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龚自珍到司徒雷登-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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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中，蔡元培不是“憨大”，不是“愚不可及的书呆子”，而是“卑污苟且社会里一个最不合时宜的理想者”。他在蔡身上看到的正是理想的火星，他呼吁：“要保全这点小小的火星不灭，是我们的责任，是我们良心上的负担；我们应该积极同情这番拿人格头颅去撞开地狱门的精神！”
1924年，面对一个“一团漆黑”、“沉闷的时代”，他在写下《毒『药』》等诅咒诗之后，“心头的紧张才渐渐的缓和下去”。1928年，他痛骂国民党中央『政府』是“昏庸老朽的收容所”。1929年冬天，他在苏州女中演讲，痛斥当道的“妖魔”——“他们的贪，他们的毒，他们的野心，他们的威灵，他们手擎着全体民族的命运当作一掷孤注。”
满脑子理想主义的徐志摩没能用头颅撞开地狱之门。1931年11月19日，他乘坐的飞机不幸在山东济南附近的党家庄上空撞上了一座山，刹那之间，一代诗人化鹤归去，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年仅33岁。
面对徐志摩的死，他的朋友们无比沉痛，他们忘不了那个生气勃勃的志摩，忘不了那个浑身有使不完劲的志摩。1931年底，《新月》的“志摩纪念专号”刊出朋友们对他的怀念文章，算是永久的告别。但他的朋友又如何能忘得了他的热忱和活力。叶公超总是想起志摩生前闪烁的眼睛，嘴唇两端的曲线，稍微前倾的头部，想起他的灵敏和同情的幽默，特别是他的风趣，认为他和雪莱一样，一面对自己不满、对人生不满，一面却仍然充满了“勃勃的生气和不败的兴致”。“志摩与人认识十分钟就像二十年老友，从跑堂、司机、理发师……什么人都是朋友，看起来他好像是从来没有受过挫折和痛苦的人，永远充溢了蓬勃的生气和不败的兴致。因此，没有了他，《新月》也就失去了灵魂；《新月》原本固定每次两桌的饭局，在他死后也就没有了。”
徐志摩自称是一个“不可教训的个人主义者”，他所信仰的“德谟克拉西”在他看来就是普遍的个人主义，“在各个人自觉的意识与自觉的努力中涵有真纯德谟克拉西的精神：我要求每一朵花实现它可能的『色』香，我也要求各个人实现他可能的『色』香。”1923年10月28日，徐志摩即将离开西湖，吃蟹，喝酒，大夸冬笋真好吃。他在日记中写下：“一天的繁星，我放平在船上看星。沉沉的宇宙，我们的生命究竟是个什么东西？我又『摸』住了我的伤痕。星光呀，仁善些，不要张着这样讥讽的眼，倍增我的难受！”他短短的一生，上下求索，反复折腾，写诗作文，办刊结社开书店，他所求的在根本上就是“灵魂的自由”，这是他生命的理想，他使尽所有的力气生活，想做一个“平常人”，他全身心地追求“美与爱与自由”，去拥抱那天边的一钩新月。在他的生命中，生活本身是高于诗，高于散文和一切艺术、一切学问的。“我们的生命究竟是个什么东西？”他其实已经用自己全部的生命回答这个问号，他已实现了“他可能的『色』香”。
春去春又来，今天，就算我们想再寄一袋西湖边的桃花给徐志摩，也已无处可寄。一如二十多年前，海峡对岸，一盏孤灯之下，衰迈病弱的叶公超谢世前夕，再次想起永远年轻的志摩时所说的——
“世界上只有他这样一个人，再没有第二个了。”
本文主要参考书目：
1。虞坤林整理，《徐志摩未刊日记》，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
2。来凤仪编，《徐志摩散文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
3。顾永棣编，《徐志摩诗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4。《徐志摩全集》，香港文化图书公司，1983年版。
5。张新颖编，《储安平文集》，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
6。陈子善编，《叶公超批评文集》，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
第22章 “应笑书生不自量”： （1）（）
“中间势力”代言人张东荪
1943年7月，一个从日本人牢里出来不久的燕京大学教授竟派出私人代表，和十八集团军代表彭德怀签订“七七抗日协定”。
1944年9月，他缺席当选民盟常委。1946年1月他成为出席“政协会议”的38个代表之一。
1946年底到1947年春天，他以“调人”身份，奔走于南京、上海之间，不停地与蒋介石、司徒雷登等人会晤，斡旋和平。
1949年初，他为攻、守双方所倚重，介入北平和平斡旋，代表傅作义将军出城谈判。他本人在1950年自述生平著书十多册，“实不抵此一行也”。『毛』泽东也在颐和园的一次会上说：“这（是）张先生的功劳！”
这个“张先生”就是张东荪（1886—1973）。他做过报纸、刊物的主笔、主编，做过大学教授、代理校长，是中国国家社会党（中国民主社会党）主要创始人之一，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秘书主任、华北总支部主委，在20世纪前半叶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常常能看到他文弱的背影。他在《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自序中说：“我自辛亥革命之前一年起，即直接间接多多少少与所有几件政治上的大事都有关系。虽未直接干政治，却从未远离。”他多次有机会做北大校长，乃至做大官，但他对地位、官职从无兴趣。
他说，“至于我自己早已自知是不适宜于党派生活的一个人”。储安平1947年在《观察》周刊发表的《中国的政局》文中说：“张东荪先生也不适宜从事实际的政治生活，他是一个哲学家，一个思想家，他在政治方面最能贡献的还是在思想及言论方面。”同年，熟知他的《时事新报》老同事俞颂华说得更清楚：“只要中国国内和平之局一旦实现，我相信他便不再参加任何政治活动与党派生活，而要完全埋头于研究和著述的文化工作，做一个太平世界的学者。他目前参加政治活动，发表政论，完全出于他对中国对世界的一种责任感。照我看来，他的个『性』，的确不适宜于党派生活，在政治上他也确无丝毫野心与任何企图。……至其报国的重心则仍然是放在教育上与学问的研究工作上。一言以蔽之，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学者，不是一个党人，也不是一个政治家。如果有人期待他做一个党人或党魁，在政治舞台上成功，那就不是他的知己。……他能立德立言，并且在这一方面已经有了成就，所以他始终能站在时代前锋，为青年学子所敬爱的导师。”“我相信，他在学术研究工作上，在教育与著述上，对于国家的贡献，比较他在政治上、政党上的贡献更大。”
他在民盟的助手叶笃义回忆，他对人事“不感兴趣”，1949年的时代转换之际，在民盟领导层中，除他之外，“其余的人都为自己的安排不满”，而他当了中央『政府』委员心满意足，把政协委员都让出来了。
他向来主张“教书的要与闻政治”，反对天塌不管，但他同时强调不要“离开自己的岗位”。他认为以公民资格对国事发表意见，并不就是“干政治”。他在20世纪前半叶疾风暴雨中的种种选择，几乎都来自他这种自觉的知识分子意识。
方今社会为嫖赌之风所掩，政治为私欲之毒所中，吾侪几无一席之地可以容身。与其与人角逐，毋宁自辟天地，此学灯一栏之由立也。其旨有三：一曰借以促进教育，灌输文化；二曰屏门户之见，广商权之资；三曰非为本报同人撰论之用，乃为社会学子立说之地。
1918年3月4日，上海《时事新报》创办“学灯”副刊，这是张东荪执笔的《学灯宣言》。当年他33岁。小小的“学灯”，在“五四”的浪涛中大放异彩。一灯如炬，照亮过一代青年，与《晨报副刊》、《民国日报》的“觉悟”副刊合称为“五四”时期的三大副刊，也是当时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重要平台。
继他之后，多少受到他影响的俞颂华、郭虞裳、李石岑等先后主编这个副刊，关注教育、社会、劳动、『妇』女、产业组合和其他社会改良问题，力图输入新道德、新思想、新文艺。他们认为有了新的，旧的自然会消亡，这是新陈代谢的道理。为此，他与年轻气锐的北大学生傅斯年发生过一场小规模的笔战。
也是在这年12月26日，梁启超前往欧洲考察前夕，在上海和他、黄溯初作过彻夜长谈，相约把重心转到思想文化上来。1915年12月18日，梁启超南下上海，策划倒袁，他们第一次见面，一见如故，从此往来密切，引为同党。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说到那一夜的通宵之谈：“着实将从前『迷』梦的政治活动忏悔一番，相约以后决然舍弃，要从思想界尽些微力，这一席话要算我们朋辈中换了一个新生命了。”
在此之前，围绕在梁启超身边的一批朋友（包括张君劢、张东荪、蒋百里、俞颂华、郭虞裳等20人）已发起一个学术团体“新学会”，想从学术思想上谋根本的改造，作为“新中国”的基础。1919年9月，他们以“新学会”名义办了《解放与改造》杂志，由张东荪主编，打出“改造社会”的旗帜，评论当时的各种社会问题，介绍社会主义思『潮』。1920年，梁启超从法国回到上海，雄心勃勃，要办报办刊办大学，推动留学，组织学术社团，还要办贸易公司、轮船公司，这是他在欧洲的设想，中心就是文化运动。当年5月，《解放与改造》改名为《改造》，由新成立的“共学社”主办、蒋百里主编。其精神与《解放与改造》一脉相承，宣传温和的社会主义，主张脚踏实地的社会改良。
成立于4月的“共学社”，提出了“培养新人才，宣传新文化，开拓新政治”的目标，核心人物还是梁启超、张君劢、张东荪、蒋百里，但比“新学会”的基础要广泛，蔡元培、张謇、张元济、熊希龄、范源濂、张伯苓、严修、林长民、张公权、丁文江等名流都列名董事会，评议会中则有徐新六、舒新城等人，还有穆藕初、聂云台等实业家的支持，各方面捐助的经费比较充足。除了办刊，“共学社”曾邀请国际大学者来中国讲学，如罗素、泰戈尔及德国哲学家杜里舒等。本来还要请经济学家凯恩斯、哲学家柏格森等，因故未成。当然最大的成绩还是编译新书，1922年出版40多种，总计大约有100多种，引入许多社会学、哲学方面的书籍，包括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不同思『潮』。
俞颂华在1947年写的《论张东荪》中说：“他办过《时事新报》、《解放与改造》杂志，对于介绍新思想是很有贡献的。在五四运动时代读过他的报与杂志的人，想必还都肯为我这话作证。”因为他转向思想文化的努力，1920年陈独秀在《新青年》杂志发表文章，将他看做是“主张不谈政治”的学界代表之一。1921年初，在湖南的青年『毛』泽东将梁启超和他称为改良派代表。
张东荪是杭州人，但他的出生地在直隶内邱县，他父亲是当地知县。1893年1月，母亲病故时他只有7岁，父亲带着他和哥哥扶棺回杭州，将他母亲葬在西湖边的丁家山，他家的祖坟地上。《张东荪传》作者左玉河说，他们两兄弟很可能就没有随父亲回北方任所，而是留在杭州读书，比他大12岁的哥哥张尔田担负起了教育弟弟的责任。他的旧学根基就是少年时代打下的。1952年他在自我检讨稿中说：“我从小即读中国旧书。孔孟之道、中庸主义在我身上有深厚的根基，养成一种气质，总以为清高最好。自命不凡，爱好名誉，有时自以为倔犟就是有气节。”在1946年出版的《思想与社会》序论中，他说，16岁就对哲学发生兴趣，读到一些佛教书籍，不禁手舞足蹈。
（晚清思想史上大放光华的人大多与佛学产生过强烈的共鸣，章太炎、谭嗣同、梁启超等人无不如此，佛学成为那个过渡时代的显学。不过他们信仰的佛学是入世的、积极的，而非出世的、消极的。）1904年，他获得官费留学日本资格，进入东京帝国大学学哲学。他在留学时期就显示出“救世”的志趣，1906年与蓝公武等同学在东京发起“爱智会”，当年10月创办《教育》杂志，只出了2期。卢梭的《民约论》影响了他的一生，他喜欢西方哲学，尤其喜欢自由主义，并与中国传统中固有的个人主义相结合，形成了“极端的个人自由主义”，“喜欢自由散漫、独往独来，爱自己随便作主张”。1911年他学成归国，曾在太和殿参加洋殿试，面见尚不懂事的宣统小皇帝，被授予格致科进士。
1911年5月，他在《东方杂志》发表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