,更不想伤害这位多年的老朋友。他要“打倒”的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泽东尽管认为郭沫若尊儒,不同意郭沫若的观点,但他并不是要打倒这位老朋友,最多,不过是想以自己的看法影响这位老朋友,让这位老朋友放弃原有的观点,转到批儒崇法的立场上来。

  然而,江青一伙还是不死心。

  1974年1月25日,在北京首都体育馆召开了国务院系统的近两万人参加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这是一次别有用心的大会,一次杀气腾腾的大会,对于郭沫若更是一次造成他刻骨铭心的痛苦的大会。

  那是一个严寒的冬日,彤云密布。偌大一个体育馆挤满了人,空气十分混浊。会场上旗帜招展,大喇叭哇哇乱叫,让人眼花缭乱,喘不过气来。

  江青一伙人坐在主席台上神气活现。

  就在这次大会上,江青公然蛮横地点了郭沫若的名。她表面上还假惺惺地叫郭沫若为“郭老”,说了一些郭沫若的好话,可内心十分凶险。她拉腔拉调地说:“对郭老,主席是肯定的多,大多数是肯定的,郭老的功大于过。郭老对分期,就是奴隶和封建社会的分期,是有很大的功劳的。他有一本书,《奴隶制时代》。

  郭老对纣王的翻案,郭老对曹操的翻案,这都是对的,而且最近还立了一个功,就是考证出李白是碎叶人。碎叶在哪儿呢?就在阿拉木图,就是说,那些地方原来是我们的。郭老的功勋是很大的,这点应该同志们知道。”可她的话锋突然一转,马上板起面孔严厉地说:“他这个《十批判书》是不对的。”她还引用毛泽东说过“十批不是好文章”的话,把郭沫若叫起来站着当众侮辱达数分钟之久,这无异于当众对郭沫若进行了一次声势浩大的批判。那分量,江青和郭沫若以及在场的听众都是心中有数的。

  会后,郭沫若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自己前海西街18号的家里,加上内心郁闷,一句话都不想说。家里人也不知道该怎样安慰他。

  就在这时,周恩来派人来探望,并对郭沫若的家属、秘书和工作人员说:郭老已经是八十多岁高龄了,要保护好郭老,保证郭老的安全。并且传达了认真保护好郭沫若的四条具体措施:第一,郭老身边二十四小时不能离人,要配备专人昼夜值班;第二,要郭老从十多平方米的卧室搬到大房间去住,理由是房子小,氧气少,对老年人身体不利;第三,郭老在家活动的地方,要铺上地毯或胶垫,避免滑倒跌伤;第四,具体工作由秘书王廷芳组织执行,出了问题,由他负责。

  郭沫若听后无比激动地连连说:“谢谢总理,谢谢总理!”

  周总理在大会前还亲自来看望过郭沫若。周恩来总是说:请郭老自己研究自己的着作,并表示自己也要研究他的着作,只有读了书才有发言权。他还对郭沫若的秘书和孩子们说:咱们大家都要读书,要不,就没有发言权。

  郭沫若对周恩来的关心十分感激。他此时心里十分清楚,周总理实在不可能对他有更多更大的保护啊,他自己也还处境艰难,要对付多少难以对付的事啊!

  “1·25”大会是背着政治局召开的,也没有经过毛泽东的同意。毛泽东在知道情况之后,十分生气。他下令扣留准备发到全国各地的“1·25”大会实况录音带,客观上也使有关批判郭沫若的那些话没有在全国扩散。

  这使郭沫若感到别有一番暖意在心头。出于对“伟大领袖”的感激,也出于“自觉革命”的要求,他于2月7日,抱病写了两首题为《春雷》的七律奉呈毛泽东。

  诗曰:

  春雷动地布昭苏,沧海群龙竞吐珠。

  肯定秦皇功百代,判宣孔二有余辜。

  十批大错明如火,柳论高瞻灿若朱。

  愿与工农齐步伐,涤除污浊绘新图。

  读书卅载探龙穴,云水茫茫未得珠。

  知有神方医俗骨,难排蛊毒困穷隅。

  岂甘樗栎悲绳墨,愿竭驽骀效策驱。

  最幸春雷惊大地,寸心初觉识归途。

  在这两首诗中,郭沫若用回答毛泽东的《读〈封建论〉赠郭老》的方式,一方面检查、批判自己过去的观点,一方面表白自己重新学习、重新认识的决心,表示要用毛泽东思想的“神方”排除自己脑子里的“蛊毒”,和工农大众一道去“涤除污浊绘新图”。这一些,可以说都不是虚情假意的表态,而是他的确如此想,如此认识“批林批孔”的重要意义的。实实在在,两首诗都给人充满“诚惶诚恐”之感。

  这实在是够难为郭沫若的了。

  但我们也不要太天真,以为郭沫若的这一转变是极为容易、轻而易举的。实际上,其中不知有多少矛盾,多少痛苦!

  我们知道,就是在“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如排山倒海的五四时期,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积极参与者的郭沫若,也并没有对孔子及其学说取完全否定的态度,依然对孔子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认为孔子是个“球形的天才”,全世界只有德国的哥德和孔子堪配这一称号。1920年1月18日,他在致好友宗白华的信中写道:“孔子这位大天才要说他是政治家,他有他的‘大同’底主义;要说他是哲学家,他也有他泛神论底思想;要说他是教育家,他也有他的‘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底动态的教育原则;要说他是科学家,他本是个博物学者,数理底通人;要说他是艺术家,他本是精通音乐的;要说他是文学家,他也有他简切精透的文学。便单就他文学上的功绩而言,孔子底存在,是断难推倒的:他删《诗》、《书》,笔削《春秋》,使我国古代文化有个系统的存在;我看他这种事业,非有绝伦的精力,审美的情操,艺术批评的妙腕,那是不能企冀得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虽然他对孔子的认识有所变化,但基本的评价是没有什么大的改动的。

  而今他在毛泽东发动的“批林批孔”运动“强大威力”下,不得不“弃旧图新”,此事是耶?非耶?对于郭沫若以至对于我国的学术界思想界来说,幸耶?不幸耶?现在已经是洞若观火了,可在当时,又有谁能够体认到郭沫若的内心世界究竟如何呢?

  然而,即便如此,江青一伙还是不甘就此罢休。

  这次大会后不久,张春桥和江青先后窜到郭沫若家里,指责他歌颂孔子骂了秦始皇。张春桥摆出一付“权威”的架势,把郭沫若在抗战时期写的剧作和论着说成是王明路线的产物,是反对毛主席的。江青更是施展各种手法,软磨硬缠,逼他写“批宰相”、“批大儒”的文章。郭沫若知道那是针对周恩来的,即以沉默表示对抗。江青喋喋不休地纠缠了近三个小时,郭沫若五内俱焚,急火攻心,当夜即发高烧,住进了医院。

  周恩来知道郭沫若被张春桥、江青逼生气而生病住院的情况后,立即指示要精心治疗,并常派自己的医生去医院探望。随后,毛泽东也派人来看望郭沫若,并又要去了他写的《读〈随园诗话〉》。这对郭沫若当然是最大的安慰,因为在这本书的《论秦始皇》一节里,他是肯定了秦始皇,为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辩解过的呀!



  第十章 忠心不贰至死不渝

  ●一、深深的哀思

  1976年,对于中国人来说,是极不平常的一年。

  这一年,给中国人带来太多痛若。

  惨烈的唐山大地震发生在这一年。数以十万计的生灵涂炭。惨象令人不堪目睹。

  在半年多一点的时间内,连着三位主要党和国家领导人告别人世。他们是:

  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

  7月6日:朱德委员长逝世。

  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

  此时,“文化大革命”的噩梦虽近尾声,但还没有结束,郭沫若也正以衰病之躯忍受着各种折磨和打击。

  1月9日是郭沫若难忘的日子。

  这一天,天很冷。他很早就醒过来,一直睡不着,内心空落落的。

  早晨,消息传来:周恩来总理病逝。

  家里人考虑了半天,要不要把这一噩耗告诉郭沫若。告诉吧,老人身体太虚弱,和总理的关系又非一般,老人能经受得住这一打击?不告诉吧,这样大的事,也正因为老人和总理非一般关系,又怎么行!

  考虑的结果还是:告诉!

  郭沫若立即感到天旋地转。尽管这一段时间不断听得周恩来总理病情变化的消息,情况似乎越来越不妙;郭沫若已是八十多岁的老人,对生死问题已看得很透,因此对总理可能的结局,不能说毫无思想准备,但真听得消息传来,还是觉得十分突然。

  屋子里死一样寂静,人们都默不作声。

  郭沫若脸上似乎有些木然,嘴里不断喃喃有声:“总理死了,总理死了……”

  是的,郭沫若和周恩来从1926年相识相知,至此是整整半个世纪。50年来,风风雨雨,荣辱与共,患难相依,这可不是一般人所说的友谊。这是战斗的友谊,是理性和感情并重、思想和性格相融的友谊啊。俗话说:人间自有真情在。这可又不是一般人之间的“真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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