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军的女儿-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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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对于一二年级的军校学员来说，是很普通的事，但对三年级的学员来说就很少见了。我问她，有没有别的事情，比如说爱情纠葛或家庭问题，那也会导致这种疲劳和压力感。她向我保证，家里都很好，她本人在本地或其他地方也没有爱情纠葛。
我看得出她的体重明显偏低，而且注意力明显不集中。总而言之，一副很压抑、很忧虑的样子。在谈话期间，她哭过几次，但每一次都很快地控制住了，并向我道了歉。
有好几次，她差点说出一些超越了一般军校学生所能说出的抱怨词语，但每次没等讲出就停住了。有一次，她说：“我去不去上课都无所谓，我在这儿干什么都无所谓。反正他们总得让我毕业。”我问她那是不是因为她是将军的女儿。她回答说：“不是的。因为我帮了他们的忙。”
我问她帮了什么忙？“他们”又是谁？她只回答说：“那些老家伙。”其他问题都没有回答。
我相信我们的谈话到该出结果的时候了，可是她的上司却给她安排了另外的约见，我们的谈话则无缘无故地被取消了。我不知道这位上司的名字。
我认为，坎贝尔还需要进一步的分析和治疗，不管是自愿的还是强制性的。不然，应该由一个精神分析小组，来诊断是否需要对她进行隔离治疗。我是认为应该对她进行一次彻底的检查和分析。
我仔细阅读了这篇报告，有些纳闷，为什么一个很正常的18岁妙龄少女到了20岁就变得忧郁低沉？当然可以用军队生活的纪律森严去解释，但韦尔斯医生显然是不同意这个说法，我也有同样的看法。
我从头到尾翻阅了这些档案，正准备合上时，忽然看到一张小纸条夹在里面，上面有几行手写的字：与魔鬼搏斗的人应当留心在这个过程中自己不要变成魔鬼。当你长久地看着深渊的时候，深渊也在看着你。——尼采。
这张纸条放在这儿做什么，我不清楚。但它放在一个战争心理学军官的档案里是非常合适的。在犯罪调查处官员的档案中也该放上一张这样的纸条。
第九章
我再也不需要，也不想当富兰克林·怀特中士了，尤其是每当我看到一个趾高气扬的中尉都得行礼的时候，就更不想当了。我步行了半英里到步兵训练大队取回了我的卡车，然后到“低语松林”去换便装。
做事先得分清事情的轻重缓急。我离开了步兵训练大队，驶上了高速公路。到“低语松林”有20分钟的路程，在此期间我把军械库的事，从开始到接到肯特的电话的整个过程回忆了一遍，并在脑子里勾画出了一份卡尔要的书面报告：
除了我们在电话里谈到的，还有一点，将军的女儿是个婊子，一个很不一般的婊子。我简直无法忘记她。如果是我疯狂地爱上她却发现她和谁都上床的话，我也会杀了她。然而杀死她的家伙会得到惩罚的。谢谢你派给我这个案子。（签名）布伦纳
这份报告可能需要略加修改，因为人都会对别人说谎，对外界伪装，但我认为起码应敢于面对真实的自己，即承认自己对问题的实际感觉。
想到这儿，我想起了辛西娅。我无法忘掉她。这段时间以来，我一直看见她的脸，听见她的声音，所以此时很想她。这预示着一种强烈的感情，一种性的吸引，或者，天哪，是爱。这可不好了，不仅仅因为我对此还没有丝毫准备，更重要的是我不知道她是怎么想的。况且，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桩奸杀案呢。处理这类案子必须全力以赴，别无旁顾。而辛西娅这种精力充沛的年轻人又会说我冷淡无情，玩世不恭。我当然不能承认，因为我也懂得感情，懂得爱，懂得温暖。去年在布鲁塞尔时我就是这个样子，可到头来我得到了什么呢？不管怎么说，处理奸杀案就是需要全力以赴。
我在前方看见了两棵光秃秃的松树，上面钉着一个牌子，牌子上写着：低语松林。我把车停好，慢慢地向我那间铝皮屋走去。我喜欢这种建在森林中的乡间住宅，虽然寒酸点，但前门廊有一把转椅，放上一坛爆米花，我也就满足了。
我绕着房子转了一圈，想仔细看一下，看看有没有脚印，窗户是否开着，其他人有没有来过。我绕到门口，查看了我放在门和门框之间的用细线粘成的绳子。这不是因为我在电影里常常看到侦探回到家被人当头一棒，而是因为我在步兵营里呆过5年，其中一年是在越南，还在欧洲和亚洲呆了将近10年，在此期间我跟各种各样的罪犯打过交道，有毒品犯，有军火走私犯，还有一些普通的杀人犯。我知道我为什么能活到现在，也知道怎么样才能继续活下去。换句话说，如果你不小心，那就会毁掉自己。
我走进屋里，没关门，巡视了一下四周。看来没有什么人来过，东西的摆放和我离开时一样。
我向后边的卧室走去。这间屋子是我用来做办公室的，里边有我办案用的各种东西——除了手枪，还有笔记、报告、密码本和其他一些工具。为了防止外人闯进，我在门上安装了挂锁，并把屋内那扇唯一的窗户封死了。我打开锁，走了进去。
屋里的家具都是我搬来时就有的，后来我又从总部要来了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我看见那张桌子上的录音电话闪着信号灯，便过去打开了开关，只听见一个鼻音很重的男人说：“有你一个口信。”接着是另一个男人的声音：“布伦纳先生，我是福勒上校，基地副官。坎贝尔将军要见你，请尽快到他家去。再见。”
真是怪事。从留言者傲慢无礼的语气中可以推断，肯定是肯特上校通知了被害人的家属，告诉他们这起案子的调查官是来自福尔斯彻奇的一个叫布伦纳的家伙，并把我的电话号码给了福勒上校。好啊，肯特，谢谢了。
可我目前根本没有时间顾及坎贝尔将军和其夫人。所以，我把这段录音抹掉了，再也不能去想它。
我带上那支口径9毫米的自动手枪和枪套，走出卧室，顺手把门锁上。
我在卧室里换上了一件蓝色的热带羊毛西装，佩好枪，到厨房里拿了一瓶冰镇啤酒，便出了家门。我把卡车留在这里，钻进了那辆追光牌汽车里。这样一换包装，从外表上看，我就很适合处理奸杀案了。不过，在这个过程中，我希望能有些睡眠的时间。
我边开车边大口喝着啤酒，因为本州对打开盛酒的容器有专门的法律规定。他们说，只要打开，就必须喝完，不喝完，就不能把酒瓶扔到车外面去。
我绕道来到了印第安斯普林斯。这里是郊区，很萧条，到处都是一些低矮的小农舍。我把车开到了一座很不起眼的小屋旁，按了几下车喇叭。这样就省去了下车按门铃的麻烦，而且也能被这的居民接受。过了一会儿，达伯特·埃尔金斯中士慢条斯理地从屋里踱了出来。他此时正穿着短裤、T恤衫、凉鞋，一只手拿着一瓶啤酒，显然过得挺痛快。我对他说：“上车，我们必须去基地见一个人。”
“啊！见鬼！”
“快上来，我会尽快把你送回来的。”
他向身后喊了一声：“我走了！”然后爬进车里，坐到乘客座上，顺手递给我一瓶啤酒。
我接过啤酒，把车退到公路上，驶离那里。一路上埃尔金斯向我提出了4个问题：“你从哪儿弄来的这辆追光牌轿车？你从哪儿搞来的这套西装？那小妞儿怎么样了？我们去见谁？”
我一一做了回答：“轿车是借来的。西装是从香港买的。那小妞儿太棒了！我们要去见一个正要被关进监狱里的小伙子。”
“关进监狱里？”埃尔金斯很纳闷。
“他们把他关进了宪兵大楼。他人不错。在他被押进监狱前我必须见见他。”
“为什么？他干了什么？”
“他们给他的罪名是酒后驾车。我得把他的车开到他的住处，他的家离你的很近。他老婆已怀孕9个月了，正需要车呢。你跟着我走就行了。”
埃尔金斯点了点头，似乎是曾经干过这种事情。他说：“嗨！给我讲讲那小妞吧。”
为了让他高兴，我迎合着他讲了我编造的一个极端荒唐的做爱的故事。
我们一路就这么一边闲扯着一边喝着啤酒。经过哨所时，我们赶紧把啤酒罐藏在座位底下。我把车停在宪兵司令部大楼旁边，我俩下了车，一起走进了大楼。
我向值班的中士出示了犯罪调查处的证件，就径直走了进去。这个动作也许没被埃尔金斯中士注意，也许是因为做得太快，他根本没反应过来。我们一起向拘留室走去。我挑了一间很不错的空屋子轻轻地把他推了进去。他好像有些迷惑，又有些担心，问我：“你那位朋友在哪儿……”
“就是你呀。”我把门一关，门便自动锁上了。我透过铁窗对他说：“你被捕了。”我向他亮了我的工作证，对他说：“你的罪行是擅自出售武器，欺骗美国政府。”我又补充了一句：“还有，你没系安全带。”
“啊，上帝，啊，上帝……”
罪犯听到宣布自已被捕时，脸上的表情都很有意思。这种表情往往是内心世界最真实的写照。因此在对他们说话的时候，需要根据他们的反应见机行事。埃尔金斯此时的表情就像听了圣彼得的宣判一样，一下子蒙了。我对他说：“我会给你一个赎罪的机会，达伯特，只要你写一份坦白材料，并能跟政府合作捉拿罪犯，我就保证你不坐牢。但是你会失去军衔、工资、津贴，还有退伍金。否则的话，你就要被送到莱文活思去生活。怎么样？谈谈吧，伙计？”
他哭了起来。要是在从前，我不但不会给他提这样便宜的条件，而且会毫不留情地扇他几耳光，直到他停止哭泣为止。现在我变得仁慈多了，也开始考虑罪犯的感情和要求了。此时，我努力克制着，不去想那200支M…16冲锋枪和手榴弹发射器会给多少警察和无辜的百姓造成生命威胁，也不去想埃尔金斯中士的行为已经严重辜负了军队对他的信任。我又问他：“这交易到底行不行？”
他点了点头。
“达伯特，你已经迈出了可喜的一步。”我从兜里掏出那张写着各种权利的卡片，连同一支笔一块儿交给了他：“给，好好看看，看完后在上面签个字。”他接过卡片，一边看上面写着的被告的权利，一边抹眼泪。我说道：“签字吧，达伯特。”
他签了字，把卡片和笔还给了我。卡尔要是知道，我把埃尔金斯变成了政府方面的证人，肯定会勃然大怒，因为他的哲学是人人都要进监狱，谁也不准谈什么交易，军事法庭是不喜欢听见“交易”二字的。可我对此案只能快刀斩乱麻，速战速决，因为还有另一桩重大案件在等着我，而且那个案子很可能会危及我的前程。卡尔已经下了命令要我尽快了结此案，现在我已经将案子了结了。
一名宪兵中尉走过来让我做出解释并出示身份证。我向他出示了犯罪调查处的证件，对他说：“给这个人拿些纸，再拿一支笔让他写坦白材料，然后把他带到犯罪调查处总部进行进一步审理。”
我离开拘留室，来到那间分配给我的办公室，翻看了安·坎贝尔留下的那本通讯录，上面大约记了100个名字。里边没有用星号或心形来标记和她有浪漫关系或级别不同的人，也没有把死去的人的名字划掉。肯定还有另外一本通讯录，不是藏在她地下室的娱乐室里，就是储存在她的私人电脑里。
我匆匆写了一份给卡尔的报告。这份报告可能过于简单，而且流于俗套，不像刚才我脑子里想的，但却是一份无论是军法署署长还是律师都无法提出责难的报告。
写完报告后，我拨通了内线：“请派个书记员来，向我报到。”
军队里的书记员有些像地方上的秘书，只不过其中男书记员占多数。虽然近几年来女书记员的数量有所增加，但仍不如男的多。他们像地方上的同行们一样，有着操纵老板和办公室的神威。派来向我报到的是一位女书记员，穿着一套B型绿色军服，上身是一件普通的绿色军装，下身是一条绿色裙子，很适合在气温较高的办公室里工作。她很利落地向我行了礼，然后用很动听的声音说：“我是书记员贝克，长官。”
我礼貌地站起身来（虽然礼节上并不要求我这样做），向她伸出了手：“我是一级准尉布伦纳，犯罪调查处的，现在正在侦破坎贝尔的案子。这些你都知道了吗？”
“知道了，长官。”
我打量了她一会儿。她大约ZI岁，不太漂亮，但两只大眼睛透着几分机警，倒也显得很有灵气，甚至有些可爱，我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