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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部分

揭秘雍正朝重重疑案:原来雍正-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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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这一点出发,认为岳钟琪必定能成为反清复汉的英雄,或者就只当他是反清复汉的英雄而以他相号召。雍正五年,一个名叫卢宗汉的人,沿街叫喊:岳公爷带领川陕兵马要造反了!大伙一起反了罢!岳钟琪本来就如履薄冰,有口难辩,出了这样的事,就好象吃了一只苍蝇。幸亏雍正回护他,谕内阁曰:“岳钟琪功勋懋著,朕才任以西陲要地,付以川陕重兵,奸佞之徒造作蜚语,谗毁大臣,其罪可胜诛乎?”对于如此的浩荡皇恩,岳钟琪肝脑涂地也难以报答。谁知事隔一年,又冒出来曾静、张熙,缘由仍是“岳飞之后”!
  岳钟琪几乎暴怒,但他知道没用,随即镇定下来,给雍正上了密折,请求“恩准将张倬解送到京”,让皇上亲自处理。雍正认为张倬既敢拦驾投书,必定是一个亡命之徒。死都不怕,刑讯何用?因在岳钟琪密折上朱批道:“此事在卿利害所关,量卿不得已而然,但料理急些了。当缓缓设法诱之,何必当日追问即加刑讯?伊既有是胆为此事,必是一亡命不畏死之徒,便解京亦不过如此审问。”岳钟琪心领神会,随即演出了与张熙盟誓之戏。
  而这一切,都使预藏在暗室之中的满员按察使硕色听了个清清楚楚。紧接着,按图索骥,顺藤摸瓜。
  雍正接到岳钟琪密报他诱出的张熙的口供后,立刻于十月间派副都统海兰、十一月间派刑部左侍郎杭奕禄为钦差,急赴湖南,令湖南巡抚王国栋、浙江总督李卫、江南总督范时绎,将是案一干人犯全部拿获。拿获的人犯有:曾静,曾静的好友、原永兴县教谕刘之衍,刘之衍的学生陈立安,陈立安的儿子陈达,曾静的学生张勘、曹珏,张熙的哥哥张照,同曾静一样崇拜吕留良的七十二岁的谯中义,谯中义的儿子谯大谷,张熙旅途相识的毛仪、车鼎丰、车鼎贲,张熙称其学问好(其实并未见过面)的孙用克,以及吕留良的儿子(时吕留良已死)吕毅中、吕黄中,长孙吕懿历,严鸿逵(吕留良的学生,时已死)的学生沈在宽等。前后数十人锒铛入狱,一百余人受到牵连。
  张熙目瞪口呆。另一件事使他更加目瞪口呆。这便是他老师曾静的“师表”。张熙投书上路,曾静曾为他壮行。当时,曾静激昂慷慨,高吟:“但有虹贯日,竟无轲入秦!”与张熙共勉,要同做入秦刺秦王的荆轲,并在身着长衫上大书:“曾静死于此!”然对簿公堂,曾静却软成了一摊稀泥,不但招认如流,而且匍匐在地,摇尾乞怜,主动殷勤地写文章检查思想、深挖根源、自我批判!第三件事使张熙尤其目瞪口呆。当九卿大臣会议一致拟定将曾静、张熙等凌迟处死、株连九族时,雍正却独出心裁,认为曾静、张熙使“造书诽谤之奸人一一呈露”,因而有功,竟将他们免罪释放,并嘱咐将来子孙及地方官都不得追究和加害他们!
  曾静跟着钦差大臣杭奕禄,遍走江南江宁、苏州、杭州等地,到处现身说法,宣讲雍正亲自编撰的《大义觉迷录》,逐条驳斥自己“妄加”给雍正的十大罪状……张熙则跟着尚书史贻直遍走陕西等地,麻木不仁地做同样的事情。
  一场闹剧,又是一场惨剧。由此引发的吕留良文字狱案,以大逆谋反罪结案。已死的吕留良、吕留良的儿子进士吕葆中、吕留良的学生严鸿逵戮尸枭示;吕留良另一个儿子吕毅中、严鸿逵的学生沈在宽斩立决;“刊刻逆书”、“往来契厚”、“阴相援结”的车鼎丰、车鼎贲、孙用克、周敬舆斩监候,秋后处决;吕、严两家众多孙辈从宽发配宁古塔与披甲人为奴;其他从犯或流二千里三千里,或杖责,或给功臣家为奴。
  闹剧,惨剧,由一个人导演出来,这个人便是雍正。
  在处理整个案件的过程中,雍正的情绪与作为均有耐人寻味的反常之处。
  当获悉曾静致岳钟琪的策反书时,雍正竟至反常地“惊讶坠泪”。他说:“梦中亦未料天下有人如此论朕也。”平心而论,雍正对社会上关于他的种种非议,应该有思想准备,也确实有思想准备。他清楚,“从来仇敌之人,造为诽谤,以泄其忿者往往有之”,这种人“必有怨望之词”。
  但是,其时已是雍正六年九月。
  这个时候,非但允禟、允禩、允禵、允礻我等异己势力已被先后铲除,即使是年羹尧、隆科多等知情、又有可能影响皇权的前功臣也已先后伏法。而像曾静、张熙这样居于僻处穷乡、无书可读、消息闭塞的人,却了解或自以为了解宫廷斗争错综复杂的细节,而仍在指斥雍正谋父、逼母、弒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怀疑诛忠。雍正“不料其诬蔑诋毁、怪诞奇特至于此极,亦不料有曾静张熙辈遂信以为实,而便生背叛之心也”。
  对于岳钟琪与张熙假意盟誓的举动,雍正过份激动和感激,表现出近乎矫揉造作的反常。他在岳钟琪密折上批道:“览虚实,不禁泪流满面。卿此一心,天祖鉴之。此等盟誓,再无不消灾灭罪、赐福延生之理。朕嘉阅处实难笔谕。朕与卿君臣之情,乃无量劫之善缘,同会自乘愿力而来,协朕为国家养生者,岂泛泛之可比拟。朕实嘉阅之至。”“朕之诚实,卿必尽知,而卿之忠赤,朕实洞晓。朕惟朝夕焚香对天祖叩头,祝愿祈我良佐,多福多寿多男子耳。”
  对于张熙、曾静投书案的处理,雍正小题大做得反常、故作大度得反常。雍正亲自主持编纂了四卷本的《大义觉迷录》,其中包括十道上谕、审讯词、曾静四十七篇口供、张熙二篇口供、曾静一篇《归仁说》等文件在内,逐条驳斥了加给他的十条失德之罪。他将此书刊刻颁发至府、州、县学,大张旗鼓地组织宣传学习。同时,雍正竟然力排众议,释放了曾静、张熙。他对宠臣说:“遇此种怪物,不得不有一番出奇料理。”他对天下说:“朕治天下不以私喜而赏一人,不以私怒而罚一人。”
  事实果真如此吗?将张熙、曾静投书案与由之引发的吕留良文字狱案连起来看,可以发现,雍正辩解的重点在前者,惩处的重点在后者。雍正实际是制造了一个吕留良政治谋反案,将人们的视线,从雍正个人有没有谋父、逼母、弒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怀疑诛忠等具体问题,转移到“华夷之辨”、清朝统治中国的合理合法性之上,从而从大的角度证明自己继统的无可非议。雍正用心可谓良苦。
  事情按照雍正的设想进展,事情的结局却不一定像雍正设想的那样。
  的确,雍正本没有必要在大清国已巩固统治数十年、他本人已经当了七年皇帝的情况下,因为一个普通属下正常履行职责、支持了自己而感激涕零;因为几个无足轻重、空喊造反、手无缚鸡之力的穷酸秀才而喋喋不休地表白自己,为自己辩护,论证自己统治的合法性。一段本来多数人闻所未闻的“秘史”,变成了家喻户晓的谈资,朝野上下、全国城乡全都知道了,原来还有雍正篡位及种种毫无根据的说法。而雍正喋喋不休、自相矛盾、漏洞百出的辩解,却使更多的人产生“此地无银三百两”、“黑狗黑狗越描越丑”的感觉。
  曾静张熙投书案、吕留良文字狱案在高压下顺利解决。雍正却由此陷入一种“身败名裂”的郁闷之中,并从未有过地计较看似无关紧要的舆论与声誉。
  曾静张熙投书案结案两个月后,雍正下了决心,远离京东遵化马兰峪父祖的东陵,在京西河北易县营造自己陵寝的“万年吉地”。
  与之同时,雍正“稍觉”不适。
  该死的人已死,该清的账已清,该说的话已说。紫禁城的金顶依旧灿烂夺目,皇帝的宝座依旧是万民伏服、高入云端的集权象征。改变的只有宝座上的那个人——雍正,从年富力强,到老迈衰弱;从气吞山河,到心虚胆怯。这其间的转变,竟来得如此突兀。
  翌年二月,雍正病重。
  压力,使雍正心力交瘁。他顶着各方面巨大的压力,劳心劳神。他加上谋父、害母、弒兄、杀弟的罪名,无从分辨真假,时间长了,精神与心脏都承受不住了,雍正七年末八年初的那场病,实际是一个信号。因而,十三年(1735年),雍正死于心脏病突发或脑溢血——人们通常说的“中风”,应该是十分有可能的。


  第二章 雍正信仰

  神秘的破三关(1)

  雍正暴亡的原因是中风,这仅仅是一种可能,一种观点。对于雍正因病而故,官书记载十分简单,而且并没有言及雍正的病情。于是又有一种观点:雍正是炼服金丹而亡。
  这一种观点的依据,是雍正去世前后一些使人费解的迹象。
  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凌晨子时,雍正去世。皇四子弘历(即乾隆)拜接雍正传位遗诏受命,当天,率诸王大臣奉雍正遗体自圆明园返回大内。
  事起仓促,丧礼繁缛,嗣位、哭临……百事忙乱,应该是折腾了一日一夜。
  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五日,事隔仅仅一天,嗣君乾隆帝忽然迫不及待又不合时宜地下了一道谕旨,曰:“皇考万几余暇,闻外省有炉火修炼之说,圣心虽知其非,聊欲试观其术,以为游戏消闲之具。因将张太虚、王定乾等数人置于西苑空闲之地。圣心视之如俳优人等耳,未曾听其一言,未曾用其一药,且深知其为市井无赖之徒,最好造言生事。皇考向朕与和亲王面谕者屡矣!今朕将伊等逐出,各回本籍……若伊等因内廷行走数年,捏称在大行皇帝御前一言一字,以及在外招摇煽惑,断无不败露之理。一经访闻,定行严行拿究,立即正法,决不宽贷。”“彼等承蒙皇考及朕赏赐之御书、朱批、字迹等,一律交回,不许私藏。”
  就是说,雍正于日理万机的闲暇之时,闻听外省有祛病延寿的炼丹之术,虽明知其非,却抱着游戏消闲、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的想法,聊且让张太虚、王定乾等数人于西苑空闲之地竖炉炼丹。雍正不过将张太虚、王定乾等当作排遣取乐的优伶小丑,未曾听其一言,未曾用其一药。且多次当面向乾隆及各亲王说过,这些人是市井无赖,最好造谣生事。所以,乾隆下此谕旨,命将这些人逐回本籍。并严令他们上缴雍正赏赐给他们的御书、朱批、字迹等,警告他们不得捏造大行皇帝之言,在外招摇煽惑,否则,“一经访闻,定行严行拿究,立即正法,决不宽贷”。
  接着又下了一道谕旨,谕内监宫女,禁其妄行传说国事,“恐皇太后闻之心烦”,“凡外间闲话无故向内廷传说者,即为背法之人”,“定行正法”。
  乾隆新立,百端待举,为何驱逐炼丹道士成了头等大事?除非炼丹道士与雍正之死有某种关联。不仅如此,谕旨的每一句话都有疑点。说雍正在日理万机之际,听说外省有炼丹修炼之术,心里明知其非,却把这些道士召来,想试试以为游戏消闲,不过将他们视为优伶一样。既如此无足轻重,又为何引起乾隆这般重视?说雍正并未听信他们的一句话,服用他们的一粒丸药。这似乎是无端地解释,有此地无银三百两之嫌。说雍正深知其为市井无赖之徒,最好造言生事,并多次向乾隆与和亲王说过。以雍正的性情,如何能够容得他们在宫中一日!而以“正法”之刑严禁道士、宫女、内监“捏称”“妄传”的又是什么?是否与雍正猝死有关?
  雍正死得突然,他一死,炼丹道士就被驱逐出宫。被驱逐的不是和尚,乾隆此时还下令让超盛、元日两僧来京瞻仰梓宫,被驱逐的是道士。雍正的儿子乾隆并且不问自答地强调雍正没有服过丹药。也许这就是一些人推测雍正死于丹药中毒的来由。
  那么,分析雍正死于丹药中毒说,对认识原来雍正又有什么关系呢?炼丹,牵涉到雍正的信仰。从身心到信仰,从所做到所思,这应该是我们解读“原来雍正”的思路。
  雍正对佛道鬼神的态度经历了三个阶段:当皇子时,精研此道,以康熙国师章嘉呼图克图活佛为“证明恩师”,在章嘉的点拨下,勤修苦练,直透“三关”;当皇帝后,“十年不言佛事”;最后三年,重新大张旗鼓,推崇佛道,以致亲自“开堂授徒”。
  第一个阶段,可冠以一个标题:天命何归。
  人们往往在把握不住命运的时候相信命运;在万般无奈的时候求助神仙。康熙末年,诸皇子逐鹿储位之时,大约都是这种心态。
  皇八子允禩“每访得九流术士有些异样的”,便令心腹招其至家中,藏之于密室,“到打发去的时节”,便叫人送他一二百两银子,“这种人也多得紧”。皇九子允禟对自己的身世是否上膺天命,也抱着侥幸希冀之情,而与之来往密切的西洋传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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