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龚自珍到司徒雷登-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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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陈宝箴、陈三立到陈衡恪、陈寅恪，陈家三代都在历史上留下了痕迹。“义宁陈家”如今已是一个历史名词。中国近代以来，显赫一时的家族也多矣，但多昙花一现，能绵延几代，为世人尊敬的，实在少之又少。与陈寅恪交情很深的吴宓有一番中肯的评价：“……故义宁陈氏一门，实握世运之枢轴，含时代之消息，而为中国文化与学术德教所托命者也。”
陈三立生于1853年，他一生的主要功业是1895年到1898年辅佐父亲陈宝箴推行湖南新政。他是1889年的进士，曾担任吏部主事，不久辞职南下，先在两湖书院执教，受到张之洞的赏识。1895年8月，陈宝箴以花甲之年出任湖南巡抚，有了独当一面、一展抱负的机会。陈三立虽然没有职位，但在整个湖南新政中，他的功劳很大，他以公子身份协助父亲，出谋划策，网罗人才，并参与具体事务。当时很重要的矿务总局，他虽不在其中任职，但“矿务一切为其主持”。“改革发原（源）于湘，散源（原）实主之”，这是欧阳竞无的说法。有人甚至说，湖南一省政事，“隐然握诸三立手，其父固信之坚也”。
湖南新政因时势而成，是一批有热情、有才干、有追求的人物因缘际会造成的，陈宝箴当然是中心人物，陈三立同样不可或缺，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称陈三立为湖南新政运动的幕后主持人，不是凭空的想象。正是他和黄遵宪、江标、徐仁铸、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皮锡瑞、梁启超这“一班活活泼泼的壮年名士”，聚集于湖南一隅，成为新政得以展开的一个重要条件。湖南学者邹代钧在写给汪康年的信中，盛赞陈宝箴“识见为当今所无也”，他们当时的计划是以湖南为天下富强之先，并与湖北的张之洞、谭继询联成一气，以撑东南大局。
在他们倡导下，“南学会”出现了，保卫局出现了，武备学堂出现了，算学堂、时务学堂出现了，《湘报》、《湘学新报》出现了。短短两年间，电线、铁路、轮船、电信、银行、矿务总局、银圆局、铸造钱局、官钱局、机器制造公司、电灯公司、火柴厂、煤油公司等新生事物不断冒出，而且疏通河道、建造港口，便利航运，种桑公社等农工商业也都是在这个时候出现的。从改革书院到改革币制，从教育、新闻到实业建设，湖南新政兴盛一时，生气勃勃，开全国风气之先。
第7章 “维新公子”陈三立 （2）（）
1897年成立的“南学会”，一方面培养老百姓的政治参与意识，一方面普及教育新知，常常用演讲的方式介绍新知识，内容涉及学术、政教、天文、舆地等，听讲时可以发问，可以辩论，学会还有图书馆，人人可以借书。和民众接触最深的就是这个“南学会”，特别是那种通俗讲演，当时的少年范旭东（以后成为实业家）几十年后仍记得：“那时候年纪很小，住在乡下读书，只见到过一回。那天，上述各位，到的不少，都是坐在台上，讲演的时候，也不站起来，声音很小，又是文言，我一点不懂。我记得我只看见他们坐着摇扇子，仿佛还有一位抽着水烟，……不要笑他们腐旧，要知道那时候，凡是官府出门，就要鸣锣清道，排场十足。他们这样不同流俗，降格相从，和民众接近，的确下了最大决心。如果不是真正读通了书，而且有为国为民的心，决做不到。”
在“南学会”的示范、带动下，湖南各地各种学会如同雨后春笋般冒出来，除了“南学会”的分会，还有舆地学会、算术学会、公法学会、化学会等等。很多年后，史家张朋园在《湖南现代化的早期进展》中评价湖南新政运动：“在政治方面提倡参与，以群策群力来发挥团结一致的力量；在经济方面，力主开发富源，以提高人民生活，增强社会实力；在社会方面，提倡教育，发展人民知识，主张自由平等，期望人民皆能为国家效力。”
以开民智为宗旨的时务学堂受到光绪帝的关注，他曾夜读时务学堂章程，并特批以湖南部分盐税资助经费。1897年8月28日，第一次招生考试，录取学生40人，参加过那场考试的章士钊、杨树达等人回忆，陈宝箴亲自“监临收卷”，陈三立亲自“校阅文卷”。当年，黄遵宪向陈宝箴建议请康有为担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陈三立主张请梁启超，他说自己读过梁的文章，“其论说似胜于其师，不如舍康而聘梁”。最后请了梁。在写给汪康年的信中，陈三立说自己第一次读到《时务报》，“心气舒豁，顿为之喜”，认为“必能渐开风气”，此前他听说梁启超“乃旷代奇才，今窥一斑，益为神往矣”。事实证明，梁启超到时务学堂讲学，对湖南影响很深。无论是选学生还是请先生，都显示了陈三立不寻常的见识。1922年，他和梁启超在南京重逢，谈及蔡锷，他告诉梁，当年蔡锷来考时务学堂时只有十四岁，文章不通，已经被排除在录取名单外，是他看蔡锷年少特别录取的，后来果然有大成。这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
在推行新政的过程中，阻力一直存在，1898年春天，左都御史、长沙人徐树铭在保守派的怂恿下，上疏弹劾陈宝箴、江标、徐仁铸等，要求责令撤换梁启超，另外请人主持时务学堂。6月22日，杨深秀上折（康有为代草）请褒扬陈宝箴，当天光绪称许陈“锐意整顿”。到7月29日，杨深秀再次上折（康有为代草）《请奖陈宝箴折》，同日光绪帝的上谕要求陈“务必坚持定见，实力举行，慎勿为浮言所动”，实际是督促陈不要有所退缩。
同年6月18日，陈宝箴保荐了“名位未显，而志行可称，才识殊众”的17人，其中包括杨锐、刘光弟、陈宝琛等，刘光弟与他素不相识，杨锐则是张之洞的门生。陈宝箴想不到，正是这次举荐将为他们父子带来灾难。当戊戌政变的消息传来，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处境的危险，还致电荣禄，希望能“息党祸，维元气”。9月24日，张荫桓、徐致靖、杨深秀及谭嗣同、杨锐等“军机四卿”被革职拿办，28日“戊戌六君子”被杀。接着，张荫桓被发配新疆。御史黄桂鎏先后两次上折弹劾远在湖南的陈宝箴。10月6日上谕下达：“湖南巡抚陈宝箴，以封疆大吏滥保匪人，实属有负委任，陈宝箴着即行革职永不叙用。伊子吏部主事陈三立，招引『奸』邪，着一并革职。”同时被革职永不叙用的还有江标、熊希龄。据说这已是荣禄、王文韶在慈禧太后面前苦求的结果，否则他也有发配新疆的可能。
在移交完湖南巡抚印信后，陈宝箴一家踏上了返乡之路，父子“一生政治抱负，遂尽于此”。陈三立忧国之念虽未泯灭，从此“不再与闻政事”。当年陈寅恪只有9岁。1965年与1966年，离陈寅恪生命的终点已近，他写下《寒柳堂记梦未定稿》，对祖父和父亲亲历的维新事业和悲剧命运有过冷静的记述。湖南新政的实绩确是陈氏父子齐心协力造成，梁启超说陈宝箴在湖南的治绩“多其（指陈三立）所赞画”。他们父子被罢黜后，有人以为陈宝箴为儿子所误，王辏г颂鞠ⅰ敖魅撕锰铀祷啊保⒋铀巍⒚骼分姓页鲆谰荩低醢彩浞ㄊ保鍪露加啥又鞒郑厢缘惫参ǘ邮婪允谴印Ｕ獠还墙魅说墓呃恢档闷婀帧６猿率细缸拥囊パ源用挥型Ｖ构氯⒅鞒挚笪瘢晃慌笥涯敝氨痪埽幕吃雇诔录衣淠押螅茨涿懦胺恚骸棒骠孀鞘兰压樱谎皆！背路蛉擞崦魇戳耍⑿λ担骸按硕淙醇选！背氯⒈挥巴砬逅墓印敝唬胩匪猛朊Ｎ煨绫浞ㄊО芏猿录业拇蚧髦林厥峭馊四岩蕴寤岬模氯⒃僖参茨芑指丛５牵辛撕闲抡哪且荒唬徒涝墩玖⒃诶分小�
1900年夏初，70岁的陈宝箴猝然逝世（他的死因至今还是一个历史公案，有人考证说他是被仓皇西逃的慈禧赐死的）。往事如烟，世局如棋，“乾坤泡幻局如棋，独立苍茫事可悲”，这位不以诗名的前湖南巡抚留下了这样的诗句。湖南新政的进程不幸因戊戌政变而中断，但陈三立他们的努力已载入史册。在漫长的后半生中，陈三立时时回望橘子洲头，想起那段倾注了他们父子全部心血的历史。
陈三立30岁时就受到有世界眼光的郭嵩焘看重，日记中称他“年甫及冠，而所诣如此，真可畏”。郭嵩焘对他们父子的影响，对湖南维新运动的影响最为深远。1898年，世人都说守旧的荣禄还保举陈三立应经济特科，英国人濮兰德与白克浩司的《慈禧外纪》中说：戊戌4月23日，“荣禄力荐一维新人物于帝，乃湖南巡抚陈宝箴之子。此事言之极有趣味，盖欧人皆谓荣禄始终反对变法也，观于此，则知荣禄初亦非坚持反对者，其后情势所迫，乃成势不两立之势。虽其前日所力荐者，亦不得不反而为仇矣。此非荣禄忽然变其政见，乃当前维新党人，自趋于危险之地，且其所行，太出人意料之外也”。陈寅恪说：“慈禧外纪所言，或非无因。
”同年5月，内阁学士张百熙奏保17人应经济特科，康有为、梁启超、陈三立、唐才常、杨锐、汤寿潜、宋育仁等都在名单上。江苏学政瞿鸿禨还将陈三立列为《保举经济特科片》首位人选，评语中称他“学有本原，宅心正大，于中国政治、外洋情势均能洞彻，识量宏通”。7年后，时势已变，山东学务处议员兼总监宋恕在《推荐国文学堂监督人选禀》，共推荐14人，称陈三立“学行之优，世所共信”，名单上其他人包括蔡元培、汤寿潜、孙诒让、严复、陈黻辰等。第二年，学部保举的33人中他又榜上有名。严复与熊纯如的私人通信，臧否人物往往不留情面，却多次推许陈三立“学问行谊，『性』情识度，令人低首下心”，虽“具新学识”，然“游于旧法之中，行检一无可议。”民国元年，严复出任京师大学堂总监督事务，请陈三立前往任职，他坚辞不去。
也许从后人的眼光来看，以陈三立的学识和名望，大半生都耗费在没有多少意义的旧体诗上，实在是一种浪费。他的诗是咏叹、是抒怀，是一曲正在逝去的农业文明的挽歌，他曾参与变革，试图把“衰世”中国带出旧日的农业社会，在湖南兴学、办报、开矿、建厂、组织保卫局，都是近代的产物，一旦这一切化为乌有，他实际上有点自暴自弃，他的诗中弥漫着一种理想破灭后的悲哀与苍凉。他的思想停留在维新时代，甚至倒退了。但有两点不能忘记，第一，他曾亲身参与了文明转型的实践，正当年华作为举世有名的“维新公子”做了一番事业，他的作为已融入了整个现代化的进程。第二，他身上有一种不为利禄所动的人格力量，是古老文化传统中有价值的一面在转型时期的延续和传承。
自戊戌变法失败，惨遭变故以来，他的满腹抱负都化为流水，陈三立只能诗酒自娱。在晚清，他是新人物，在守旧派看来不合时宜；在民国，他是遗老，依然不合时宜。他的诗名越显赫，就越是显示出他内心的悲凉。欧阳渐评价他：“得志则改革致太平，不得志则抑郁发愤而一寄于诗，乃至于丧命。彻终彻始，纯洁之质，古之『性』情肝胆中人。发于政不得以政治称，寓于诗而亦不可以诗人概也。”
1923年6月29日，陈三立的夫人俞明诗病故，接着，8月7日，他们的儿子、以绘画知名于世的陈衡恪（师曾）也撒手而去。接连的丧妻、丧子之痛，使70老翁不堪忧伤，三个女儿很为他担心，送他到杭州西湖边休养。1925年，他在杭州西湖畔的九溪十八涧、牌坊山下为夫人、儿子选定墓址，而且准备自己将来也葬在那里，他献给亡妻的挽联说：
一生一死，天使残年枯涕泪；何聚何散，誓将同『穴』保湖山。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时，拖着衰迈病体的陈三立正在北平，亡国的忧虑笼罩了他生命的终点，他日日关心战况，幻想着奇迹发生，捷报传来。8月8日，日军入城，他拒不服『药』，甚至拒不进食，支撑到9月14日，“忧愤不食而死”。临终之际，他还发出这样悲愤的疑问——中国人岂能猪狗不若，“终将帖然任人屠割耶”？物伤其类，1937年10月14日，远在上海的张元济给陈寅恪的电文说：“戊戌党人尽矣，怆痛何极。”
山河破碎，直到1948年陈三立才得以了却归葬西湖的心愿。从此，西湖牌坊山下成为陈家永远的托梦之地。
陈三立先后在杭州租房住了几年，他的诗集中，有很多与西湖有关的诗。1924年春天，印度诗人泰戈尔到杭州登门拜访他，王统照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