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往事:国史经典蚜-第5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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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贬。谋杀韩侂胄的史弥远为巩固地位，重新进用道学派。道学派对史弥远颇有非议，却没有因此拒绝史弥远的笼络。在政治上失势的叶适，与在朝的道学派逐渐分道扬镳。他晚年冷静地反省道学派的得失，提出了许多发人深省的见解。
叶适字正则，温州永嘉人。为文藻思英发。擢淳熙五年进士第二人［淳熙：宋孝宗年号，1174—1189年］，授平江节度推官［节度推官：唐末、五代为藩镇幕府职官，多由藩镇自辟置。宋代改由朝廷除授，选士人充任，用为选人阶官，后改为文林郎］。丁母忧。改武昌军节度判官。少保史浩荐于朝，召之不至，改浙西提刑司干办公事，士多从之游。参知政事龚茂良复荐之，召为太学正［太学正：宋代太学学官及职事官，掌学规、训导。］。
迁博士，因论对，奏曰：“人臣之义，当为陛下建明者，一大事而已。二陵之仇未报［二陵之仇：亦即靖康耻，徽宗、钦宗被掳］，故疆之半未复，而言者以为当乘其机，当待其时。然机自我发，何彼之乘？时自我为，何彼之待？非真难真不可也，正以我自为难，自为不可耳。于是力屈气索，甘为退伏者于此二十六年。积今之所谓难者阴沮之，所谓不可者默制之也。盖其难有四，其不可有五。置不共戴天之仇而广兼爱之义，自为虚弱。此国是之难一也。国之所是既然，士大夫之论亦然。为奇谋秘画者止于乘机待时，忠义决策者止于亲征迁都，深沉虑远者止于固本自治，此议论之难二也。环视诸臣，迭进迭退，其知此事本而可以反覆论议者谁乎？抱此志意而可以策励期望者谁乎？此人才之难三也。论者徒鉴五代之致乱，而不思靖康之得祸。今循守旧模，而欲驱一世之人以报君仇，则形势乖阻，诚无展足之地。若顺时增损，则其所更张动摇，关系至重。此法度之难四也。又有甚不可者，兵以多而至于弱，财以多而至于乏，不信官而信吏，不任人而任法，不用贤能而用资格：此五者举天下以为不可动，岂非今之实患欤！沿习牵制，非一时矣。讲利害，明虚实，断是非，决废置，在陛下所为耳。”读未竟，帝蹙额曰：“朕比苦目疾，此志已泯，谁克任此，惟与卿言之耳。”及再读，帝惨然久之。
除太常博士兼实录院检讨官［太常博士：掌议定礼仪及谥号、谥文。实录院：官署，负责修撰皇帝实录。］。尝荐陈傅良等三十四人于丞相，后皆召用，时称得人。会朱熹除兵部郎官，未就职，为侍郎林栗所劾。适上疏争曰：“栗劾熹罪无一实者，特发其私意而遂忘其欺矣！至于其中‘谓之道学’一语，利害所系不独熹。盖自昔小人残害忠良，率有指名，或以为好名，或以为立异，或以为植党。近创为‘道学’之目，郑丙倡之，陈贾和之，居要津者密相付授，见士大夫有稍慕洁修者，辄以道学之名归之，以为善为玷阙，以好学为己愆［己愆：自己的罪过。］，相与指目，使不得进。于是贤士惴栗，中材解体，销声灭影，秽德垢行，以避此名。栗为侍从，无以达陛下之德意志虑，而更袭用郑丙、陈贾密相付授之说，以道学为大罪，文致语言，逐去一熹，自此善良受祸，何所不有！伏望摧折暴横，以扶善类。”疏入不报。
光宗嗣位［光宗：宋光宗，宋孝宗第二子，1189—1194年在位。1189年孝宗禅位于他。因请立皇子赵扩为太子未获允许，疑心孝宗有废立意，从此疏远孝宗。孝宗死后，称疾不出执丧，朝中震动。太皇太后吴氏依赵汝愚等所请，奉赵扩即位，他被尊为太上皇。］，由秘书郎出知蕲州。入为尚书左选郎官。是时，帝以疾不朝重华宫者七月，事无巨细皆废不行。适见上力言：“父子亲爱出于自然。浮疑私畏，似是而非，岂有事实？若因是而定省废于上，号令愆于下，人情离阻，其能久乎！”既而帝两诣重华宫，都人欢悦。适复奏：“自今宜于过宫之日，令宰执、侍从先诣起居。异时两宫圣意有难言者，自可因此传致，则责任有归。不可复使近习小人增损语言，以生疑惑。”不报。而事复浸异，中外汹汹。
及孝宗不豫，群臣至号泣攀裾以请，帝竟不往。适责宰相留正曰：“上有疾明甚。父子相见，当俟疾瘳。公不播告，使臣下轻议君父可乎？”未几，孝宗崩，光宗不能执丧。军士籍籍有语，变且不测。适又告正曰：“上疾而不执丧，将何辞以谢天下？今嘉王长，若预建参决，则疑谤释矣。”宰执用其言，同入奏立嘉王为皇太子，帝许之。俄得御批，有“历事岁久，念欲退闲”之语，正惧而去，人心愈摇。知枢密院赵汝愚忧危不知所出，适告知阁门事蔡必胜曰：“国事至此，子为近臣，庸坐视乎？”蔡许诺，与宣赞舍人傅昌朝、知内侍省关礼、知阁门事韩侂胄三人定计［韩侂胄：北宋名臣韩琦曾孙，母为高宗吴皇后之妹，又娶吴皇后侄女。因策立宁宗有功，累拜至太傅、太师。排斥宰相赵汝愚去位，贬逐朱熹等，斥理学为“伪学”。1206年，追封岳飞为鄂王，夺秦桧王爵，出兵北伐，输家财二十万以助军用。北伐失利后，吏部侍郎史弥远与杨皇后密谋杀之，函其首送金乞和］。侂胄，太皇太后甥也。会慈福宫提点张宗尹过侂胄，侂胄觇其意以告必胜。适得之，即亟白汝愚。汝愚请必胜议事，遂遣侂胄因张宗尹、关礼以内禅议奏太皇太后，且请垂帘，许之，计遂定。翌日禫祭［禫祭：除丧服之祭］，太皇太后临朝，嘉王即皇帝位，亲行祭礼，百官班贺，中外晏然。凡表奏皆汝愚与适裁定，临期取以授仪曹郎，人始知其预议焉。迁国子司业。
汝愚既相，赏功将及适，适曰：“国危效忠，职也。适何功之有？”而侂胄恃功，以迁秩不满望怨汝愚。适以告汝愚曰：“侂胄所望不过节钺，宜与之。”汝愚不从。适叹曰：“祸自此始矣！”遂力求补外。除太府卿，总领淮东军马钱粮。及汝愚贬衡阳，而适亦为御史胡弦所劾，降两官罢，主管冲佑观，差知衢州，辞。
起为湖南转运判官，迁知泉州。召入对，言于宁宗曰：“陛下初嗣大宝，臣尝申绎卷阿之义为献。天启圣明，销磨党偏，人才庶几复合。然治国以和为体，处事以平为极。臣欲人臣忘己体国，息心既往，图报方来可也。”帝嘉纳之。初，韩侂胄用事，患人不附，一时小人在言路者，创为“伪学”之名，举海内知名士贬窜殆尽。其后侂胄亦悔，故适奏及之，且荐楼钥、丘崈、黄度三人，悉与郡。自是禁网渐解矣。
除权兵部侍郎，以父忧去。服除，召至。时有劝侂胄立盖世功以固位者，侂胄然之，将启兵端。适因奏曰：“甘弱而幸安者衰，改弱而就强者兴。陛下申命大臣，先虑预算，思报积耻，规恢祖业，盖欲改弱以就强矣。窃谓必先审知强弱之势而定其论，论定然后修实政，行实德，弱可变而为强，非有难也。今欲改弱以就强，为问罪骤兴之举，此至大至重事也。故必备成而后动，守定而后战。今或谓金已衰弱，姑开先衅，不惧后艰，求宣和之所不能，为绍兴之所不敢［宣和：宋徽宗年号，1119—1125年。绍兴：宋高宗年号，1131—1162年。］，此至险至危事也。且所谓实政者，当经营濒淮沿汉诸郡，各为处所，牢实自守。敌兵至则阻于坚城，彼此策应，而后进取之计可言。至于四处御前大军，练之使足以制敌，小大之臣，试之使足以立事，皆实政也。所谓实德者，当今赋税虽重而国愈贫，如和买、折帛之类，民间至有用田租一半以上输纳者。况欲规恢，宜有恩泽。乞诏有司，审度何名之赋害民最甚，何等横费裁节宜先。减所入之额，定所出之费。既修实政于上，又行实德于下。此其所以能屡战而不屈，必胜而无败也。”
除权工部侍郎。侂胄欲藉其草诏以动中外，改权吏部侍郎兼直学士院，以疾力辞兼职。会诏诸将四路出师，适又告侂胄宜先防江，不听。未几，诸军皆败，侂胄惧，以丘崈为江、淮宣抚使；除适宝谟阁待制、知建康府兼沿江制置使。适谓三国孙氏尝以江北守江，自南唐以来始失之，建炎、绍兴未暇寻绎。乃请于朝，乞节制江北诸州。
及金兵大入，一日，有二骑举旗若将渡者，淮民仓皇争斫舟缆，覆溺者众，建康震动。适谓人心一摇，不可复制，惟劫寨南人所长，乃募市井悍少并帐下愿行者，得二百人，使采石将徐纬统以往。夜过半，遇金人，蔽茅苇中射之，应弦而倒；矢尽，挥刀以前，金人皆错愕不进。黎明，知我军寡来追，则已在舟中矣。复命石跋、定山之人劫敌营，得其俘馘以归。金解和州围，退屯瓜步，城中始安。又遣石斌贤渡宣化，夏侯成等分道而往，所向皆捷。金自滁州遁去。时羽檄旁午［旁午：交错、纷繁。］，而适治事如平时，军需皆从官给，民以不扰。淮民渡江有舟，次止有寺，给钱饷米，其来如归。兵退，进宝文阁待制，兼江、淮制置使，措置屯田，遂上堡坞之议。
初，淮民被兵惊散，日不自保。适遂于墟落数十里内，依山水险要为堡坞，使复业以守，春夏散耕，秋冬入堡，凡四十七处。又度沿江地创三大堡：石跋则屏蔽采石，定山则屏蔽靖安，瓜步则屏蔽东阳、下蜀。西护历阳，东连仪真，缓急应援，首尾联络，东西三百里，南北三四十里。每堡以二千家为率，教之习射。无事则戍，以五百人一将；有警则增募新兵及抽摘诸州禁军二千人，并堡坞内居民，通为四千五百人，共相守戍。而制司于每岁防秋，别募死士千人，以为劫寨焚粮之用。因言堡坞之成有四利，大要谓：“敌在北岸，共长江之险，而我有堡坞以为声援，则敌不敢窥江，而士气自倍，战舰亦可以策勋。和、滁、真、六合等城或有退遁，我以堡坞全力助其袭逐，或邀其前，或尾其后，制胜必矣。此所谓用力寡而收功博也。”三堡就，流民渐归。而侂胄适诛，中丞雷孝友劾适附侂胄用兵，遂夺职。自后奉祠者凡十三年，至宝文阁学士、通议大夫。嘉定十六年，卒，年七十四。赠光禄大夫，谥文定。
适志意慷慨，雅以经济自负。方侂胄之欲开兵端也，以适每有大仇未复之言重之，而适自召还，每奏疏必言当审而后发，且力辞草诏。第出师之时，适能极力谏止，晓以利害祸福，则侂胄必不妄为，可免南北生灵之祸，议者不能不为之叹息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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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陈亮辩论王霸义利
靖康之乱后，中原地区被金国占领，北宋海内一统的希望破灭。宋室南渡，沦为偏安一隅的弱国，在南方苦苦撑持。朝野上下颇有收复故地、报仇雪恨的议论。士大夫的笔记、诗词也不时流露故国沦陷的伤痛。但是迫于形势，南宋君臣不得不接受偏安甚至附庸的地位。此情此景，无疑颇令时人感到屈辱。
在南宋境内，源自洛学的道学渐渐兴盛起来。洛学是宋学的一支，源自二程兄弟。但是北宋后期，王安石新学一家独大，洛学自然少有人问津。在反对新学的诸多学派之中，洛学的影响十分微弱，往往被视为学理上的孤独探求。后来南宋士大夫反思靖康之乱，往往将其归咎于王安石新法。故而南宋朝廷放弃独尊新学的政策，在科举取士时采取诸学派兼收并蓄的立场。其中洛学经过吕祖谦、朱熹等人的发扬，影响逐渐遍及朝野。
道学相信文明诞生以来的历史是渐渐衰退、败坏的。传说之中的上古三代被认为是理想的年代，那时有着纯洁的道德、理想和“王道”政治。但是三代以降，随着道德的败坏，黑暗年代迅速降临。在黑暗年代，流行的“霸道”政治以人类的私欲为前提，毫无可取之处。春秋之后的诸王朝中，汉、唐最为强盛。但是在道学的视野中，这些帝国愈是强盛，其“霸道”的痕迹就愈是明显，在历史上的地位也愈是低下。
但许多学者对这种叙述颇有异议，与朱熹相识的陈亮宁愿采取更加现实的态度。陈亮承认“三代”的“王道”是令人向往的理想政治。但他认为汉、唐仅仅是不完美的“三代”，“霸道”与“王道”并非泾渭分明，私欲与正义也可并行不悖。陈亮坦言他羡慕汉、唐的成就，这其实也是一心收复燕云十六州的北宋君臣的理想。
朱熹与陈亮往来论辩，但是最终无法互相说服。这就是古代思想史上著名的“王霸义利”之辩。事实上，道学新颖而执拗的历史观里交织着这个学派对道德的诉求。道学家相信坚持内心的正义是实现理想政治的唯一途径。对于偏安的南宋士民而言，内心的正义足以保证政治的正统地位，亦不失为一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