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第1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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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系两相交叉。而该公司送呈《路线图说》，又与原呈所定路线，完全不同。交通部说“原案当然不能有效”。遂咨由吉林省长，向日代表拒驳，日使函请发给开工执照，亦由交通部驳拒。后来文禄死在北京，这件事也就搁起了。一九二一年，日本人忽又决定动工。延吉人说该公司并无华股，一面阻其开工，一面电请政府取消原案。于是交通部派员往查。查悉其中确无华股；且天宝山矿，亦已停办年余。而一九二二年正月，忽有延吉、和龙士绅，电部说该公司实有华股，请部发给开工执照。四月间，日人要实行动工。两县士民，群起阻止；并派人赴京呈诉。当由外交部电致日领，转饬日人停工。一面由交通部派员前往查办。旋因报载日人迳与吉林交涉，又经外交部通告日使：“凡未经中央认可的国际契约，一概不能有效。”后来据报载，此项交涉，又移到奉天。正式合同，业于十一月初八日签字。股本改为四百万元，中日各半。中国股东，傥不愿交现款，可由日股东代垫，而由华股东所得利益中扣还。
延吉、珲春、和龙一带，本系中韩接境的地方。据一九二二年初，吉林督军孙烈臣致中央的电报，这三县的韩人，就有三十万。次多的，便是伊通、桦甸、东宁、宁安、密山、虎林各县。再次之，是奉天的东边道。若合三省统计，韩人应有六七十万。此项韩人，大都归化我国。就使不然，照宣元的《间岛条约》，也应服从我的警权和法权。再不然，迳认为日人，也有一定的办法。然而事实上竟不然。据孙烈臣的电报说：“……利用韩民名义得计，则韩民之。如获得土地所有权等皆是。甚至日人假借名义，朦混购地。……利用日人名义得计，则日人之。如入籍问题，以日本国籍法相抵制。……综言之：韩民，垦民，日民，在南满在非南满，是一是二；一任政策如何，任意舞弄。……以韩民视韩民，则我对韩之惯例具存；入籍购地，归我管辖，不患无办法也。以日人视韩民，则我对日之约文犹在，亦不患无办法也。即谓在延边为韩民，在各县为日人，分别办理，亦可说也。若……举数十万……之民，忽韩忽日，忽南忽北，以为攫取领土，侵占主权之计，是可忍，孰不可忍？……”这真是个最难处置的问题了。
然而还不止此。日本的压服韩人，实在是所谓“以力服人，非心服也。”所以韩国人反对日本的甚多。所谓“独立党”者，虽经日本人尽力压迫；其逃入华境的，中国方面，也竭力帮着取缔，终不能完全廓清。一九二○年十月二日，韩国独立党，和其他人等约三百人，从俄国双城子方面，潜入珲春。焚烧日本领事馆，和日本人市街；日人死伤的，各有十余名。日本就进兵珲春，并且派兵到和龙、延吉、汪清、东宁、宁安各县。初九日，日本公使到外交部，要求协同剿办。经我国严词拒绝。日本外务省发表的布告，且谓我国的官兵，混入匪徒之中。后来查无实据；且延边一带，又经我国军肃清。日本乃于一九二二年三月后，将兵撤退。而于珲春、和龙、延吉、汪清、东宁五县，各置警察。中国迭次交涉，迄不撤退。乃一九二二年六月二十八日，又有马贼袭击头道沟日本领事分馆，毁去房屋数间。日人死者二名，伤者三名。驻京日使，于三十日，七月初五日，两次提出警告。第二次并说：再有此项事件发生，不能不再行出兵。我国于七月十四日，由大总统下严厉的命令，将吉林督军孙烈臣，交付惩戒。仍责成奉吉两省，协力剿捕。一面仍和日本交涉，要求其撤退警察。后来毫无效果。案我国的胡匪，在东三省横行，固然无可讳言；然而胡匪往往得日本的接济，也是彰明较著的事实。这个却也要求日本的反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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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2章 民国时代的财政情形（）
中国目前，最为不了之局，是军队和财政，这是多数人一致的意见。军事的大略，已见以前各章。财政大略情形，现在亦得略为叙述。
中国财政，向来持量入为出主义；所以进款虽少，收支是足以相抵的。即当叔季之世，横征暴敛则有之，却无所谓借债。——预借租调等，还只算是征敛。其恃借债以救急，实在从近代同西洋各国交通后起。然而这不过济一时之急；在大原则上，收支还是相合的。其负担实在超出于财政能力之上，而靠借款以为弥缝，则从甲午、庚子两战役后起。然仍是为应付赔款起见，在内政上，仍持量入为出主义。至一变而为量出为入主义，而又不能整顿收入，乃靠借债以举办内政，则从胜清末叶的办新政起。这时候的危险，在于借口借债以兴利，其实所借的债，能否应付所兴的利的本息，茫无把握。傥使借债甚多，而所兴的利，毫无成效，便要一旦陷于破产的悲境了。至于一国的大柄，倒持在特权阶级手里。他要花钱，便不得不花。而国家的大局如何，前途如何，再无一人肯加以考虑；——就有少数的人肯加以考虑，亦属无益。则更无从说起了。我现在先举有清末叶以来，中国财政上扩张的趋势如下：
年次岁入岁出
光绪十一年（概算）七七○八六四六六两七二八六五五三一两
光绪十五年（概算）八○七六一九五三两七三○七九六二七两
光绪二十年（概算）八一○三三五四四两八○二七五七○○两
光绪二十六年（概算）八八二○○○○○两一○一一二○○○○两
光绪二十九年（概算）一○四九二○○○○两一三四九二○○○○两
光绪三十四年（概算）二三四八○○○○○两二三七○○○○○○两
宣统三年（预算）二九六九六一七二二两三○一九一○二九六两
一九一六年（预算）四七九九四六七一○元四七一五一九四三六元
以上的数字，全系推测概算，和实际不符，自然在所不免。又一九一三年一九二○年，亦有预算；但临时收入（公债）和特别支出（军费），所列太多，不是通常的状况。又此表中特别会计（即交通四政），未经列入。
据此表看来，岁出的骤增，在光绪二十六年以后。然而收入也随之增加。其最显著的，是田赋及关税、盐税、烟酒税。田赋在胜清时，岁入不过三千万两左右，而民国预算，列至八千余万元。关税在前清为二千余万海关两，现为五千余万两。盐税先为一千余万两，现为八千余万元。烟酒税从前不过三四百万元，现在增至四千万元上下。然则中国的收入，原足以应付支出；而现在的闹穷，却是为何呢？以上参看《努力周报》，《中国财政的出路》，及《东方杂志》第十九卷第十二号。
民国的财政，当临时政府时代，原是很艰窘的。但是此项艰窘，不过是一时的应付不来。到善后大借款告成，而此项艰窘的情形，告一段落。当这时代，中央政府的威信，在形式上还能维持。各省的款项，都能按数解部。中央政府，对于整顿岁收，也颇尽力。一九一四、一九一五年间，收支相抵，已可略有赢余。一九一六年以后，独立的省分，不必说了。就是未独立的省分，款项也大部截留。至一九一七年督军团之变，而达于极点。于是中央竟没甚进款。而其时正值南北纷争，于是有日本寺内内阁时代，吾国的大借日款。过此以往，就日款也无从借了。于是有一切的小借款，所以要知道吾国近年中央政府的进款，看后文所列的内外债，便可以知道大概的。——因为除此以外，几于没甚进款。至于出款，却有许多，还须中央开支，以致积欠甚多，屡次闹成索薪讨饷的风潮。据一九二二年冬财政部所发表，则：
中央积欠军费一三四三八○○○○元
中央积欠政费六四一一○○○○元
一九二三年预算：中央应支军费，每月五百八十八万余元。政费，三百十二万余元。竭力节省，亦须每月四百万元。而国库入款：关余已悉数充作国债本息。盐余亦作国债和国库券基金，及其他专案各款。崇文门税，早经指拨供特种库券的保证。此外所收：只矿税十九万元，印花税五十七万元，烟酒税一百三十一万元，官产二千余元，所得税一万余元。合计二百零八万元。每月二十三万左右。
财政部的计划，说：各省解款，若能按照民五以前的办法，则中央应付的军政费，自当照支。傥或不能，则除近畿军队，京师军警饷项，及各机关行政费，仍由中央照支外，其他驻外军队，应由陆军部切实核减，或改归驻在省区负担。而关、盐、印花、烟酒、矿产，所得各税，及其他一切中央收入，各省仍必须照解。虽有此说，实际办到如何，却无从逆料。政府于十月八日，召集财政会议；由京内各部署，及各省区军民长官，各派一人，想把全国财政，通盘筹划。然此项会议，一九一三年、一九一六年，各已举行过一次；究竟效果如何？——议而能否实行？——也还是个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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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3章 中国的内外债uaiG。（）
中国的内债，起于光绪二十四年的昭信股票（债额一万万两，年利五厘，以田赋盐税为保）。然而其时人民并不知国债为何事。名为募债，而结果由绅富报效；所得无几；实在不成其为债。宣统元年的富签公债，抽签给奖而不还本（定额一千万元，以百分之三十为奖金）。只好算是彩票。末年发爱国公债三千万，年息六厘，以当时部库的入款为保。未几，民军起义。这项债票，共只发出一百六十余万元。后来由民国负担，于一九二一年偿清。前清时代的内债如此。
一九一二年的八年军需公债，已见第一章第三节。其后此项公债，发出的不过七百万元。后来政府又发行一种六厘公债，定额二万万元，以全国契税和印花税作抵。此项公债，到一九一四年发出的，还不过四百万元。而一九一五年帝制运动，发出骤多。到一九二一年，计算未还的，还有一万三千五百万元。乃用一九一二年整理公债借换。三四年公债，正直袁政府全盛之时，所以销数甚佳，结果都溢出定额。一九一六年则西南起义，全国已入分裂时期。所以竭力推销，始终未满八百万。后来此项债票，用以清理新华银行所发的储蓄票。一九一八年的两种公债，都用以收买跌价的京钞。一九一九年的七厘公债，定额五千六百万。后来所消有限，用八年整理公债收回。
皖直战后，靳云鹏组阁。其时京钞之价，已跌至四折左右；而一九一二年八年公债，亦跌至百分之二十。乃发整理金融公债，以收回京钞。又发整理六厘七厘公债，以收回一九一二年八年公债。而一九一二年八年公债，抵押在银行中，和付政治机关，以代现金的，退不在其内。乃又发一九一二年八年两整理公债，将其收回。同时定爱国公债，于本年还清。军需公债，和五年公债，七年长期公债，都用未经抵押的关余、盐余、烟酒税作抵；不足，则再加以各路盈余。其三年四年的公债，以取消的德奥赔款作抵。七年的短期公债，则以延期赔款作抵。公债的信用，到此似可维持。于是政府又发行十年公债三千万。其结果，未能销售，但全部抵押在外。
靳内阁的整理公债，一时颇见成效。但是他项理财政策，全然未能实行。政府仍是靠借短期重利的小款过日子。此项小款，到梁士诒组阁时，总数达一万○四百万，都是指盐余为保证。而其实盐余并没这许多，于是保证落空。各银行乃有组织盐余借款团，向政府索债之举。其时适值华府会议，通过增加关税，预计关余可以增加，乃有发行盐余借款九千六百万之举。其基金：第一年系用盐余。至关税增加之后，则改以关余为基金。其支配：系本国债权人，得四千九百四十万，外国债权人得三千九百万。余七百六十万，归政府自用。其后除这七百六十万，业经用去；又曾提五十万元，付司法界薪俸外；其余都还封存。奉直战后，又发行八厘公债四千万，以应暂时的政费。参看第五章第四节。
民国时代的内债，大略如此。还有所谓“额外借票”的一个问题。当五年之后，政府财政竭蹶，时时靠额外债票以救急。应付本息，概由中交两行垫付，随后由财部拨还。到一九二一年年底，财政竭蹶，财部既不能付，两行亦不能垫。先是政府的以关盐余和烟酒税为公债基金，系交总税务司安格联保管。及是，安登报声明：“此项额外的债票，不能负拨付之责。”于时持有此项债票的人大哗。其时额外债票，发出在外的，计三年四年和七年短期公债，总数四百三十五�
