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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部分

唐:日落九世纪-第28部分

小说: 唐:日落九世纪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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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牵连而冤死的朝官人数更是无算,在宦官的报复下,朝列几乎为之一空。    
    右仆射郑覃、户部侍郎李石被拉出来代行相权,但天下事皆决于仇士良,他们两人不过徒行文书而已。在延英殿上,二人惟一能对士良有所辩驳的话就是:“此乱诚由训、注而起,但不知训、注由何人而进?”这话当然是指责宦官首开祸端,但在文宗听来,他已是两面都得不到一点支持,完完全全地失败了。    
    到了二十四日,尽管坊市之中渐趋平静,不过,戒严未除,大赦令也未颁布,神策军依旧大肆搜捕,罪人亲属故旧尚在不断牵连之中,长安城仍然是一片肃杀和悲凉,官吏百姓,都是惴惴不安。    
    两天来,一阵严寒又忽袭长安城,这是多少年来不曾有过的,人们都说,这或许是杀气太重的缘故。可是,郑注尚没有抓到,京城人都纷纷传言,郑注将率兵为乱,仇士良还不能就此罢休。    
    事变的那天,郑注已到了扶风县,离长安只有几十里之遥。不幸的是,李训提前发动,又提前失败,使得郑注完全陷入了被动。他是二十二日得知李训事败的,眼见他的这支本以奇袭为目的的小分队已失去了继续前进的意义,没奈何,只得收兵急还凤翔。郑注的匆忙撤退也使得往这里逃奔的李孝本、李训二人没有机会与之会合,最终被追兵赶上,丢掉了性命。    
    不过,即使他们与郑注会合,也逃脱不了最后灭亡的命运,因为政变的失败已使得他们丧失了存在的基础,只能任人宰割。这再一次证明,每一场宫廷政变都是不成功则成仁,没有别的结果。    
    郑注还犯了一个错误:回到凤翔,他没有立即公开号令出兵勤王,“以清君侧”。照目前的情况来看,如果郑注决意行动,凭着一镇兵力之强劲,乘着朝廷混乱,人心怨愤,再加上各大藩镇本就蠢蠢欲动,说不定能掀起一场规模浩大的地方反叛。可是郑注只是一味观望,这一犹豫,给了仇士良机会,一天后,他的秘密敕令就传到了凤翔监军张仲清手里。    
    张仲清经过一夜思考,果断地下了决心,派人去请郑注。    
    郑注仗着自己手下人多,没有防范,把亲兵留在了门外,只带了数人与仲清会面。结果被张仲清当场亲刃,其亲兵也在门外被一网打尽,这一天是十一月二十五日,离李训发动政变的二十一日只隔了四天。消息传到长安,引起了一片欢腾,城中士庶的心理很简单:这一场风波也许总算过去了!二十七日,京师各禁军还营。二十八日,最后一位要犯韩约被处死。    
    这就是“甘露之变”。    
    


第四章 甘露之变:失败的反击失败的反击(9)

    这是一次不折不扣的失败,是一次没有达到任何目的的无效的反击,从某种意义上说,它甚至是一场不仅没有取得丝毫效果,反而带来无穷灾难的动乱。更可悲的是,天子这次任用为左右两派都深恶痛绝的李训、郑注行此大事,道义上都没能站住脚,因而从当时到后来,连丝毫的同情都不可获得。    
    长安的格局由此终于发生了质的变化。    
    前面说过,帝京长安由北向南,依次是宫城、皇城、外郭城,而政事堂、中书门下两省常设在宫城之南,尚书省及六部、九卿、三监等又位于皇城,所以,本朝人把这些政府部门称为“南衙”,而将位于宫城西北的宦官机构内侍省称为“北司”,这与“南军”、“北军”对称,同是一个道理。    
    “北军”兴起后,“南军”已名存实亡,到了此时,“南衙”竟也让位于“北司”,宰相和朝廷百官都成了内廷的附庸,宦官终于将政事权也夺到了手中。这一场南、北之争由来已久,若从王叔文算起,也有三十几年了,在此时此刻,“北司”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从今以后,尽管朝廷职能部门名义上依然故我,但大部分实权已不复存在,一切都要视枢密、左右神策和各种中使的藏否行事。所谓“天下事皆决于北司”,帝国首都的方正之相,从此成为历史。    
    这当然不完全是李训、郑注的过错,“甘露之变”只是给了宦官一个借口而已,实际上,如果没有这个借口,“北司”的强大也是一个无可挽回的事实,总有一天,他们要完全成为一个统治阶层,而“甘露之变”的失败使他们开始实现这个美梦。    
    十二月十六日,有诏停止搜捕追亡,在正式拜相的郑覃、李石,以及新任京兆尹薛元赏的努力下,长安逐渐恢复了正常。第二年正月,天子发布大赦,改元“开成”,时为公元836年。    
    自此,文宗皇帝在无限的悲哀和郁愤中度过了最后的四年。    
    仇士良代替了王守澄,成为遥控天子的新的主宰者。在此强大的内廷势力面前,皇上已彻底无所作为,“天子”的名分只是使他依旧升殿听奏而已,但所有的权威都已化为泡影。天子终于在此时成了地道的傀儡,这是他自即位以来一直不愿发生的事,也是他九年来一直刻意避免的事,然而却终究成为现实。文宗其实是被软禁了,这最后的四年,皇上实际上是在醉酒听歌、闲吟诗书中度过的。    
    皇上的心在流血,在哭泣,他当然希望醉人的醇酒能消解他心中的悲伤,然而,举杯浇愁愁更愁,抽刀断水水更流,酒能使人暂时忘记一切,但却不能忘记永远。天子毕竟年轻,他又如何能够轻易把一腔衷情徒然消磨!    
    皇上像爱好诗歌一样爱好音乐,他善于吹奏一种叫“小管”的乐器,甚至还作过曲,但美妙的音乐也不能挥去他心中的忧伤,反而常常使天子哀不自禁,悲从中来。即使是音伎盈庭、杂戏骈罗,一片热闹之象,皇上也是无动于衷,难解愁颜。    
    皇上的叹息声像一个个沉重的梦魇。    
    那是一个温熙的春日,禁中牡丹盛开,莺歌燕舞,姹紫嫣红,但在文宗的心里,如花的春景似乎也是一团团迷茫的愁云,压在胸中,使人难以喘息。望着高底相间、摇曳生姿的丛丛牡丹,他想起的却是舒元舆的《牡丹赋》中的句子:“俯者如愁,仰者如语,合者如咽”,皇上第一次理解了其中的深意,所谓“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情到深处,物我皆一,这如画的牡丹,又岂非是如怨如慕、如泣如诉的哀叹!天子感慨之余,无限胸臆都在不知不觉中化为两行热泪,悄然而坠。    
    左右侍从默然,谁也说不出话。    
    宫娥翩翩而至。一曲《何满子》奏了起来,有位宫人步出行列,合乐起舞。《何满子》,舞曲名,相传本朝开元时沧州人何满子,善歌,因事触刑律,临刑前进此曲以赎,音调低沉哀婉,愤懑苍凉,所谓“一曲四词歌八迭,从头便是断肠声”。舞者按拍踏步,轻展燕体,把这首曲子演绎的淋漓尽致。    
    曲终舞罢,皇上被深深打动,唤这宫人来到御前,赏赐了一对金臂环,问道:“汝是何人,家在何处?”    
    宫人盈盈下拜:“妾名沈阿翘,本是吴元济的伎女,元济败亡,因善声歌而为陛下宫人。”言语之中,不胜凄楚。    
    吴元济死了快有二十几年了,那么,这位宫人在寂寞深宫之中,也就度过了如此长久的漫漫岁月。相逢何必问,同是断肠人,皇上不再说话,只是命她再舞一曲《凉州曲》,这又是一首著名的哀歌。音韵清越,舞姿哀缓,乐声停处,一时四面静默,观者无不凄然。    
    有一位布衣士人张祜听说了此事,写了一首诗:    
    “故国三千里,深宫二十年。    
    一声何满子,双泪落君前。”    
    寥寥二十字中,宫怨君哀,一泻喷薄,真是写得好!这首诗又辗转传入宫中,为宫人歌唱不绝。    
    正是:今日山川对垂泪,伤心不独为悲秋。    
    开成四年(公元839年)冬天,皇上风痹又一次发作,服食药剂后,病情稍有缓解。十一月二十一日这天,因天子病体未痊,朝会早早地散去了,退朝之后,文宗扶着疲倦的身体回到思政殿。    
    文宗望着远方,拱默良久。一个时期以来,他的心里常有一种虚幻缥缈的感觉,天子知道,自己也许不久于人世了。    
    忽然,文宗缓缓地对侍从道:“今日翰林院值日者是谁?”    
    旁边的翰林院使答道:“中书舍人周墀。”周墀,时以中书舍人兼翰林学士。    
    “试命召来。”皇上依旧沉稳地说。    
    周墀奉旨进殿,文宗先命赐座,又以金卮赐酒三杯,周墀饮毕,谢恩。    
    文宗徐徐道:“依卿看来,朕是何样君主?”    
    周墀一听,立即下座,恭敬回答道:“小臣不足以知大君之德。凡百臣庶,皆言陛下有尧之圣、舜之明,商汤之仁,夏禹之俭!”    
    文宗淡然一笑:“贤卿这是出于爱君之心,不得不这样说。朕其实哪里敢追踪尧舜禹汤之明,”皇上顿了一顿:“朕要问你的,是朕比诸周赧、汉献二帝如何。”    
    这是什么话?!周墀如五雷轰顶。周赧王、汉献帝是两个庸碌的亡国之君,怎么能与我大唐圣明天子相提并论?皇上饶是为人钳制,也是有为之君,如何心哀如此?天子受辱,则人臣之过也,周墀激动地无法控制,倒身拜伏,声音哽咽。    
    他想不出其他话来安慰皇上,只是一个劲地称颂圣德,劝皇上不要为谦谦小节而挂怀。    
    皇上只好自己说了:“朕自以为比诸周赧、汉献犹有不及。周赧、汉献受制于诸侯,朕却受制于家臣,所以朕比他们还差得远了!”    
    文宗平静地说出这段话后,终于无法控制,突然俯首痛哭,泪如雨下。    
    周墀还能说什么?!趴在地下更是悲不能禁,涕泗并流。    
    从这天起,皇上再也没有视朝。一个月后的开成五年(公元840年)正月初四,文宗皇帝驾崩于太和殿,享年三十二岁。    
    


第五章 李宗闵 牛僧孺 李德裕李宗闵 牛僧孺 李德裕(1)

    内官传诏问戎机,载笔金銮夜始归。    
    万户千门皆寂寂,月中清露沾朝衣。    
    李德裕(公元787…850年)    
    一    
    失败的反击“甘露之变”使文宗落得个悲惨的结局。当这个自称“受制于家臣”的皇帝在万般无奈中撒手人寰时,其身后事是可想而知的。    
    文宗此时后宫无子。长子鲁王原在大和六年(公元832年)被立为储嗣,但五年后竟莫名其妙地暴卒而亡。次子开成二年(公元837年)封蒋王,亦不享天年。皇上本得位于其兄敬宗皇帝,所以在两子相继亡故后,开始产生这样一种想法:自己百年之后,将皇位大宝还之于兄之子!于是开成四年(公元839年),立敬宗第四子陈王李成美为太子。文宗宴驾时,陈王年既冲幼,又体弱多病,帝国的继承权再一次成为严重的问题。    
    宦官分成两派,一派主张就以年轻的太子陈王入继皇统,一派则欲立皇弟颍王。前一派以枢密使刘弘逸、薛季稜为首,宰相杨嗣复、李珏副之;后一派的首脑便是左右中尉仇士良、鱼弘志。两派的斗争酿成了一场不小的政变,最后的结果,自然是实力强劲的仇士良一方获得了胜利。    
    事情的经过是:开成五年(公元840年)正月初二,文宗弥留之际,急召刘弘逸、薛季稜并杨嗣复、李珏四人入禁中,欲以太子监国。这是皇上最后的挣扎,想在安排后事上最后行使一次权力,但仍然遭到了仇士良的驳斥,请更议所立。李珏不服,说了一句:“太子已立,岂可中变?”仇士良就干脆自行发布诏令,以太子年幼不克大任为借口,制命颍王(文宗弟)为皇太弟,复太子仍为陈王。    
    当天,仇、鱼二人仿效当年王守澄的做法,发左右神策、飞龙、羽林禁军数千人,直接从诸王居处“十六宅”强行将颍王接到宫中的少阳院,并在思贤殿接见百官。不费吹灰之力,便使储君易人,这就是拥有兵权的好处,刘、薛二人并宰相们无可奈何。    
    初四,文宗驾崩;初六,陈王、安王、文宗妃、杨贤妃被赐死。其中,陈王是原太子,安王是文宗的小弟,而杨贤妃又是主张立安王的人,仇士良假借嗣君的名义叫他们彻底完蛋,既顺理成章,也不用花什么脑筋。正月十四日,为颍王李■即位,后来的庙号为“武宗”,时年二十七岁,也是一位年轻的皇帝。    
    天子迭代之际,是非激烈之时。成者王侯败者贼,这种斗争最是鲜血淋淋,没有半点温存可讲。从五月到八月,反对武宗即位的宰相杨嗣复、李珏相继罢贬;另一个关键职位京兆尹的人选也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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