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往事:国史经典蚜-第7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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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奉命后，效仿湘军军制，将安徽地方团练和湘军若干部合并，组成淮军。太平军进逼苏南后，避难上海的官绅向曾国藩求援。曾国藩命李鸿章率淮军沿江而下，在上海登陆，对太平军形成合击之势。李鸿章进入上海后，接触驻守上海的欧美军人，渐生以西式军械装备淮军的愿望。李鸿章以海关收入购买、制造西式军械，并聘请欧美军官传习西式操法，由此将淮军训练成一支半职业化的近代军队。自此淮军很快跃升为勇营之翘楚，在平定太平天国运动的诸次战役中居功至伟。
攻陷南京后，曾国藩解散了大部分已经渐染会党习气的湘军，以恢复和平的帝国政治秩序。新兴的淮军后来居上，取代了湘军的地位，并成为镇压捻军的主要军事力量。此后淮军分驻各地，事实上已经成为清朝最重要的军队，李鸿章以淮军首领的身份，自然深为清朝廷倚重。此后，李鸿章历任各地总督，并被朝廷委以参赞中枢政务的重任。督抚地方时，李鸿章为装备、训练淮军，开设了一系列的兵工厂、辅助民用工厂和学校。赞理朝政时，李鸿章则坚持与各国和平往来，甚至不惜妥协退让，也不主张以贫弱的军力、国力孤注一掷。
李鸿章以其办理洋务的经验，同时参考欧美顾问或留学生的意见，渐渐了解到自己努力的局限。但是如果更有效的变革意味着动摇帝国政治秩序，李鸿章本人尚无如此决然的准备，更遑论说服更保守的皇室、朝廷。身为深受传统熏陶的官员，李鸿章依然钟情于传统的理想以及保卫这种理想的帝国政治。故而他努力利用传统中一切可能的革新来挽救传统，同时尽量避免两者的冲突。但是在以后的岁月里，保守派以为革新必将毁弃传统，而变法派相信革新将挽救一切，在两者的进逼下，李鸿章竭力避免的近乎崩溃的局面终于来临。
李鸿章，字少荃，安徽合肥人。父文安，刑部郎中。其先本许姓。鸿章，道光二十七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从曾国藩游，讲求经世之学。洪秀全据金陵，侍郎吕贤基为安徽团练大臣，奏鸿章自助。咸丰三年，庐州陷，鸿章建议先取含山、巢县图规复。巡抚福济授以兵，连克二县，逾年复庐州。累功，用道员，赏花翎［道员：俗称“道台”，官名，省之下、府县以上的地方官员。花翎：清代官帽上装饰的孔雀羽毛。最初只有王公大臣可以赏戴，自咸丰朝开始赏赐渐多。有单眼、二眼、三眼之别。“眼”是孔雀毛上的环状花纹］。久之，以将兵淮甸遭众忌，无所就，乃弃去。从国藩于江西，授福建延建邵道，仍留军。
十一年，国藩既克安庆［指1861年，曾国藩攻占太平军占领的安庆］，谋大举东伐。会江苏缺帅，奏荐鸿章可大用，江、浙士绅亦来乞师。同治元年，遂命鸿章召募淮勇七千人，率旧部将刘铭传、周盛波、张树声、吴长庆，曾军将程学启，湘军将郭松林，霆军将杨鼎勋，以行。又奏调举人潘鼎新、编修刘秉璋，檄弟鹤章总全军营务。时沿江贼屯林立，乃赁西国汽舟八，穿贼道二千余里，抵上海，特起一军，是为淮军。外国人见其衣装朴陋，辄笑之，鸿章曰：“军贵能战，非徒饰观美。迨吾一试，笑未晚也。”旋诏署江苏巡抚。
国家旧制，相权在枢府。鸿章与国藩为相，皆总督兼官，非真相［指1873年，李鸿章以直隶总督身份授大学士。但按清制，相权一直在军机处。］。然中外系望，声出政府上，政府亦倚以为重。其所经画，皆防海交邻大计。思以西国新法导中国以求自强，先急兵备，尤加意育才。初，与国藩合疏选幼童送往美国就学，岁百二十人。期以二十年学成岁归为国效用，乃未及终学而中辍。鸿章争之不能得，随分遣生徒至英、德、法诸国留学。及建海军，将校尽取才诸生中。初在上海奏设外国学馆，及莅天津，奏设武备海陆军，又各立学堂，是为中国讲求兵学之始。尝议制造轮船，疏言：“西人专恃其炮轮之精利，横行中土。于此而曰攘夷，固虚妄之论。即欲保和局，守疆土，亦非无具而能保守之也。士大夫囿于章句之学，苟安目前，遂有停止轮船之议。臣愚以为国家诸费皆可省，惟养兵设防、练习枪炮、制造兵轮之费万不可省。求省费则必屏除一切，国无与立，终无自强之一日矣。”
光绪元年，台湾事变［台湾事变：指1875年，日本侵略台湾］，王大臣奏筹善后海防六策。鸿章议曰：“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事，主客之形，皆适相埒［相埒：等同，相等］，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往来自如。阳托和好，阴怀吞噬，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瞬息千里，军火机器，工力百倍，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而环顾当世，饷力人才，实有未逮，虽欲振奋而莫由。易曰：‘穷则变，变则通。’盖不变通，则战守皆不足恃，而和亦不可久也。近时拘谨之儒，多以交涉洋务为耻，巧者又以引避自便。若非朝廷力开风气，破拘挛之故习，求制胜之实际，天下危局，终不可支；日后乏才，且有甚于今日者。以中国之大，而无自强自立之时，非惟可忧，抑亦可耻。”
鸿章持国事，力排众议。在畿疆三十年，晏然无事。独究讨外国政学、法制、兵备、财用、工商、艺业。闻欧美出一新器，必百方营购以备不虞。尝设广方言馆、机器制造局、轮船招商局；开磁州、开平煤铁矿、漠河金矿；广建铁路、电线及织布局、医学堂；购铁甲兵舰；筑大沽、旅顺、威海船坞台垒；遴武弁送德国学水陆军械技艺；筹通商日本，派员往驻；创设公司船赴英贸易。凡所营造，皆前此所未有也。初，鸿章办海防，政府岁给四百万。其后不能照拨，而户部又奏立限制，不令购船械。鸿章虽屡言，而事权不属，盖终不能竟厥功焉。
初，鸿章筹海防十余年，练军简器，外人震其名，谓非用师逾十万，不能攻旅顺，取天津、威海。故俄、法之警，皆知有备而退。至是［至是：指日本侵略朝鲜，在甲午中日战争前夕］，中兴诸臣及湘淮军名将皆老死，鲜有存者。鸿章深知将士多不可恃，器械缺乏不应用，方设谋解纷难，而国人以为北洋海军信可恃，争起言战，廷议遂锐意用兵。初败于牙山，继败于平壤，日本乘胜内侵，连陷九连、凤凰诸城，大连、旅顺相继失。复据威海卫、刘公岛，夺我兵舰，海军覆丧殆尽。于是议者交咎鸿章，褫其职，以王文韶代督直隶，命鸿章往日本议和。二十一年二月，抵马关，与日本全权大臣伊藤博文、陆奥宗光议，多要挟。鸿章遇刺伤面，创甚，而言论自若，气不少衰。日皇遣使慰问谢罪，卒以此结约解兵。会订条款十二，割台湾畀之，日本悉交还侵地。七月，回京，入阁办事。
十二月，俄皇加冕，充专使致贺，兼聘德、法、英、美诸国。二十二年正月，陛辞，上念垂老远行，命其子经方、经述侍行。外人夙仰鸿章威望，所至礼遇逾等，至称为东方毕士马克［毕士马克：即德国首相俾斯麦］。与俄议新约，由俄使经总署订定，世传“中俄密约”。七阅月，回京复命。两宫召见，慰劳有加，命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十月，出督两广。二十六年，赏用方龙补服。拳匪肇乱，八国联军入京，两宫西狩［两宫西狩：指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逃往西安。］。诏鸿章入朝，充议和全权大臣，兼督直隶，有“此行为安危存亡所系，勉为其难”之语。鸿章闻警兼程进，先以兵剿畿甸匪，孑身入京，左右前后皆敌军，日与其使臣将帅争盟约，卒定和约十二款［和约：即辛丑条约。
］。二十七年七月，讲成，相率退军。
延伸阅读
袁世凯驻节朝鲜
袁世凯出生于河南项城，袁氏在当地是素有名望的官绅家族。捻军波及河南时，袁世凯的祖父袁甲三组织团练，配合淮军镇抚。袁甲三诸子多为地方上有影响的官绅，并与驻扎北方的淮军将领素有交谊。袁氏子弟自幼在父辈？课下接受教育，致力于科举应试。但袁世凯本人对科举素无兴趣，几次应试落第后遂萌放弃之心。因着父辈的交谊，袁世凯投入淮军统领吴长庆幕府中，帮办文案，以求将来晋身的机会。不久，清朝藩属朝鲜发生兵变。应朝鲜请求，清朝派遣淮军吴长庆部开赴朝鲜，协助平定内乱，袁世凯亦随军赴朝。因其领军、应变的才华受吴长庆赏识，不久又奉命协助朝鲜国王整理军务。吴长庆奉召回国后，清朝驻朝官员以袁世凯最有实际影响。
袁世凯驻朝期间，以宗主国官员的身份处置朝鲜事务，其地位远非国内官员所能想望。除此之外，袁世凯又是朝鲜国王的顾问，常常参与军事、外交、财政等国是，权势十分显赫。朝鲜贵族变法派在日本影响下发动政变，企图倚靠日本改革政治，同时削弱清朝的影响。袁世凯果断率军击溃了变法派，夺回了国王，挫败了日本干涉朝鲜内政的企图。经过驻朝使命的历练，袁世凯获得了广阔的政治视野和处置政务的训练，同时为回国后的晋身积累了政治声望和资历。驻节朝鲜时的独裁地位，使这位年轻的官员极为自负，甚至恋恋不舍。在以后数十年的政治生涯中，这段少年得志的记忆，如梦魇一般纠缠着他。
甲午战争前，袁世凯建议李鸿章加强朝鲜防务，但是未见采用。在日本进逼的形势下，袁世凯奉命回国，他在朝鲜多年的经营无果而终。但依靠从前驻节朝鲜的声望，黯然归国的袁世凯被重新起用，奉命编练新建陆军。在清末风雨飘摇的危难局势中，他注定要成为足以左右局势的人物。
第98章 戊戌六君子（）
（近代）赵尔巽等
导读
本文选自清史稿卷四六四。
清政府在甲午中日战争中战败，被迫签订马关条约，割地赔款求和。马关条约意味着清朝的威望和领地大大削减，“同治中兴”的格局一夜之间破产。对清朝士民和舆论而言，原本被视为半开化夷狄的日本，变法后神话般地兴起，证明变法确是强国之途。除此之外，促使激进变法派操切行事，尚有一不曾言明的缘故。
欧美诸国渡海而来，无意统治政治、文化相去甚远的中国，而更倾向于获取通商利益。欧美诸国倚靠条约体系保证邦国交通，甚至愿意协助清政府改良政府、海关诸制度，以促进本国的利益。清政府最初将欧美诸国视为狡诈的夷狄，但在交通往来中渐渐改变了往昔的偏见。“同治中兴”时期的朝廷诸臣对欧美诸国在王朝危难之际信守条约一事，印象颇深。因此此后清朝与欧美诸国大体维持着和平、相互信任的局面。
相形之下，日本是大陆王朝近邻，向来与大陆往来不绝。清朝士民对倭寇之乱和万历朝鲜之役记忆尤深。明清易代之际，日本与南明诸朝廷、台湾郑氏的往来也令人怀疑其用心。在清朝政治视野之中，相比欧美诸国，日本是更危险的敌手。因为在古代历史中，许多半汉化的少数民族曾经入主中原，登堂入室，成为中原的正统王朝，更遑论政治、文化传统与大陆相近的日本。满族和许多更早的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先例，无疑加重了清朝廷的危机感，故而求变的思潮首先出现在宫廷内部。
年轻的光绪皇帝自感亡国危机的迫近，他召见、提拔了一些下级官员和士人，组成了亲近自己的官员群体，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制定了大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变法计划，期望以此挽救清帝国。直到帝国政治终结后，许多变法举措与帝国政治之间的冲突方才渐为人知。被冷落的慈禧太后及其官僚无意介入变法事务，“同治中兴”以来能相对而言独立处理地方事务的各省观望形势。但是光绪皇帝的变法未能发展到与慈禧太后及其官僚、地方对抗的地步，一次宫廷政变提前结束了皇帝前途并不光明的事业，使皇帝成为勇敢的改革者为后人怀念。光绪皇帝提拔的官员群体被解散，四位成员被杀。发动政变的慈禧太后深恨变法派离间皇室情感，仅仅为泄愤的缘故又处死了康广仁和坚持正统秩序的保守分子杨深秀。变法派追认他们为殉道者和圣徒，以标榜变法派的政治事业，史称“戊戌六君子”。
变法活动的鼓吹者，一心效法欧洲和日本的变法先例。可是他们对中外变法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