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往事:国史经典蚜-第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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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炀帝至江都，荒淫益甚，宫中为百余房，各盛供张［供张：宴会时用的帷帐、用具、饮食等物］，实以美人，日令一房为主人。江都郡丞赵元楷掌供酒馔，帝与萧后及幸姬历就宴饮，酒卮不离口，从姬千余人亦常醉。然帝见天下危乱，意亦扰扰不自安，退朝则幅巾短衣，策杖步游，遍历台馆，非夜不止，汲汲顾景，唯恐不足。
帝自晓占候卜相，好为吴语；常夜置酒，仰视天文，谓萧后曰：“外间大有人图侬，然侬不失为长城公［长城公：即南朝陈后主陈叔宝，沉迷酒色，不理国政］，卿不失为沈后，且共乐饮耳！”因引满沉醉。又尝引镜自照，顾谓萧后曰：“好头颈，谁当斫之？”后惊问故，帝笑曰：“贵贱苦乐，更迭为之，亦复何伤！”
帝见中原已乱，无心北归，欲都丹阳，保据江东，命群臣廷议之。内史侍郎虞世基等皆以为善；右候卫大将军李才极陈不可，请车驾还长安，与世基忿争而出。门下录事衡水李桐客曰：“江东卑湿，土地险狭，内奉万乘，外给三军，民不堪命，亦恐终散乱耳。”御史劾桐客谤毁朝政。于是公卿皆阿意言：“江东之民望幸已久，陛下过江，抚而临之，此大禹之事也。”乃命治丹阳宫，将徙都之。
时江都粮尽，从驾骁果多关中人［骁果：皇帝的警卫部队］，久客思乡里，见帝无西意，多谋叛归，郎将窦贤遂帅所部西走，帝遣骑追斩之，而亡者犹不止，帝患之。虎贲郎将扶风司马德戡素有宠于帝［虎贲郎将：官名；扶风：籍贯；司马德戡：人名］，帝使领骁果屯于东城，德戡与所善虎贲郎将元礼、直阁裴虔通谋曰：“今骁果人人欲亡，我欲言之，恐先事受诛；不言，于后事发，亦不免族灭，奈何？又闻关内沦没，李孝常以华阴叛，上囚其二弟，欲杀之。我辈家属皆在西，能无此虑乎？”二人皆惧，曰：“然计将安出？”德戡曰：“骁果若亡，不若与之俱去。”二人皆曰：“善！”因转相招引，内史舍人元敏、虎牙郎将赵行枢、鹰扬郎将孟秉、符玺郎牛方裕、直长许弘仁、薛世良、城门郎唐奉义、医正张恺、勋侍杨士览等皆与之同谋，日夜相结约，于广座明论叛计［于广座明论判计：意谓在大庭广众之下公然讨论叛变计划。］，无所畏避。有宫人白萧后曰：“外间人人欲反。”后曰：“任汝奏之。”宫人言于帝，帝大怒，以为非所宜言，斩之。其后宫人复白后，后曰：“天下事一朝至此，无可救者，何用言之！徒令帝忧耳！”自是无复言者。
赵行枢与将作少监宇文智及素厚，杨士览，智及之甥也，二人以谋告智及，智及大喜。德戡等期以三月望日结党西遁，智及曰：“主上虽无道，威令尚行，卿等亡去，正如窦贤取死耳。今天实丧隋，英雄并起，同心叛者已数万人，因行大事，此帝王之业也。”德戡等然之。行枢、薛世良请以智及兄右屯卫将军许公化及为主，结约既定，乃告化及。化及性驽怯，闻之，变色流汗，既而从之。
德戡使许弘仁、张恺入备身府［备身府：官署名，专管日夜巡查。］，告所识者云：“陛下闻骁果欲叛，多酝毒酒，欲因享会，尽鸩杀之，独与南人留此。”骁果皆惧，转相告语，反谋益急。乙卯，德戡悉召骁果军吏，谕以所为，皆曰：“唯将军命！”是日，风霾昼昏。晡后，德戡盗御厩马，潜厉兵刃。是夕，元礼、裴虔通直阁下，专主殿内；唐奉义主闭城门，与虔通相知，诸门皆不下键［键：门闩］。至三更，德戡于东城集兵得数万人，举火与城外相应。帝望见火，且闻外喧嚣，问何事。虔通对曰：“草坊失火，外人共救之耳。”时内外隔绝，帝以为然。智及与孟秉于城外集千余人，劫候卫虎贲冯普乐布兵分守衢巷。燕王倓觉有变［燕王倓：杨倓，隋炀帝的孙子，封燕王］，夜，穿芳林门侧水窦而入，至玄武门，诡奏曰：“臣猝中风，命悬俄顷，请得面辞。”裴虔通等不以闻，执囚之。丙辰，天未明，德戡授虔通兵，以代诸门卫士。虔通自门将数百骑至成象殿，宿卫者传呼有贼，虔通乃还，闭诸门，独开东门，驱殿内宿卫者令出，皆投仗而走。右屯卫将军独孤盛谓虔通曰：“何物兵势太异！”虔通曰：“事势已然，不预将军事［不预将军事：意谓和将军你无关］；将军慎毋动！”盛大骂曰：“老贼，是何物语！”不及被甲，与左右十余人拒战，为乱兵所杀。盛，楷之弟也。千牛独孤开远帅殿内兵数百人诣玄览门［千牛：官名，禁卫官。独孤开远：人名］，叩阁请曰：“兵仗尚全，犹堪破贼。陛下若出临战，人情自定；不然，祸今至矣！”竟无应者，军士稍散。贼执开远，义而释之。先是，帝选骁健官奴数百人置玄武门，谓之给使，以备非常，待遇优厚，至以宫人赐之。司宫魏氏为帝所信，化及等结之使为内应。是日，魏氏矫诏悉听给使出外，仓猝际制无一人在者。
德戡等引兵自玄武门入，帝闻乱，易服逃于西阁。虔通与元礼进兵排左阁，魏氏启之，遂入永巷，问：“陛下安在？”有美人出，指之。校尉令狐行达拔刀直进，帝映窗扉谓行达曰：“汝欲杀我邪？”对曰：“臣不敢，但欲奉陛下西还耳。”因扶帝下阁。虔通，本帝为晋王时亲信左右也，帝见之，谓曰：“卿非我故人乎！何恨而反？”对曰：“臣不敢反，但将士思归，欲奉陛下还京师耳。”帝曰：“朕方欲归，正为上江米船未至，今与汝归耳！”虔通因勒兵守之。
至旦，孟秉以甲骑迎化及，化及战栗不能言，人有来谒之者，但俛首据鞍称罪过。化及至城门，德戡迎谒，引入朝堂，号为丞相。裴虔通谓帝曰：“百官悉在朝堂，陛下须亲出慰劳。”进其从骑，逼帝乘之；帝嫌其鞍勒弊，更易新者，乃乘之。虔通执辔挟刀出宫门，贼徒喜噪动地。化及扬言曰：“何用持此物出，亟还与手。”帝问：“世基何在？”贼党马文举曰：“已枭首矣！”于是引帝还至寝殿，虔通、德戡等拔白刃侍立。帝叹曰：“我何罪至此？”文举曰：“陛下违弃宗庙，巡游不息，外勤征讨，内极奢淫，使丁壮尽于矢刃，女弱填于沟壑，四民丧业，盗贼蜂起；专任佞谀，饰非拒谏；何谓无罪！”帝曰：“我实负百姓；至于尔辈，荣禄兼极，何乃如是！今日之事，孰为首邪？”德戡曰：“溥天同怨，何止一人！”化及又使封德彝数帝罪，帝曰：“卿乃士人，何为亦尔［卿乃士人，何为亦尔：意谓你是读书人，怎么也这样呢？］！”德彝赧然而退。帝爱子赵王杲，年十二，在帝侧，号恸不已，虔通斩之，血溅御服。贼欲弑帝，帝曰：“天子死自有法，何得加以锋刃！取鸩酒来！”文举等不许，使令狐行达顿帝令坐。帝自解练巾授行达，缢杀之。初，帝自知必及于难，常以罂贮毒药自随，谓所幸诸姬曰：“若贼至，汝曹当先饮之，然后我饮。”及乱，顾索药，左右皆逃散，竟不能得。萧后与宫人撤漆床板为小棺，与赵王杲同殡于西院流珠堂。
延伸阅读
隋唐易代中的李密与宇文化及
杨广征伐高丽，战事绵延无期。前线师老兵疲，后方则民怨沸腾，骚乱不断。此时，流亡贵族李密加入瓦岗军。在李密的统率下，瓦岗军迅速壮大，随即切断了东南地区与关中的交通线。隋炀帝企图恢复帝国东部与西部的联系，但是以损兵折将告终。此后不仅隋朝的东都洛阳处在瓦岗军的威胁下，僻处江都的隋炀帝也因此失去了对关中的统治。
不久，太原留守李渊以“尊隋”为名，举兵作乱，在一年内攻下守备虚弱的关中。李渊的叛乱开启了关陇贵族帝位争夺战的序幕。江都朝廷渐渐承认北归已经无望，南方士人有意拥戴隋炀帝割据南方。但是近卫军大部都是来自关中的军人，他们不愿自此背井离乡，故而极力反对偏安南方。在贵族将领的煽动下，近卫军发动兵变，杀死隋炀帝。变兵推举宇文化及为首领，合兵北归。近卫军北归途中与李密军决战，战事十分惨烈，两军不分胜负。但是近卫军长途行军，又缺少补给，速战之下不胜，遂渐渐处于下风，最后分崩离析。李密损失同样惨重，王世充乘机进逼，李密被迫率部降唐。
李密与宇文化及一战之下，两败俱伤。而李渊割据关中，渔翁得利。关陇贵族之中最有力的两位帝位竞争者覆灭后，李渊平定全国已经指日可待。李渊以北周、隋经营多年的关中为据点，任用隋朝的官员、军人组织唐的政府和军队。新建的唐军不断向东发动攻势，很快削平了立足未稳的地方割据势力。
新兴的唐王朝以拨乱反正为政略，这意味着放弃杨广的开拓政策，恢复关陇贵族政治。新王朝与旧王朝相似，不仅在政制，甚至在人事上也是如此。隋朝的旧贵族、旧官员迅速改换门庭，在新王朝中找到一席之地。隋唐易代之间的过渡是如此顺利，以至大规模的内战可谓转瞬即逝。李
密的先祖自北魏、北周以来多为高官显宦。父亲李宽是隋朝名将、上柱国、蒲山公。李密年长后承袭爵位，在宫廷中服役。李密与杨素之子杨玄感是密友，杨玄感起兵叛乱，李密参与其事，事败后过着潦倒的流亡生活。翟让在瓦岗寨起事后，李密赶去投奔。在李密的统率下，瓦岗军攻破隋朝城池，多次击败隋朝讨伐大军，声势大振，李密也被推为海内豪杰的首领。宇文化及，先祖是武川镇人，祖父宇文盛位至北周上柱国。父亲宇文述是北周、隋朝将领，参加过杨坚夺位和隋朝灭陈的诸次战役。灭陈后，宇文述供职于杨广幕府，为杨广谋划夺嫡之事，后来又率军征伐高丽。故而宇文述颇得杨广信任，次子智及娶公主，与长子化及一起在近卫军服役。江都之变后，变兵推举宇文化及为首领。宇文化及率众北归，与据守河南的李密交战失利，部众渐渐溃散，后被窦建德击杀。
第51章 玄武门之变（）
（北宋）司马光等
导读
本文选自资治通鉴卷一九一。
关陇贵族李渊乘隋末大乱之机，兴兵反隋。在群雄并起、叛服无常的氛围中，李渊难以信任追随者们的忠诚。李渊成年的三个儿子李建成、李世民、李元吉被委以重任，以防备异姓贵族。在进据关中、平定全国的攻略中，次子李世民逐渐脱颖而出，表现出卓越的政治、军事才华，并在军队和朝廷之内具有相当大的影响。
李世民声望和影响的增长引起太子李建成的不安，后者得到李元吉的支持后，试图削弱李世民的势力。对于诸子之间的争执，李渊并未作壁上观，而是谨慎地倾向于太子。虽然李渊与李世民既是父子也是君臣，然而在关陇贵族传统中，父子和君臣的伦理并不具备决然的约束力。因此之故，李世民集团的兴起不免令李渊颇生嫌疑。
李世民不愿坐以待毙，他率军攻杀李建成和李元吉。李建成和李元吉部下发动反击，李世民未占上风。直至李渊被迫发布命令，李世民方才控制局势。事后，李世民诛杀李建成、李元吉两家男嗣，以绝反抗者的期望。李世民在政变后下令修改官修史书。此后编成的官修史书，不仅对当日政变的细节、经过多有隐晦，且对政变的前因后果大加修饰。北宋司马光编撰历史时，就对贞观时代的史学撰述不无微词。李世民登基之初，刻意修饰自己统治的形象，以政变夺嫡自立的关陇贵族，刻意迎合儒家的政治口味，自不免令人生疑。可是两汉以来饱受排挤的儒家终于受到优遇，实不愿多生是非。后人称颂的“贞观之治”，实在大有儒家修饰的功劳。但自“天人感应”到“贞观之治”之间的巨大分野，也可见儒家政治的式微。
建成、元吉与后宫日夜谮诉世民于上［建成：唐高祖李渊长子，被立为太子。元吉：李渊第四子，封齐王］，上信之，将罪世民。陈叔达谏曰：“秦王有大功于天下，不可黜也。且性刚烈，若加挫抑，恐不胜忧愤，或有不测之疾，陛下悔之何及！”上乃止。元吉密请杀秦王，上曰：“彼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